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周，自11月11日“二十条”（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发布的《关于进一步优化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措施，科学精准做好防控工作的通知》）出台后，各地都做出了不同反应。
既有石家庄严格落实后的“有序放开”，也有北京朝阳区撤掉大量核酸点、却依旧要求持24h阴性证明进出公共场所的“摇摆不定”。在我身处的广州，则有番禺区，一天2次更改核酸检测通知的“反复横跳”。
测→不测→测，广州番禺区小区一天“两变”的通知 丨 图源微博
各地政府的防疫政策如夜行魍魉捉摸不定，中央文件也如水上浮萍着不了地。
而无论是否“放开”的风口将至，每一个个体当下需要面对的，依然是混乱无序的生活。比如正处于风口浪尖的广州。
根据官方数据统计[1][2]，10月22日至今，广州本轮疫情本土感染者数量累计达到约5.76万例。其中，约九成感染者出现在海珠区[3]，多数集中于康乐、鹭江片区的城中村——这被认为是广州最大、最密集的两个城中村片区。
其中，康乐村背靠全国最大的纺织品交易市场“中大布匹市场”，约一平方公里的面积，挤满了超十万人口，ta们大多是服装产业工人。
“待在这里是没有希望的，很多人隔离了二十多天，坚持到最后还是阳了。”居住在康乐村，三十多岁的服装工作室老板张虹说道。
这周，我采访了7位康乐村居民，听过最多的话是“没有希望”。自10月23日被红色围挡物理封禁以来，ta们中的很多人已经熬了二十多天，明天却依旧不明朗。
数字背后，是一个个具体的人，和ta们无法捍卫的日常。“二十条”于ta们而言，是一个远方的、空洞的词汇，重返“旧生活”，还是一种遥不可及的愿望。
失序：封控下的康乐村
“情况有些失控”
“握手楼的条件很差，两个人在过道相遇，一个人甚至要侧身让位。”在张虹看来，这是村外人难以想象的画面。
另一位被封在村内、三十多岁的纺织工人林佳补充道，“这里的房型基本都是集体宿舍或单床房，在里面封一个月，没有做饭工具，只能靠速食支撑过日子，特别难受。”
城中村是城市的褶皱。自九十年代城市扩张以来，广州出现大量城中村，至今已有139个。它们是城市化进程中，难以处置的夹缝地带，缓解了阶层分化，容纳了大量外来务工人群和底层人民，又长期面临“影响市容”“安全隐患”等指责。
这里的楼房间距狭窄，相邻两栋楼的同层住户，打开窗户便可以握手，因此被称为“握手楼”。城中村封闭、狭窄、混乱、人员混杂的特点，在疫情期间被放大。
握手楼中的“一线天” 丨 图源网络
本轮疫情初期，康乐村的情况还算可控。“（康乐西）当时大家还比较自由，工人可以开工，村民也能出门买菜，按照大区域划分来管理，大家经常挤在一起做核酸。”工人林佳说。
直到十月底，他隐隐感觉到情况“有些失控”。康鹭片区开始实施网格化管理，彼此之间用隔板隔开，各种乱象开始出现。
首先是核酸检测无法覆盖全员的问题。规定的“上门核酸”，后期则演变成同一层楼的居民一起下楼去做，感染风险增加。城中村有些居民没有手机，防疫人员通知时，只是在楼下拿喇叭喊。如果在检测时间没有下楼，村民则需要自己测抗原。“但这个抗原不代表官方，无论抗原结果如何，最后都需要核酸复查来确定。”林佳说。
最严重的，则是转运过程中的漫长的排队。三十多岁的纺织工人李婧和她丈夫确诊2天后，等到了转运的通知。让她没想到的是，等待ta们的，是三天的原地排队。在她提供的视频里，等待转运的确诊居民拖着行李，蜷缩在由防控隔板和铁栏杆围成的狭小空间，队伍看不到尽头。
