醉北风：有个男人，年少时经历包办婚姻，享受五天性爱后，他便离家，此后68年，那可怜女子一直守在其老家。
他在日本结婚，对方为此与父母断绝关系，几年后，他不辞而别。
他还有很多情人，均被他抛弃。
晚年陪伴他的妻子叫于立群，其姐于立忱，早年竟也曾是这男人的情人，被抛弃后自杀。
他叫郭沫若。
有资料说，郭沫若的初恋，后来阴差阳错地成为了他的五嫂。
据八卦名人张发财的考证，郭沫若10岁左右就已经性成熟了，对他嫂子充满旖念，乃至后来有了断背山的邪念。
现在四川乐山沙湾的沫若宾馆餐厅中，有一道特色小吃就是“嫂子面”，传说当年郭沫若最喜欢吃嫂子做的面，嫂子面长短不齐粗细不匀，一切都取决于嫂子当时的心情。
与其说是吃面，不如说吃的是嫂子多变的心情。
郭沫若在《我的童年》中，首次承认自己有同性恋倾向，他写道：
“我在这儿才感着真正的初恋了，是对于男性的初恋。”
或许，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座断背山。
在遇到真正让自己动心的那个男人之前，每个男人都以为自己喜欢的是女人。
1
言归正传。
从明媒正娶的第一个妻子说起吧。
郭沫若的第一个妻子名叫张琼华。
1912年农历正月十五，在四川乐山沙湾镇，20岁的郭沫若遵循父母包办之命，与比自己大2岁的张琼华结婚。
拜堂之后，郭沫若才发现张琼华是个长相普通，抽水烟的小脚村姑，郭沫若自是不满。
张琼华和郭沫若的母亲
婚后第五天，郭沫若就乘船去了成都。
张琼华从此被旧式婚约束缚，一直在郭家独守空闺，孝敬公婆。
在无望中等待，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用一辈子的等待成全了旧式女人的妇道。
1930年，郭沫若将这段婚姻写成了《黑猫》一书。
郭沫若说：隔着口袋买猫，交定要白猫，打开口袋却是黑猫。
“黑猫”便是张琼华的代称。
《黑猫》中形容张琼华长着“一对露天的猩猩鼻孔”，郭沫若写道：
“我一生如果有应该忏悔的事，这要算是最大的一件。
我始终诅咒我这项机会主义的误人……”
但伟人说了，不管白猫黑猫，能吃到嘴里的，应该都是好猫。
从这点来说，郭沫若有失厚道。
郭沫若曾写信给父母，希望解除与张琼华的婚姻，但遭到保守父母的严厉拒绝。
26年间，郭沫若始终没有回家，也没有见过张琼华。
1939年7月，郭沫若的父亲郭朝沛在四川乐山沙湾病逝，郭沫若带着新婚的妻子于立群回家奔丧。
此时的张琼华已经在操劳苦守中熬白了头发。
郭沫若心怀愧疚给多年来尽心照顾自己父母的张琼华深深鞠躬，张琼华得到莫大的满足，但一生的美好岁月已经一去不回了。
郭沫若和于立群
家乡的亲戚朋友围着已经功成名就、衣锦还乡的郭沫若嘘寒问暖时，张琼华只能像个陌生人一样，站在人群的背后，默默注视着这个自己生命中唯一的一个男人，和他年轻漂亮的老婆。
张琼华把自己的卧室，即当年与郭沫若的洞房打扫得干干净净，让给郭沫若和于立群居住，买鸡买鱼尽心相待。
房间内依旧如刚结婚时的模样，家具都擦拭得油光水亮，只是，人已经不是那个人了。
郭沫若年轻时候读过的书籍，用过的文具，以及陆续寄回家的书信，张琼华都保存得完好无损。
这个一直生活在农村的小脚女人，沉默得像一块石头，就这样在睹物思人的回忆中完整了自己的爱情和婚姻。
郭沫若为她写了两首诗，短跋中特地写上“书付琼华”四个字。
郭沫若当着新婚妻子的面打趣说：
“你如果往后没有钱用，可以拿它去卖几个大洋。”
张琼华的回答是：“就是饿死了，我也不会卖它。”
郭沫若在父亲的丧事中，写下一篇《家祭文》，丧事办完后，郭沫若离开了乐山，从此再也没有回去过。
张琼华把这篇长达七八千字的《家祭文》背得滚瓜烂熟，常常泪水盈眶。
1963年，张琼华去西安看望自己的姨侄女，在亲戚们的鼓动下去了一趟北京。
据说，受到郭沫若的热情款待，并派秘书陪张琼华游览了北京风景名胜。
