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刚刚结束的东京残奥会上，三位华裔乒乓球选手雷丽娜、杨倩和马麟总共获得两枚金牌和三枚银牌的成绩，助力澳大利亚代表队在乒乓球项目上名列第二，仅次于中国。
这也是自1960年以来，澳大利亚在残奥会乒乓球比赛上取得的最佳成绩。三位华裔选手满载而归，在ABC中文本周播出的《直播澳洲》节目中回味了在东京赛场的难忘经历。
梦想成真
肢体的残障并没有成为他们逐梦路上的阻碍。
祖籍中国黑龙江的马麟对自己取得的成绩感到满意。由于儿时在动物园被熊咬伤而失去右臂，马麟从小就开始了用左手打球。
今年31岁的马麟说，他因为在1996年观看了奥运会乒乓球比赛的转播而爱上这项运动。马麟说，首次代表澳大利亚出征残奥会的他很兴奋，因为这是规模最大的体育比赛。
马麟在2017年移民到澳大利亚，开始了新的生活。当时和他一起来澳的还有另外两名选手。
其中一位是从8岁开始打球的雷丽娜。她不仅对自己右腿的先天残障不及为然，而且从小对这项运动有着天然的喜爱。
她说，打乒乓球是靠七分步伐，三分手法，因此她不得不更加注重步伐的训练。
从8岁到13岁，雷丽娜的爸爸一直都是她的教练，而她也是因为爸爸才与这项运动结缘。
“我爸爸几乎达到专业水平，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他无法搞专业，”雷丽娜说。
“他希望我可以是他的一个对手，也希望给我创造一个这样的[走进专业]的机会。”
前不久，联邦政府宣布为残奥会获奖者提供与奥运会同等级别的奖金，适用于退役和继续参赛的运动员。
获得金牌的运动员可以得到2万澳元的奖励，而银牌和铜牌的奖金分别为1.5万澳元和1万澳元。
杨倩说，她在参加残奥会期间并不知道这个消息，而参加比赛也不是为了拿到奖金。
“我们去参赛都是为了能打得更好，也不是为了这笔钱才去比赛的。不过，得知有这样的奖金，也会感到很开心。”
三位运动员都表示，身体的残障在他们看来已不再是问题。他们常常与非残障运动员对垒，专注于提高自己的球技。
他们说，11年后的2032年布里斯班奥运会上，他们希望能再度代表澳大利亚参赛。
独自面对考验
对于普通的华裔残障人士而言，他们也许没有三位奥运冠军这样辉煌的经历，但有的是同样的拼搏精神。
2007年，独自从马来西亚来澳留学的李汉文（Han Wern David Lee）抵达南澳州阿德莱德，开始了新的征程。
双目失明的李汉文不仅没有人陪读，而且还参加了乐队和教会的合唱团。他深信科技和心态可以让自己保持独立。
“只有这样，你才能做事情，可以向他人展示残障不再是一个障碍。”
但李汉文说，新冠疫情的到来中断了他的演出机会，也成为对他独立生活的一个考验。
他说，由于在家庭访客方面的限制措施，他只能通过科技产品在网络上与他人保持联系，而他在马来西亚的父母完全不担心他的状况。
“他们其实很高兴，因为他们认为澳大利亚是一个很公平的国家。无论你是否残障，每个人都得到同样对待，”李汉文说。
“作为残障人士，你只能待在家中。不过，高科技让我在封城期间依然能做很多事情。”
“非常希看到更加包容的社会”
从小因为遗传病而依赖轮椅活动的唐乙凤（Julie Duong）出生在澳大利亚。她的父亲是越南华侨，母亲来自中国。
唐乙凤说，她从来不介意别人询问她的身体状况，但她更希望人们能用“身体残障或使用轮椅者”来称呼她。
“我[现在]是名生活充实的中年女性。我工作学习，每天都在为社会做着贡献。真的非常希看到更加包容的社会。”
为了给她治疗遗传性疾病，不太会讲英语的母亲通过自学英语照顾她的治疗和轮椅申请。她说，华人社会的文化似乎认为残障人士是丢脸的，一种“家丑不可外扬”的心态。
她说，这与澳大利亚社会所提倡的做法大相径庭。唐乙凤说，一方面你听到澳大利亚社会希望残障人士勇敢地走出去，而另一方面你听到的是华人父母希望把残障子女留在家中。
作为残障人士倡导组织多元文化及残障联盟（Diversity and Disability Alliance ）主席，唐乙凤和她同样来自多元文化背景人士提供帮助、倡导和维权工作。
她说，社会上针对残障人士的歧视往往是隐形的，许多人可能会过分关注残障人士的身体缺陷，态度过于怜悯，也有人把残障当做疾病，没能公平地和残障人士相处。
“事不关己，高高挂起”
一直致力于多元文化社区残障政策与服务的方倩博士说，很多残障人士希望看到平等的支持与包容。
“这不仅仅是政策制定者和服务机构的事情，事实上也是社区中每个人的责任，”方倩博士说。
“大家的努力不仅仅是给他人行方便，事实上也是为自己打造一个具有支持性的空间。”
方倩博士呼吁民众不要把残障人士和残障话题的话题“他者化”——当做别人的事情，也不要给予“肤浅的同情和怜悯”。
在人的一生中，残障话题其实距离每个人都不是很遥远。无论是先天还是后天事故造成的残障，或是有因失智症等疾病引发的状况，民众对这个话题的了解还需要提高。
方倩博士建议，民众在选择残障服务时要特别注意提供者的同理心和敬业态度。她说，讲同一种语言，了解同一种文化还远远不够，更重要的是工作人员有乐于服务、善于帮助的工作态度。
悉尼大学社会工作专业博士研究生刘晨辰说，澳大利亚的华人社区也往往会忽视一种隐形的残障情况——精神健康。
刘晨辰说，华人社区中有一些患有精神疾病的人士，他们碍于精神疾病的污名化定义和歧视性标签而不敢正视自己的症状。
“即便是患者的家人在知道之后也倾向于隐藏回避这样的话题，”刘晨辰说，其中包括自闭症儿童的父母可能耽误孩子的最佳治疗时期。
她说，社区的自助小组其实能给残障人士和他们的家人带来不少实用的信息。而在心理治疗方面，需要政府提供更多的中文咨询服务，因为语言和文化是治疗或咨询的关键。
来源：ABC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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