此次丰县铁链女事件，舆情汹涌，持续升温，历 20 多天而不衰，且任何新发事件都难以将其覆盖，实属罕见。而这样一起虽典型而惨烈但看上去并不特别复杂的案件，却弄得越来越像个罗生门。
说看上去并不特别复杂，是因为主要当事人（董氏夫妇、八个孩子及后来抓获的涉嫌拐卖者等）以及董氏村邻、地方政府（市县乡三级政府及村委会和办理结婚证的民政部门等）都明晃晃地在那儿，证实血缘关系的技术手段也很简单，调查个来龙去脉，好像不太难吧？
但真相就是出不来。在强大的网络舆论压力下，丰县和徐州市政府也数度发声，甚至可以说反应并不慢。在舆情发生初期的 1 月 28 日，丰县市委宣传部就公开发布了关于事件的 ” 初步调查核实 “。两天后的 1 月 30 日，丰县以 ” 联合调查组 ” 名义再发公告。从 2 月 7 日起，发布规格上升到 ” 徐州市委市政府联合调查组 “，直至 2 月 11 日。但四次 ” 权威发布 ” 民众并不买账，反而因每次都被网民 ” 发现 ” 种种 ” 漏洞 ” 而普遭质疑，且质疑的声音远远大过当地政府的声音，以致徐州和丰县两级政府现在说什么都很少人相信，一头跌入所谓的 ” 塔西佗陷阱 “。
权威失信，真相渺茫，于是人人柯南，个个民科，最新的民间技术手段用上了人脸识别。网上信息真真假假汇成汪洋大海（有人统计称相关题材的信息流量已上百亿），丰县事件进一步滑入一个无比复杂的巨大黑洞。情绪渲染到哪怕是一些高端理性的知识群，你不发声，也成罪过。最新的消息是，江苏省委省政府已成立调查组主导调查，相信真相即将到来。
这时你会发现，有一个重要角色一直缺位。这就是本应以针砭时弊、揭示真相、匡扶正义为己任而担负社会瞭望哨职责的主流媒体。所谓主流媒体，是指那些掌握重要社会资源（也包括政府资源）、有一批专业记者队伍、专事新闻内容生产和传播、享有一定社会声誉和公信力的新闻媒体。现在的中央、省、市及少数区县具有新闻报道资质的多数媒体，可归此类。
前媒体人唐建光在一篇文章中说：” 只要派出一组记者，分赴丰县、四川、云南，解开谜底并不太困难。” 就丰县事件而言，话虽简单了点，但道理没错。新闻记者就是干这个的，而且最可能也最有条件干好。问题是事发至今，我们并没有看到这样一组或多组记者前往进行系统的调查，更别说当年前往事发地调查 ” 周老虎 ” 那样趋之若鹜了。当然，不少媒体都发表了评论（仍是少数但值得夸赞），表达了批评和期待真相的立场。但在真相水落石出前，仅 ” 针砭 ” 而无 ” 揭示 ” 是软弱无力的。何况网上现在最不缺的就是评论，那么点道理和义愤，已经重复了一万遍。
这时我们会习惯性地寄望于几家视野开阔、关注全国事件、重视优质内容生产、有一定编辑独立意识的媒体，就像 2020 年疫情最胶着时那样。但这次，也多少令人失望。澎湃新闻除了评论和转发当地官方通报外，唯一的 ” 直击现场 ” 是《女孩李莹失踪已过 26 年 / 家属：警方称 DNA 与杨某侠不匹配》，记者去了四川，采访了李莹家人。在重大热点事件上几乎从不缺席的《财新》，主要的报道内容也与李莹的 DNA 比对有关，记者也去了四川和李莹家。《南方周末》《新京报》等好像沉默得更多些。央视记者报道虽然和官方通报口径一致且未能播出当事人的自采画面，但毕竟有记者到达 ” 铁链女 ” 治疗的医院。总之，事发 20 多天了，主流媒体关于此事较为全面或核心的调查报道一直未见到。而网上流传的 ” 铁链女 ” 及其家人的照片和视频，都来自各类自媒体，或者说非主流媒体。不过也应指出，在媒体一片静默的时候，上述几家媒体的这些动作，也属难能可贵了。
这段时间，有几位可归类为 ” 前调查记者 ” 的老媒体人还是上了前线，凭借新闻人的情怀和追逐真相的惯性，做着令人尊敬的艰苦的新闻调查，从不同角度努力还原着真相，如邓飞、李华良、苏惟楚、铁木、马萨等。特别是原《凤凰周刊》记者邓飞，获得了不少宝贵的第一手信息和佐证材料。只可惜他们都已失去 ” 主流媒体 ” 的依托，无法将调查所得在主流媒体发表。因此，他们的渠道，也只能是自媒体。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即便这几位回到主流媒体，大概也是无所作为的。主流媒体的内容发布是一个系统工程，记者一夫之勇或一己之能固然重要，但离开后方编辑的配合和媒体高层的拍板，也难奏效。就像当年的三聚氰胺事件，在记者简光洲报道之前，已有媒体披露甘肃婴幼儿集中患肾病与和某种奶粉的相关性，但只有简光洲的报道指名道姓地挑明河北上市公司三鹿集团生产的 ” 三鹿 ” 牌奶粉与婴幼儿患肾病具有因果关系。记者勇气或获取确凿事实的能力可嘉，但他服务的《东方早报》的勇于担当，才是成功的关键。
不过我也不能装外宾。媒体在丰县铁链女事件上的沉默，和当前整个媒体生态有关。所谓非不欲也，实不能也。在我的记忆中，上世纪 90 年代到本世纪初这段报纸的黄金时期，媒体其实是挺乐于报道拐卖妇女儿童等案件或社会新闻的。这类新闻内容曲折、有人情味、可读性强、影响广泛，政治上也安全，因而经常出现在报刊上，公安部门也常常根据媒体报道的线索去发现和破获案件。如 90 年代发生在安徽、重庆、贵州等地的多起特大拐卖妇女案，都有众多报刊追逐跟踪。但最近多年来，一方面是这类案件明显减少，另一方面是媒体缺了报道这类新闻的能力和动力。这类新闻揭出来的事实往往与贫穷落后和行政渎职有关，对一方政府而言具有负面效应，加上经济滑坡导致记者士气低落，媒体便渐渐远离这类题材。
试想，如果近 10 年来媒体还像 20 年前那样保持对打拐的热情，丰县事件能拖到现在才被披露吗？撇开拐卖妇女不论，就是和精神病患者超计划生育八个孩子这一项，也逃不过嗅觉灵敏的报刊记者吧？何至于像现在这样真相如此模糊，信息如此纷乱，大众迷失于一地鸡毛？
健康的信息生态是靠主流媒体支撑的，全世界皆如此。主流媒体不作为，对社会的危害，可能作为个人不一定即时感受到，但作为社会整体必被牵动，最终会伤及个人，更伤及媒体自身。前些年的长春疫苗事件、北京红黄蓝幼儿园事件、山东顶替上大学事件等，皆非主流媒体报道，也皆关系到民众切身利益。
长此以往，主流必成非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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