临走时郭沫若送给她一些生活用品。
1978年6月12日郭沫若病逝后，不少学术研究人员特意去看望张琼华，在四川乐山的沙湾，这个老人一身农妇装束，孤单影只的过着简朴的生活。
1980年，张琼华在孤寂中辞世，享年90岁，无儿无女。
这就是一个农村女人的一辈子，68年忠贞不渝的爱情、婚姻。
张琼华明媒正娶嫁给郭沫若的68年里，只见过郭沫若三次面：
1912年结婚见面一次，1939年回家奔丧见过一次，1963年去北京见过一次。
就这三次。
我把时间留给你，逐渐老去；
你把我留给时间，逐渐忘记。
鲁迅的朱安、郭沫若的张琼华、郁达夫的孙荃、徐志摩的张幼仪，江湖人称：四大弃妇。
2
接下来说说二奶吧。
江湖人称四大二奶是：许广平、佐藤富子、王映霞、陆小曼。
这里单说佐藤富子。
1916年8月初，在日本冈山第六高等学校攻读医科的郭沫若，为一位刚去世的朋友陈龙骥料理后事，来到东京圣路加教会医院，在这里遇到了毕业于日本仙台女校做护理工作的佐藤富子。
出身日本名门望族的佐藤富子令郭沫若一见钟情。
这时郭沫若24岁，佐藤富子22岁，都是正当青春好年华。
回到冈山后，郭沫若在给佐藤富子的第一封信中就写道：
“我在医院大门口看见您的时候，我立刻产生了就好像是看到圣母玛利亚那样的心情，
您眉宇间散发着不可思议的洁光，就好比一轮光华四射的明月，您的脸放出圣光，您的眼睛会说话，您的口好像樱桃一样，我爱上了您！”
短短几个月中，在相隔千里的东京与冈山之间，两人书信往来40多次，最多的时候一周有5封信。
文字是有力量的，没有腿，却能走进内心。
1916年9月26日，佐藤富子在给郭沫若的回信中写道：
“哥哥，除你而外，我是不能再爱别人了，我这个肉体，我这个灵魂，除你而外是不许为任何人所有的。”
同年底，佐藤富子辞去了医院的工作，顶着家族的压力，不惜与家庭断绝关系，到冈山和郭沫若同居了。
她在给郭沫若的信中写道：
“我把父亲丢了，母亲丢了，国家也丢了……
这是怎样悲惨的恋爱，怎样悲惨的缘分哟！”
郭沫若为佐藤富子起名为安娜，在安娜的爱情中，郭沫若获得了新生。
纵观那段历史，数个名留青史的人在年轻的时候，在遇到挫折看不到前途的时候，都会去谈一场惊天动地荡气回肠的爱情，然后在爱情中得到重生。
爱情的力量真是伟大的，呵呵，生活不如意了就去爱吧，就当从来没有受过伤害一样。
1918年郭沫若升入九洲帝国大学，安娜独自承担了全部家务，让郭沫若安心完成学业，为了生计，郭沫若课余在简陋的环境中拼命写作译书，补贴家用。
数年后，郭沫若译作巨著《浮士德》出版，郭沫若在首页写道：
Anna：此书费了十年的光阴才译成了。这是我们十年来生活的纪念。
第二页上则用德语写着：献给我永远的恋人安娜。
1921年，郭沫若出版了第一部诗集《女神》，《女神》摆脱了中国传统诗歌的束缚，在中国文学史上开拓了新一代诗风。
闻一多在《〈女神〉之时代精神》说：五四时期的青年“心里只塞满了叫不出的苦，喊不尽的哀。他们的心也快塞破了。
忽地一个人用海涛的音调，雷霆的声响替他们全盘唱出来了，至这个人便是郭沫若。”
在集中，他把安娜比做维纳斯，《女神》中所收的《新月与白云》、《死的诱惑》、《别离》、《维纳斯》，都是为安娜所做。
郭沫若后来回忆说：
“有和她的恋爱发生，我的作诗的欲望才认真地发生出来。”
从1916年到1937年，郭沫若与安娜共同生活了21年。
21年中相亲相爱，却终未能白头偕老。
两人共同度过了最困难的时期，养育了四男一女。
这一段时期，是郭沫若文学创作的高峰期，也为他成为诗人、历史学家、文字学家和考古学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郭沫若与安娜及子女
而此时在四川乐山沙湾老家的张琼华，辗转从别人口中听到这个消息后，只能坚韧地抹一把泪，一如既往地孝敬着公婆。
在漫长的烟火生活中，总有一些情感的小涟漪泛散开来。