“前两天一直没有车来，昨晚我们一直排到凌晨两点，实在坚持不住了，就回宿舍休息。第二天起来，看到一些朋友在凌晨四点等到了转运车。”李婧倍感无奈，“没有人进行具体的组织和通知，问大白也不知道。就在这里苦等，也不发吃的和喝的，前天有老人家还排队晕倒了。”
阳性病人排队等待
老人晕倒接受医治
据了解，目前康鹭片区的转运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转运到方舱治疗的确诊患者；一类是转移到地方市酒店，进行返乡前隔离的绿码人员。但不管是哪一类，等待的时间都很漫长。
“很多人待在这里二十几天，本来是阴性，到最后也成阳性了。”四十多岁的服装加工厂厂主李江河这样说。
刚转移到清远隔离的李江河在11月18日凌晨两点收到通知，凌晨五点上车，八点到达隔离点。在他看来，这算是一次“顺利”转运。事实上，大多数转运时间长达5、6个小时，“还是因为床位空不出来。”
同时，转运时间大多集中在夜晚，“白天的时候医务人员要进场消杀，没办法进行转运。”李江河解释道。除了厂主身份外，他也是这次疫情的志愿者，在村内负责药品配送。
康鹭片区网格划分图丨图源海珠分局指挥中心
对于隔离在家的村民，物资供应上，也出现了缺少食材与药品供应，配送人员不足的问题。
据村民介绍，政府每隔三、四天会上门送物资，一次送两到三天的量，但以速食居多。
纺织工人林佳和妻子、两个孩子一起居住。在他11月17日发给我的视频中，一家四口一次收到的食材有四颗娃娃菜、三袋红薯和一根玉米，其余均是水、泡面、自热米饭和罐头。“前两次的（食品类）物资只有速食，量也相对少，我家小孩生着病，没法一直吃速食。”他说。
四人份物资 丨 图源受访者林佳
张虹也反映，自己老公的肚子总感觉空空的，大多数时间还是靠家里的余粮：“一天余粮一天泡面。就是一餐吃饱一点，一餐吃少一点。”
林佳和张虹的情况已经算好。住在集体宿舍的居民，屋内没厨房。李婧一般两三天才去楼下的公用厨房开一次火，“不能总吃速食，吃多了自热米饭像在吃橡胶。”
而药物补给几乎没有。林佳家里前两天测出两个阳性，“小孩目前还在发烧，但只能靠家里（之前储备）的药。”
一开始，也有人提议在网上采购物资，集中送到康鹭片区最大的出入口7号岗亭，再由志愿者送到村内不同的网格点。但只持续了三天，就送不进来了。“即使送到七号岗亭也拿不到，总是卡在最后几百米，具体原因不太清楚。”张虹说。
处在一线的李江河，为物资送不进来的问题提供了答案，“康鹭片区是城中村，巷子多，地形复杂。外面的志愿者不熟悉情况，一天只能送三五单，内部志愿者一天能送七八十单，但一不小心就会感染，人手缺乏。”
李江河负责药物配送，配送的具体流程跟网购物资相似，但有时候一天忙到晚也忙不过来。采访他的时候是晚上十二点。他刚刚结束了一天的工作，语气无奈地告诉我：“即使是从早忙到晚，最后也会发现有很多未接来电。”
康鹭区配送指南 丨 图源受访人李江河
对于城中村居民而言，反映问题、获取信息的渠道也十分缺失。
12320、12345、街道办的电话“基本都打不进去，”即使偶尔接通了，“对方答应会反馈，最后还是推给居委会。也会有人冒着（被感染的）风险去居委会门口敲一敲、喊一喊，但居委会的回答经常是‘能力有限、人手不足’。”林佳说。村民们也尝试过咨询志愿者，但志愿者的职责不同，只知道自己负责范围内的事情。
城中村实施网格化管理后，建立了微信群。“（群二维码）是我们去做核酸,工作人员给我们扫的。**一个网格里有好多群，这些群的职能也不清楚，也从来没有工作人员在里面说过话，很多信息都是我们自己在网上看的。网格化这么久，具体怎么管我们还是不清楚**。”
林佳对此很焦虑。他的家人测出核酸阳性后，一直没人通知转移，只能在家等待。
“冲卡”：每天都在发生
