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林玫 | 漫说中华民族 - 澳纽网

中华民族产生几千年后至今不衰，而且是当今世界的强大民族之一，现在又面临新的发展机遇，这在世界民族之林中还是独一无二的。

在地球上最大的一块大陆——欧亚大陆的东方，大西洋的西岸有一块近千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大地，她从帕米尔高原，喜马拉雅山经过西藏高原，向东南边下到云贵高原，横断山脉然后南下珠江三角洲；向东经四川盆地再经长江中下游到华东；又从天山、阿尔泰山向东经过蒙古高原及黄土高原到黄河流域华北大平原；在东北边则从大兴安岭、黑龙江、东北大平原向南到华北大平原；然后直达太平洋西岸的黄海、东海、南海。其地势由西向东高度不断下降，人口却由稀薄逐渐变得稠密。生活在这片土地上是数以亿计的居民，这就是现今的泱泱大国——中国所在的地方；这就是再次呈现欣欣向荣景象的古老民族——中华民族生活的地方。中国人都能从土家族女歌手宋祖英银铃般的歌声中听到：“五十六个民族，五十六朵花……”我们也经常听到人们经常提及“炎黄子孙”“华夏”“中华民族等，中国人都明白这些有关我们国家民族和祖先等说法的粗略意义。但对我们国家民族的来源、多样性，以及上述这些名词的准确意义和来历，也许就不一定能说得很清楚了。因为这些都是考古学、历史学、人类学枯燥乏味，冗长繁琐的研究题目。笔者并非这方面的专业研究者，只是希望与读者朋友，凭着对这些问题的浓厚兴趣进行学习和了解而已。关于中华民族的起源，学术界一直存在两种争论：第一个是外来说和本土说；第二个是一元论和多元论。我们通过了解这两个争论，就可以较深入地了解人们对中华民族起源的研究历程，从而了解上述提到的一些词汇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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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来说

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他们从何而来？以现代考古学不断发现、发掘及研究所得的成果，这一问题本已有了极为明晰的无可争辩的结论。然而一个民族也像一个人一样，当你不得志之时，容易被人看衰，被人贬低。所以二十世纪早期，中国土地上生活的民族其来源问题仍以外来说风靡—时。(一般指中国的主干民族，汉族)。上世纪初法国人拉克伯里提出的“旧”外来说最为盛行。此说现在读来仍很有趣味性。拉氏认为中国人是来自史前巴比伦（Babylon），巴比伦是古代文明发源地之一，位于幼发拉底河（Euphrates）；底格里斯河（Tigris）之间的美索不达米亚（Mesopotamia）平原。相当于现在的伊拉克，叙利亚，科威特—带。拉克伯里等认为大约在公元前两千三百年，巴比伦的巴克族（Bak）酉长奈亨台（Nakhunte）带领其族人经过喀什葛尔、塔里木河、昆仑山脉向东而去；奈亨台被认为就是中华始祖——黄帝 (*Khunte发音接近“黄帝”)。另一位叫沙公（Sargon），他在公元两千三百六十年在美索布达米亚平原建立过阿加堤（Akkad）帝国，沙公曾教其族人用火焰去烧出各种痕迹作为记事之用，拉氏等认为这位沙公就是中国的炎帝神农氏(*Sargon发音近似 “神农”)；还有一位叫但克的人（Donkit）传说他是创造一种型如鸟兽之爪文字的人，拉氏等认为它是中国古代造字的仓颉（*Donkit因音近仓颉）。而巴克（Bak）本来是当时一个都邑名字，后来向东移去的族人用来作族名，拉氏等认为这就是中国之所谓“百姓”（*Bak音近“百姓”）。至于中国的昆仑山（Kuenlun）是来自 Flowerland, 即“花国”，所以中国古称华夏（华即“花木”，夏即“人”之意）除此之外还举出许多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城市国家其文明与中国文明相似之处：诸如历法上年分四季，月有十二，节气二十四小别法；十二音律法；干支循环法；会修筑运河堤坝，会使用金属，栽种小麦；还有楔形文字与甲骨文之所谓相似等等。