1923年，郭沫若从日本九洲帝国大学毕业后，带着安娜和刚出生的三子回国到达上海，继续编辑《创造周报》和《创造日》。
郭沫若后来回忆道：
“我的日本老婆自从回到上海以后，她便很少有开朗的日子，生活自然是和她所想象的‘幸福’完全背驰。”
不久安娜因为生活拮据，语言不通，回到日本，后又来到中国，一个家庭在一衣带水的中日两国之间飘摇辗转。
3
现代的婚姻爱情专家都不赞成两地分居，距离产生不了美，会产生小三小四。
歌中唱道：男人久不见莲花，就会觉得牡丹美。
郭沫若在黑夜中，一次次跌碎了酒杯。
1925年春，郭沫若和几个朋友到杭州游玩，其中一个朋友约了正在杭州女师读书的表妹一起游玩。
这个年轻美貌性格活泼的18岁表妹名叫徐亦定，与王映霞（郁达夫之妻）是同班同学。
江山市心街经堂右巷徐亦定祖宅
几天之后，徐亦定接到一封寄自上海的信，信中写了那天一起西湖游玩的事，并附了两首诗，写信的人正是郭沫若。
徐亦定知道郭沫若已有日本太太和几个孩子，但无法阻挡青春少女对风流才子浪漫诗人的向往。
那年暑假，徐亦定接受郭沫若的邀请，一起在风景如画的杭州南高峰上的烟霞洞度过了一个开心的暑假。
烟霞洞确实是一个爱情圣地，郁达夫那篇著名的爱情小说《迟桂花》就在这里创作，胡适在烟霞洞养病期间，也和曹诚英（曹珮声）发生了一段缠绵悱恻的爱情故事，徐志摩在探望胡适期间，在烟霞洞写下了那首著名的《这年头活着不易》。
当然，西湖边从最早的白娘子开始，这些凄美爱情同样都没有美好的结局。
1927年4月1日，郭沫若在上海由创造社出版部出版了诗集《瓶》，以后又数次再版，销路颇畅。
《瓶》收录了郭沫若42首长短不一的诗，诗集自始自终都围绕着西子湖畔的相思爱恋，字里行间，许多地方都能见到徐亦定的倩影。
诗集的最后一首的最后一句是：
“我醒来向我的四周看时，一个破了的花瓶倒在墓前。”
《瓶》的“附记”是郁达夫所作，时间是1926年3月10日，附记中写道：
“这抒情诗42首，还是去年的作品。
他（郭沫若）本来不愿意发表，是我硬把它们拿来发表的。”
当时王映霞在给郁达夫的信中写道：
“别人都会在文章中称赞自己的妻子、爱人，只有你，一结婚后便无声无息，就像世界上已经没有了这个人一样，
做你的妻子，倒不如做个被你的朋友遗弃了的爱人来得值得，就如徐亦定一样。”
信中所说的“你的朋友”就是指郭沫若。
徐亦定于1928年与成方吾的侄子绍宗在上海结婚。
抗日战争爆发后，他们离开上海到江西上饶师范教书。
解放后徐亦定调回南昌七中。
1970年绍宗病故后，徐亦定回江山老家与母亲同住。
1992年1月，王映霞介绍上海文史馆的一个人去采访徐亦定，却被她婉拒。
徐亦定在给王映霞的信中写道：
“你说上海文史馆有一位同志拟来江山访问我，我不知道他要问我些什么？
如果他提的问题我无可奉告，岂不徒劳往返，你说是吗？
郭老已作古，在历史长河中像这样微不足道的事情，恐怕比恒河沙数还要多得多，我们还是不要管它吧。”
时间真的是一把杀猪刀。
生命不息，折腾不已，很多人的遇见，只是为了分离。
4
1926年，任广东大学（后改名中山大学）文科学长的郭沫若投笔从戎参加北伐，任国民革命军政治部副主任。
大革命失败后，郭沫若在朱德家写下《试看今日之蒋介石》的讨蒋檄文后参加“八一”南昌起义。
在南昌起义途中，郭沫若又有了一个红颜知己，名叫安琳。
安琳本名彭漪兰，安徽芜湖人，曾就读于广州中山大学。
北伐期间在武汉郭沫若领导的政治部工作，任妇女股干事，大革命后跟随郭沫若参加了南昌起义，同胡兰畦、谢冰莹、赵一曼、张瑞华一样，安琳也是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开出来的一朵铿锵玫瑰。
南昌起义失败后，部队从南昌撤往广州途中，郭沫若患上痢疾，得到安琳的悉心照料。
郭沫若在遇袭与部队失散后，又是安琳不顾危险只身寻找，两人在当地百姓的帮助下，在汕头附近一个叫盐酸寮的乡镇上共同生活了10余天，后同船到香港。