“即使是阳性也比封在这里好”
不受重视的群体、“有些失控”的管理、缺乏保障的物资、等不到的转运车，似乎一直在挑战城中村居民的承受阈值。
多位城中村居民表示，大约11月5号起，“冲卡”这一行为频繁发生。“每天都有人冲卡，每个岗亭和关卡都会**发生。**”李江河说。
“冲卡”大多集中在等待区域，时间也多为晚上。每次参与人数大概“几十个人”。而冲卡的原因很多：“就是有时候等待太久，太着急出去，就推搡关卡，把隔板给推翻了。还有的人是被关了二十多天，条件很苦，突然一下子阳了，又没及时送出去，就情绪崩溃了。”李江河说。
11月18日早上4点转运时，李江河刚刚亲历了“冲卡”现场：领头的人朝防疫人员喊：“我现在杀人的心都有！”旁边的居民跟着起哄：“你们把我们关住，什么时候把我们放出去？”更过激一点的，“直接拆棚子和防护杆”。
他不确定“冲卡”是否有组织，“或许会有一些人组织，但是是因为ta们不了解情况，就想着闹一闹引起注意（来解决问题）。”
张虹也了解到“冲卡”的情况。她对这些村民的行为表示理解，“在居民眼里，即使是阳性也比封在这里好。至少阳性可以出去隔离，物资或许有保障，在这里是没有希望的。”
据多位受访者描述，除了条件差、等待时间长，还有一些较为具体的事情刺激ta们的情绪。“有一次看群里的视频，有老人抱着发高烧的小孩冲出去，跪在关卡面前恳求，但工作人员说上级指令不能违背，视频里的医护人员也没有及时联系。”
爷爷下跪求放行 丨 图源抖音
规模较大的冲卡发生在11月13号和15号，在桥南新街和鹭江十字路口。据社交平台流传的视频显示，桥南新街的冲卡行动甚至掀翻了警车，最后招来了特警。
这次冲卡的具体起因已不得而知，唯一可以确定的是“现场氛围十分疯狂”。
据李江河描述，“大家纷纷推倒水马（路面的塑料围挡），要求解封。除了拆隔板、工作棚和大声抗议，肢体冲突也时有发生。”谈及那时的失控场面，李江河还是后怕，“大家都失去理智了。”
身为村民志愿者的他，兼有两层身份，“像我们这种志愿者，只能一点点帮忙安抚老乡们的情绪，我知道的，他们真的也不容易。”
大部分冲卡都是小规模，很少起大冲突，且大部分都会被劝导疏散，“有些比较过激的人可能会被送到派出所教育，但很快也能回家。”李江河说。
11.13晚桥南新街
11.15鹭江十字路口
3 村内村外：加剧的地域冲突
“湖北人毁了广州。”
居住在握手楼里的租户，几乎全是来广州务工的制衣工人。其中，康鹭片区的人八成来自湖北。在工人的反抗与失序的管控下，一时间，矛盾焦点从疫情防控转移到地域冲突。
康乐村、鹭江村地理排布|图源腾讯网 细鹏摄
部分本地人认为，湖北人不服管教，“毁了广州”——“冲卡”行为是“造反”和“无理取闹”；从方舱解除隔离却因封控无法回村、流落街头的居民，是不服管教后的“活该”。
部分网友对康鹭人民的指责 | 图源微博
据广州自媒体“越秀山边”报道和受访者自述，部分来自江西、福建的服装行业务工人员，在隔离点复阴后却没有“风险解除证明”，无法返回城中村，也有居民出来后“怕封控区更危险”，于是只能选择“相对舒服的广州大桥”作为临时居所。
然而，在11月17日，广州大桥桥下被封，高1.9米的水马依次立起，防疫人员也开始在附近24小时不间断巡逻。这群滞留者再一次无家可归。据网传微信记录，封锁原因是“影响市容”和周边居民的投诉。在微博评论区中，来自广州的、认为这群外地滞留者“没听从安排，自作自受”的评论不在少数。
被水马围起来的广州大桥
大桥被封后，流浪者无处可去丨图源网络
疫情防控政策似乎成为一堵高墙。墙内墙外，分别是曾一度因包容著称的“老广”，和被现代化放逐的广州“异乡人”。这是广州的城中村第一次被如此公开、强烈而赤裸地边缘化，ta们成为被遗弃的“孤岛”。