但以上之所谓观点我们可以看出，基本是建立在假设基础上的—些主观臆测，许多说法破绽百出，牵强附会，没有任何考古实物作为依据，这是其致命之处，因此也很快被学术界所抛弃。“旧”西来说还包括中国人来自埃及、印度、印度支那等等。但这些提法基本与克拉伯里雷同，都有很多缺陷，因此也只能是学术上一时的过客。不过由于这些“学说”把中国人说成是西方或其他什么民族的一个分支，很合当年历史氛围时—些国家所谓“学者”的心态。如日本人白河次郎就是倡导此类“学说”的积极分子。旧时日本“学人”长期以来曾特别喜欢用“支那”这个原先据“China”音译来的词，有意用此词来蔑称中国。至今日本一些极右翼分子还这么干，因为这里有个分支的“支”，所以他们说我们的民族只是他们的一个“分支”，日本的和族才是“主干”云!可见一个民族弱了，连名字也让人家贬低。当然也许不能说所有日本学术界都抱同样的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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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旧”西来说的明显缺陷，更有人引用后来考古发现的成果，主要是新石器时期人类活动遗址的挖掘成果，提出所谓“新”西来说。此说主要以河南省渑池县仰韶村出土的大量新石器时代（公元前三千二百年到两千九百年之间）古人类用品为依据。因为仰韶村出土的陶器有许多磨光彩陶，而这些彩陶与西方如意大利西西里岛，希腊的啓龙尼亚，中亚的土库曼（原俄属土耳其斯坦），安诺（Anau）出土的新石器时代陶器有相同之处，特别与安诺出土的更加雷同。参加1921年仰韶村发掘的当年中国地质调查所瑞典学者安德生（Anderson）就说：“夫花纹式样，故未必不能独立创作，彼此不相连属，然以河南与安诺之器相较，其图形相似点，既多且切，实令吾人不能不起同出一源之感想。”不管如何，“新”西来说有以实际发掘的实物作为基础，这是“旧”西来说所无法比拟的。问题是这种雷同还只是可能证明的一个方面，随着考古学的不断发展，考古手段的不断提高和多样化，仅以部分甚至零星陶器的雷同就作出一个人种及他的文化来源这一极端复杂问题的结论，仍然显得简单片面而不可靠。尤其对于中国这个庞大而复杂民族的人种来源，应建立在对这一地区广泛发现及挖掘不同时期的遗址，对所得遗物以各种现代科学手段分析化验，客观综合才是科学的，可靠的。也正是这种结论依据的单薄，所以这一结论很自然没有成为科学的共识。简单的问题是，人们如何证明文明传播路向不会是从仰韶村到安诺呢?

本土说

既然外来说在学术界已站不稳脚跟，说明中国人源自何方必有基于丰富的发现和研究成果而下的新结论。数十年来有赖于中国以及国外考古界，人类学家和历史学家的不懈努力，中华民族基本起源于自己的这块土地，这一答案已得到学术界压倒性的承认。关于中国考古界几十年的丰富发掘和研究成果，中国著名人类学家费孝通先生统计情况大概如下：属于猿人级别，发现化石的有：距今一百七十万年云南元谋直立猿人；距今一百一十万年陕西蓝田猿人；距今五十万年北京周口店猿人；这一级别的还有湖北郧县，郧西县猿人。属于早期智人级别，发现化石的有：（他们身体构造已与现代人相同）十万到四万年之间即旧石器时代早期和中期陕西大荔县，山西襄汾县，阳高县，辽宁营口市，湖北长阳县，安徽巢县和著名的广东曲江马坝。属于晚期智人级别，距今四万年到一万年之间旧石器时代晚期，发现古人类化石的有：北京周口店山顶洞人，山西省朔县，内蒙古乌审旗，辽宁建平县延边安图县，哈尔滨市，广西柳江县，贵州兴义县，云南丽江县以及台湾台南市等。应该说费孝通先生所列是已得到考古界，人类学界确认较为突出重要的，还有一些尚未列出。例如1986年在云南元谋发现的“东方人”距今有250万年，同在元谋附近1987年发现人类左股骨化石（称蝴蝶人）有400万年之久。这一年代比一般认为人类发展史的300万年还要远久。