99岁时的彭漪兰
1927年11月上旬，郭沫若带着安琳回到上海，一同住在内山书店楼上，当时安娜带着孩子住在内山书店附近。
据内山书店主人内山完造在《花甲录》中记载：
郭沫若是由“一个穿着军装的可爱的姑娘陪同来的，在我家里住了十几天。
这个姑娘生在安徽，据说年迈的父母亲是日本留学生，因而她会讲日语。
那时候，郭夫人（安娜）从广州先一步归沪，赁居在我家附近的一所小房子里，她与这位姑娘之间有些争执”。
还有一种传说是：
安琳到上海后曾去过郭家并住在那里，并且告诉安娜郭沫若与她的感情，安娜听了后只是淡淡地说：
“男人嘛，都是这样，你别介意。”
而据那个时期的神秘人物朱其华在《一九二七年底回忆》中记录，郭沫若和安琳都是色情狂，当众性交。
多人认为朱其华所写全不足信，系恶意歪曲。
1928年2月，郭沫若受到蒋介石通缉，不得已举家离开上海，当时践行的人中就有安琳，在安娜面前，郭沫若与安琳席间异常尴尬。
据郭沫若自己写的文章回忆，安娜当时对郭沫若与安琳之间的“革命伴侣”关系了如指掌。
安娜平静地问起此事，郭沫若坦率承认爱安琳。
并说：“惟其爱才不结婚。”
安娜望着熟睡的孩子说：
“是我阻挡了你们，如果没有这几个孩子，我会成全你们的。”
这次夫妻分别乘船回到日本后，郭沫若与安娜共同度过了较为安定的10年生活。
这10年，郭沫若在日本宪警监视下潜心研究甲骨文和中国古代史，先后出版了《十批判》、《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甲骨文字研究》、《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等著作，取得了震惊中外的辉煌成就，一时名声大震，日本重臣西园寺公望慕名专门请他到自己别墅做客。
郭沫若先生是20世纪初中国历史学界最严谨，最出成果的历史学家，没有他在日本的苦心研究，中国历史的许多证据恐怕早就灰飞烟灭了，奴隶制、封建制、资本主义断代分期都是郭沫若首次界定；
现在全世界研究中国古代史的学者，没有一个不是从了解郭沫若开始的，可以说郭沫若是中国史学的集大成者。
安琳在郭沫若去日本后几个月，在上海与曾任黄埔军校政治科大队长的胡公冕结婚。
1949年后一直在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工作，1982年离休。
这段无疾而终的感情经历郭沫若难以忘怀，他曾经打算据此写七篇连续性的小说，题目分别是《酒家女》、《党红会》、《三月初二》、《未完成的恋爱》、《新的五月歌》、《安琳》、《病了的百合花》。
其中一篇直接以安琳为题，足见情深意重。
郭沫若在当时的日记中写下：
“盐酸寮山中的生活是绝好的剧景，安琳哟，我是永远不能忘记你的！”
5
1933年前后，在日本的郭沫若背着安娜在外嫖娼，染上了性病，并且传染给了安娜，为此不得不写信给恩师小野寺直助，恳求他介绍关东地区的专家名医给予治疗。
这件事也有几个版本，但没什么可以细说的了，嫖娼就是嫖娼罢了，多数文章中是这么写的：
妓女×××，姓名不详，只知太过多情，将性病传染给了郭沫若，并殃及安娜。
这成为郭沫若广为人知的人生污点之一。
郭沫若1918年发表的第一首诗《死的诱惑》，就是为自己的女神安娜而作。
但又有什么能经得起逝水流年呢？
作为一个多情的才子来说，生活中是不能缺少爱的。就如玩摇滚的都离不开毒品。
1937年7月7日的卢沟桥事变揭开了抗日战争的序幕。
7月24日夜，得知蒋介石已经取消了对自己的通缉令后，在朋友的周密安排下，郭沫若离开家，次日从神户上船回国，投身抗日战争。
很多文章中将这定为郭沫若抛妻弃子，事实上，实属无奈。
当时郭沫若一家已经受到日本宪兵监视，携妻带子回国成为不可能的事情。