李婧已经离开家乡湖北，来广州生活了十几年，“虽然工作很脏很辛苦，但这么多年还是有感情”，“这么一搞，太失望了”。
张虹虽是广东人，谈到这些情况也不免激动：“利益冲突时，ta们（城中村居民）当然会选择反抗。”
她停顿了一晌，叹了口气，“只是希望能得到政府关注，解决问题，居民其实很怕被广州遗忘。都是老百姓，何必呢？”
城中村的融合与改造一直是各市的难题。疫情加速了阶层与地域间，不同人群的分裂。当本地人开始站在高位发表指责，城中村长期费力营造的“融合”也荡然无存。
撤离：疫情下的城中村民，去向何方？
“离开了康乐，不知道能去哪里。”
11月13日，康鹭片区的村民收到了一封“疫情遣返告知书”，要求绿码、阴性的外乡人员在周边地市进行隔离后，有序返乡或投靠亲友。这是疫情以来，康鹭片区城中村居民的第一次大规模撤离。
遣返康鹭片区务工人员的告知书 丨 图源网络
告知书中也提到，“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经过近30年的发展，康鹭片区已经成为全国闻名的来穗务工人员的创业港。”
服装产业，是康鹭片区城中村的经济命脉。据统计[15]，行业高峰时期，这两片区的商铺约2.3万间，多为纺织业等劳动密集型产业。光是康乐村，就含制衣厂、仓储企业5200多家，养活了大量来自外地的工人。
其实，早在这次疫情前，离开广州的工人已经越来越多。这几年，随着疫情发展，城中村赖以维系的服贸经济也日益式微。
李江河从湖北老家来到广州开服装加工厂已经十几年了，当时和他一起来的几十个老乡，如今只剩下不到30人。“前几年经济好，手下的工人旺季一个月能赚两万块钱，最拼的时候工人只睡四五个小时，就算淡季也能赚个万把块”。
而随着经济下行，“一对夫妻一个月才能赚一万块”，是旺季工资的四分之一。制衣工人刘贝，证实了李江河的说法，“（我）现在每天工作12个小时，不休息也只能赚6500（元）。说实话，很想离开这里。”
城中村居民虽然多年生活于此，却始终如无根浮萍。“我们（外来人）虽然是这边的生产主体，但真正的产权还是在本地人手上。如果真有什么变动，ta们押金、租金一退，机器设备一清，我们就什么都没了。”李江河说。
然而，即使不会永远留下，受访者都一致认为这个“亚洲最大的服装基地”不会那么轻易散掉。
短时间内，ta们还是会选择留在这里工作。
因为，“离开了康乐，不知道能去哪里。”
荡秋千的妇女 出品
“荡秋千的妇女”于2022年11月8日成立。在这一年，我们经历了自己所处平台的坍缩，失去了一片阵地。现在，我们重新聚集在一起，准备把秋千荡起来。
作为一个由女性青年人自发组织的写作团体，我们受过一些人文社科教育，相信民主、自由、科学与女性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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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定义荡妇，相信“相信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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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荡秋千的妇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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