至于一万年以内新石器时代到铜器时代初期的造迹，被发现挖掘的在全中国各地有不下七千个以上，这些就没有必要一一罗列了。我们看到上述考古发现成果的是以百万年，十万年或几万年之前的实物发现为基础的。这与“外来说”仅数千年又没有实物或者仅以个别陶片之相似是不可同日而语的。更重要的还有，通过对各个时期造骨化石的研究，我们看到猿人、直立人、早期智人、晚期智人这些人体各阶段进化的化石没有缺少环节，可以建立起完整的进化系列。而且从化石推断他们的高度，体型特征与今天蒙古利亚人种（Mongolian Race）的特征有鲜明的相连性和继承性。根据美国人类学家海德鲁加，德国人类学家魏登瑞的研究，现代中国人种的—个突出特点是铲形门齿，如女性中国人只有3.8%是非铲性门齿，而白种女性则达到70.4%。而在中国国内发掘的各阶段化石都有铲形门齿。这说明从远古洪荒时期中华民族已繁衍生息在现今的土地上，他们是蒙古利亚人种。人类学的文化区域法认为文化的传播若不受阻碍，则其向周围各方的发展必趋于平均。文化如此，人种发展情况也是一样的；看现在世界蒙古利亚人种的分布，西到中国的新疆、哈萨克、塔吉克、吉尔吉斯、土库曼；东到南北美洲（印第安人）；北到北极圈（爱斯基摩人），南到越南等地：其中间地带正好在亚洲东部蒙古高原东南，渤海以西。北京周口店山顶洞人化石正出于此地，也是中国黄土高原、黄河中下游、渭河、汾河、洛河等发掘旧石器时代早期，晚期及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最密集的地带（中国之所谓中原地区）。所以这一地带就是蒙古利亚人种发祥的地方，也是中华民族（她的主干民族——汉族）发祥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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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论和多元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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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今中国官方称之为中华民族的这一种族里是由官方认可的五十六个民族组成，其中除蒙古利亚的黄种以外还有白种，如高加索种（Caucasian Race）的俄罗斯族；生活在西南广阔地区的许多少数民族，他们的祖先应该是马来猿人；其他很多少数民族也不一定是来自北京猿人。其实还有没被编在五十六个民族之内的民族，如在河南开封，宋朝已存在未被认可为一族的犹太人（是白种人）；在西安市有唐朝时从非洲来的黑种人，他们是尼格罗种（Negrold Race）。即使不计这些复杂情况，就汉族来说也是经几千年与大量其他民族融合而成的混合血统种族。而在中国的广阔大地上，又在距离相差如此之大的地方发现几十万年前，百多万年前的多处人类遗骨。我们很难想象他们从远古洪荒时代起，他们分散在不同自然环境的四面八方，他们的祖先怎么可能来自同一个源头。这就是说中华民族的产生是多元的，而不是一元的。

中华民族（汉族）的形成

中华民族号称五千年历史，当然五千年前中华民族的先人已经存在。与其他人类的发展历程相似：从几百万年前的猿人，到10—4万年的早期智人，再到4—1万年前的晚期智人即旧石器时代，这段时期极其漫长，占人类发展史的99%还多。在这段漫长的时期里，我们的祖先完全靠自然赏赐的采集，渔猎为生。能以石头、兽骨、兽皮、贝壳制造工具用品和饰物，学会用火煮熟食物并群居（母系氏族社会）。到约一万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早期（或中石器时代），我们的祖先有了主动改造自然的经济、农耕和畜牧，除了磨制石头更精细外，还学会制陶器及粗糙的纺织。

公元前6—5千年，在黄河中下游出现了两个东西相向的文化区，中华民族的主干民族——汉族在那里生活成长同时也斗争融合。到公元前5—3千年之间，黄河中游出现以河南渑池县仰韶村为代表的仰韶文化，出现彩陶和更成熟的农耕文化。这时居住在黄河支流：渭河、汾河、洛河广泛地域繁衍生息的先民，应该是血统比较纯正后来被称为汉人的先祖。公元前3—2千年之间是以河南龙山遗址为代表的龙山文化期，号称中华民族祖先的炎黄两帝就出现在这一时期。炎黄两帝的部族都是以后汉族的基础，而在这两个部族中，黄帝的部族又被称或自称为“华”或“华夏”这一部族名（“华”即“花”；“夏”是人的意思）。可以说汉族也是中华民族主干的主干。之后进入鼎鼎大名的夏文化时期，中国第一个皇朝——夏朝即建立在这一时期，约为公元前二千一百年。在此同时，在黄河流域的下游即夏的东边，从公元前五千五百年到四千年存在一个青龙岗文化区，发展到公元前约一千九百年叫岳石文化，她们也就是所谓东夷文化或鼎鼎大名的商文化。商人西去灭亡了夏朝，后来又被夏的后人周所灭。所以夏、商、周（包括春秋、战国）三代近两千年完成了华夏民族第一次一体化的历程。在这一历程里我们民族大酱缸里主要有黄帝的后裔，炎帝的后裔，东夷股商的后裔，还有次要的周边民族如：北荻、西戎、南蛮。他们形成了以后发展壮大成为中华民族（汉族）最早的基本民族组成部分。