郭沫若是深夜身着和服装做散步，从篱栅缺口处出走，到画家钱瘦铁处换上西服，化名大学教授杨伯勉,从神户登上加拿大邮船日本皇后号回国。
郭沫若离开时与安娜不辞而别。
安娜心中已经有所察觉，但她没问，郭沫若也没说，战乱年代这样的离别，又该从何说？
郭沫若在熟睡的安娜额前印上轻轻一吻，转身永远地离开了那个家。
郭沫若秘密回国的消息传开后，安娜被日本政府军方拘留，受到非人的折磨。
安娜后来回忆说：
“他们紧紧地揪住我的头发，把我掀翻在地，又狠命地把头触地，发出嘭嘭的沉闷的声响，
我的头疼得像要炸裂开来了，继而又昏沉沉的，什么都不知道了……”
安娜说：
“每当我痛苦时，我被毒打时，我就会祈祷圣母，祈祷早日见郭沫若，有这个念头陪伴，一切都可以挺过去！”
恢复自由后，安娜一个人挑起全家生活的重担，在艰苦的岁月里顶着政治和生活的双重压力，抚养5个儿女成长。
这年的8月和11月，安娜还给郭沫若写过两封信，之后，因为两国的交战形成隔绝状态，断了联系。
1945年8月15日，日本政府正式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
1946年，一个日本朋友从中国返回日本，辗转找到安娜，带给安娜郭沫若的一封信和数百美元，在当时经济已经完全崩溃的日本，这笔钱实属可观。（郭沫若的秘书王廷芳《郭沫若和安娜的情感纠葛》）
在信中，郭沫若介绍了自己在中国的境况，包括新组建的家庭和四个孩子。
这对安娜来说无异于晴天霹雳。
1947年《改造日报》记者陆立之探访住在东京的安娜时，看到室徒四壁，空无一物，全家仅靠一点山芋充饥。
见中国的记者到来，安娜涕泪交流地泣诉：
“鼎堂（郭沫若）他不应该是这样。自从他走掉之后，我和孩子们都为他担惊受怕，他却音信全无，把这个家全忘了。如果说是战争阻隔，信息不通，这也是借口胡说，这里还是不断的有中国人的消息，我就读到过他回去后写的一篇文章叫做《在轰炸中来去》，说自己光荣的见到了蒋介石……”（《上海滩》1995年11月28日）
心不甘的安娜以探访妹妹妹夫为由，带着子女先到台湾，于1948年8月初辗转来到香港。
这时郭沫若也正在香港。
安娜苦熬过11年的等待后，终于见到了朝思暮想的郭沫若——和郭沫若的妻子于立群。
郭沫若与于立群及子女
据说两人有过激烈的争吵后，安娜选择黯然离开。
1949年，在周恩来的安排下，安娜正式加入中国国籍。
她保存的郭沫若手稿全部献给国家，五个孩子全部回国参加新中国的建设，安娜和长子住在大连。
1951年安娜由大连来到北京，向郭沫若提出了三条要求：
1. 要负责供给郭淑和郭志鸿读完大学；
2. 要给她相当数额的抚养金；
3. 在上述两条得到圆满解决后，双方登报声明脱离夫妻关系。郭沫若采取避而不见的办法，让跟安娜熟悉的冯乃超出面做她的工作，尽量协商妥善解决。
从第二年起，安娜的生活由中共中央统战部管理照顾，享受副部长级待遇。
1975年夏天，郭沫若生病住在北京医院，安娜在女儿的陪同下前去看望。
1978年春，郭沫若病危，安娜以85岁的高龄去北京探望，但只在病房待了片刻就出来了，安娜说：“他不愿意谈！”
沧海桑田，曾经亲密无间的爱人终无话可说。
这是郭沫若和安娜最后一次见面。
坊间也有说法，说郭沫若最后对安娜说的话是：都怨日本军国主义。
1978年6月12日，郭沫若去世。
1983年，安娜当选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
1989年，安娜由于一生为中日友好事业做出很大的贡献，荣获了第一届亚非和平奖。
安娜在晚年谈论自己时说：
我这一辈子生活得像是一只野狗。
1994年8月15日，安娜逝世，享年101岁。
来源: 藁高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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