中华民族（汉族）的发展

为什么叫“汉族”？而不叫“唐族”“宋族”“明族”？汉族一词的“汉”字来自于中国历史上有426年历史的西、东两汉皇朝。这个皇朝是由上述血统纯正的华夏后人建立的，她是一个广阔而强大历时长久影响深远的大帝国。以致其朝代之名被用于这个国家的民族之名，直至现在。汉朝时期人民并不自称汉人，即使汉朝以外的人也把他们称之为“秦人”。东汉开始出现“汉人”之称，但所指意义比较狭小。据史学家研究，把中原的人称之为“汉人”起于北魏。以东汉亡于公元220年计，三百年之后“汉人”才出现在后世传记等书中，作为对汉朝后裔，对中原人的称呼。例如：公元550年渤海人建立的北齐第一个皇帝文宣帝，他的两个皇后争权，其中李皇后为中原人，娄皇后为少数民族：有人想归政于李皇后，文宣皇帝的母亲不同意，她说：“岂可使我母子受汉老妪斟酌!”，这说明如李皇后这样的中原人已被称呼为“汉人”了。

其实在以后中国历史的发展过程中，不断有新的其他血统的民族融入，那些被融入的民族，很小的可能连名字也没了或者本来就没有名字。而作为庞大的主干汉民族来说，吸纳包容了这些民族，血统变化了，文化上也会互有影响，可是民族的名字没有变也不会变了。史学界把中华民族（汉族）发展扩大分为如下几个阶段：第一时期：秦以前，以炎黄两帝最初形成的华夏系为主干。夏、商、周三代到秦统一中国近三百年，东夷的全部，南蛮中荆吴的全部，百越的一部分，西戎，北狄凡近中原者多被融合（秦本身属西戎）。第二时期：汉朝到南北朝，五胡乱华期间。这时以秦扩大后的华夏系为主干被融合的有：匈奴、氏羌、东胡、西南的苗瑶、南蛮中的百越等有些部分。华夏后人在后期已被称为“汉人”。第三时期：隋、唐、五代、宋元期。这一时期以五胡乱华之后的华夏系为主干，被部分或全部融合的有突厥、契丹、女真、蒙古等诸族。中原华夏主干仍然被称“汉人”。

第四时期：明朝至民国，承接元以后更庞大复杂的华夏汉族融入的民族有满族、蒙、回、藏、羌、苗、瑶、傣等等，基本形成今天中华民族之宏大格局。

炎黄子孙、华夏、中国、中华民族

以上我们对中华民族形成之简单历程了解之后，再通过具体名词的解读深入认识一下有关概念。炎黄子孙：据《史记》记载，炎帝姓羌（同姜），又叫神农氏，年代比黄帝还早。部落原居黄河上游陕西中西部的岐山，后顺流迁徙到黄河中游。其部落精于耕种、交易、音乐，始创医药。黄帝姓姬，号轩辕氏。西方学者认为他称帝时间是公元前2697年，其部原居陕西北部黄陵县桥山。后也顺流向东南迁徙到黄河中游。相传文字、历法、算术、服饰、货币始于黄帝。炎黄两帝的部落在阪泉（今河北涿鹿）曾有殊死一战，炎帝部落被打败部族融入黄帝部族。黄帝又与三苗首领蚩尤大战于涿鹿，传说黄帝以雷兽之骨击打夔皮之鼓战胜了蚩尤，黄帝部族更成了黄河流域最强大的部落联盟。史学家认为黄帝的姬姓又是华夏的嫡派。所以应该说“汉人”最初最纯血统来源于此。炎帝之羌姓次之，是最早加入华夏系的。后来蚩尤的三苗部族也部分融入华夏系比炎帝又次之，所以中华民族称之为“炎黄子孙”。

华夏：“华”是“花”的古字，“夏”是“人”， “华夏”以现在的话来说其意为“花部族的人”。花是黄帝部族崇拜的图腾，是黄帝部落自称的族名。现代印第安人的部族有许多就是以动物或植物为他们的崇拜物和族名的。如“绿叶族”“黄树族”“狼族”“雄族”等等。所以黄帝一族在远古时代以花为图腾及族名也就不足为奇了。黄帝一族是胜利者，新加入者如炎帝族人也以华族自居了。“夏”是人的意思，是自称。原始部落常以“人”自称，如台湾原住民中的太摩族，“太摩”就是“人”的意思。“夏”字上半部表示人头，中间的“目”字分开后就变成一双手，下半部则是一双腿。所以合起来“华夏”就是花族人的意思。数千年来中国人有许多称呼如“秦人”“唐人”“汉人”，而中国人来自“华夏”则千年不变。

中国：谈到“中国”这一概念，奥克兰知名文化人穆迅先生指出，“中国”这一概念是不断变化的，古代“中国”与现代“中国”其含义有着巨大的差异。在古代，“中国”仅指集结居住的中心、族群主要繁衍生息的地域或各强大王朝掌控而无精确认定、笼统模糊的疆域。直到近代，清朝后期“中国”才有了明确的人文政治内涵以及相关明确的疆土地域范围，有了现代“国家”的严格含义。外国人常以中国即中央帝国之意来证明中国人的自大：历史上是有统治者或其他人以为中国真的是天地间的中心，但也是他们地理概念的无知多于纯粹的自大吧。中国之称来历久远，古代黄河中下游汉人先祖集中繁衍生息的地方人烟相对稠密，相对于四面的人烟稀少很自然以为他们的地方就是中心。他们哪知道地球这么大而且还是圆的。这些知识欧洲人不也是后来才知道的嘛。商朝把他们认为居于中间位置，他们集中居住生活的地方“大邑商”称为“土中”即“中土”，对周围各族称之为“方”。商代甲骨文还没有“或”或“国”，到周朝的金（钟鼎文）文才有。这两个字是相通的，是指城邑。周初武王，成王时就出现了“中国”一词，当时是指天子居住地域邑，与京师之意相同。后来扩展到泛指黄河中下游等中原地区，又指夏、商、周融为一体的民族。春秋时代“中国”两字，又是文化的概念，如“夏变夷者夷，夷而进入中国则中国之”。此后历朝常以中国自称，外族也以此名称指中原这块土地上的国家。随着地域人口不断增加“中国”所涵盖的地理概念也越来越大，明神宗时罗马传教士利玛窦（Mathew Ricci）在他的札记中已有“Ciumquo”（*此可能就是明代中国两字的发音）：Ciumhoa（*此有可能就是明中华两字的发音）两字，说明对我国称之为“中国”已很普遍。而且发音跟现在已很相似。“中国”两字用于与外国签订条约，最先是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的中俄《尼布楚条约》。既然国家订立条约也用，说明“中国”的概念已很明确。

中华：“中华”一词起于魏晋，是从“中国”和“华夏”中各取一字而成。“华”也含尊贵之意，古时皇帝天子也对其尊礼备至的官高学渊之士就自称“衣冠华族”，而后来“中华”就扩为对有此丰富文化的民族和他的文化的称谓。如：唐太宗说他成功的原因是“自古皆贵中华，溅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这里“中华”是指一个民族。公元382年东晋十六国时，前秦想攻打南方的东晋，宗室符融谏曰：“国家本戎狄，正朔会不与人，江东虽微弱仅存，然中华正统，天意必不灭之。”这里“中华”之意也含文化。当“中华”用于指地域时与中国相同或仅指中原地区，如朱元璋北伐檄文中有：“驱逐胡虏，恢复中华”“归我者永安于中华，背我者自窜于塞外”。中华民族：“民族”一词是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日本造的汉语词句，一般指历史悠久稳定的族群共同体。中国从日本引入后更复合出“中华民族”一词。原仅指汉族，后来扩大为整个中国境内的所有民族。1913年西蒙22部32旗的王公开会一致决议联合东蒙反对库伦独立（可见蒙古如无外力何至与中国分开!）其宣言云：“数百年来，汉蒙久成一家，我蒙同是中华民族，自宜一体出力，维护民国。”所以近百年共同反对外部侵略更促使“中华民族”涵义包容的广泛化。梁启超说：“凡遇一他族而立即有‘我中国人’之一观念浮于其脑际者，此人中华民族一员也。”所以“凡满洲人今皆中华民族之一员也。”故“中华民族”一词的出现是现代的事了。

通过以上了解基本对中国及其民族的发展有了一个粗略的概念。可以说地球上还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一样历史悠久，分分合合，内斗不断；融生于斗，斗促进融；围绕主干，不断壮大：最后却成了一个血缘复杂难以分割的民族和国家。而且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发展到今天不但没有亡没有衰，近几十年来还逐渐看到她的强盛与壮大。这不能不说是我中华之福也。

结语

中华民族的开化应该说是比较早的，在世界上大多数民族仍处化外梦寐之时，我们已有老子的世界观，孔子以礼治国的哲学，孙子的兵法，三国的谋略以及我们先民熟练的农耕经济等等，他们的思维已是何等的复杂发达。可是几千年的历史分分合合，无数英雄斗智斗勇、残酷杀戮、竞逐中原，可怜百姓无所适从不免也沉积了不少难以清除的习性。几千年前对华夏民族就有“蛮夷滑夏”的评价：源自女真的金朝世宗皇帝说：“燕人自古忠直者鲜，辽兵至则从辽，宋人至则从宋，本朝至则从本朝，其族诡随，有自来矣。”又说“汉人性奸，临事多避难”等等。当然对于手无寸铁的老百姓来说，这些“弱点”实在是苟且求生无奈的结果啊。我们民族所处的地理位置决定了我们首先会是一个大陆性的国家，我们民族又很早就建立了一个周密稳固的专制制度。由于这种位置及制度的约束而过早背负了不少沉重的包袱，凝固了我们民族向前进取的才华智慧，使我们一方面固步自封同时又不思进取不善吸取学习。特别是科举制度的长期应用，使我们民族的智慧精力几乎全都放在纯粹摆弄文字辞藻之上，我中华民族摆弄文字之纯熟精巧，玄妙深奥，其作品绝非很多现代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可比。而研究自然科学的人却少之又少，尤其在促进生产力发展的科学技术方面。当然这种情况百年前已开始改变，并出力猛追，近几十年出现多位理科诺奖得主，除了学术理论，在实际应用的各行业科技水平也得到充分的掌握和发展。二十世纪与西方相比，各个领域大中华都属后起，有些落后很多。到二十一世纪已有一些领域开始与西方处于同一起跑线上。中华民族应在今后与世界其他先进民族的同步竞相发展中重新步入先进的行列，今天我们已有了这种主客观的可能性。

笔者认为，今天任何一个民族的发展历程都是波浪形而不可能总是直线上升的，总会有起伏和沉降。中华民族产生几千年后至今不衰，而且是当今世界的强大民族之一，现在又面临新的发展机遇，这在世界民族之林中还是独一无二的。我们从世界人类发展历史重看到一个特点，那就是人类文明发展速度的突变，从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我们的先人用了百万年以上的时间。在这段时间里先人们只是把文明从简单的磨制石器、骨器进化到烧制陶器和简单的纺织；从依赖自然的渔猎采集进化到畜牧农耕；从血缘群婚进化到族外群婚、对偶婚。然而从传说中的炎黄两帝到有史迹文物可稽的夏、商、周三代，再到现在的中国仅用了四千多年的时间。而我们的民族紧随人类文明的前进步伐进入了今天的电子信息时代。与前者的百万年相比后者的四千年所占的时间比例是微不足道的。然而就在这微不足道的时间里人类却有着难以想象的突飞猛进。而在这突飞猛进之中除了科学技术之外更可贵的是社会制度的人性化，今天的人民比过去享有无可比拟的得到法律保障的广泛权利。可以预见将来人类发展的速度将更快，人们除了能得到更加先进的物质生活以外，将可以生活在更加人性化更加宽容公平的环境之中。

今后我们中华民族所面对的挑战将是科学技术生产水平的提高，能源的发掘，政治制度的民主化和为适应这些发展而必须的人民素质的提高。素质的提高则包含文化科学知识，民主意识以及学会如何与世界其他民族的了解和融合。

作者简介

宋林玫，原名林慧曾，广东梅州平远人，毕业于华南理工大学。上世纪80年代初到香港及海外谋生。本是理工男，却有文人心，游千山万水，感沧海桑田。曾出版著作《重归中华》、《尖山脚下一家黄帝子孙》等，现侨居奥克兰，系新西兰华文作家协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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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林玫 | 漫说中华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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