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余姚最热的这天夜里，34岁的装卸工人张公前死在了12平方米的出租屋里。他没有惊扰任何邻居，也没有向外拨出一次求救电话。
个别工友反映，早在出事前两天，7月12日，张公前就已有中暑症状，“热得难受”，想休息，但带班说请假要扣工资。于是，他在39℃-41℃ 高温下又连着加班了两天。余姚西货运站的监控，留下了他最后的身影，吃力干活的身影。
这位工友眼中的老实节俭、勤快能干的年轻人，多年用一身力气撑起一家老小的生活。如今他的死，成了这个家庭争取赔偿金的唯一筹码，而在谈判桌上，他所实际就职的杭州湾物流公司，不承认“工伤”一说，一度只愿出于“人道主义”补偿丧葬费3万元。
半个月后，张公前的遗体被火化后带回了安徽蚌埠老家。张公前究竟是怎么死的？生前经历了什么？家属最终也没讨到一个说法。
他是从冰柜最下面一格被拉出来的。刘红侠远远看了一眼，就崩溃了。五天前，她和女儿还跟丈夫视频聊了近一小时，整个人看着好好的，“跟孩子有说有笑”，怎么再见到就变成了这样？
7月15日早上七点多，正在超市上班的刘红侠接到丈夫弟弟张小浦的电话，立马回电追问传信的工友，对方只说，现在什么都别问，赶快来人。刘红侠以为丈夫干活受伤住院了，她和几个亲友急忙驾车从蚌埠老家出发，中午过了南京才被告知人已去世。刘红侠如雷轰顶，哭晕了过去。
傍晚抵达余姚市阳明派出所时已过了五点半，民警已下班。之后他们跑了殡仪馆，去了张公前的出租屋，找了他的工友，只从三个人那里打听到，张公前被发现死亡的前一天加了班，有出现中暑、晕厥的情况，没有就医。
但这三人均是货运西站其他线上的工友，并非亲眼所见，只是事后听说的。而与张公前一条线上的工友，要么否认上述说法，要么表示不知情。刘红侠曾用丈夫的微信从工作群里加一位知情的工友，第二天发现丈夫的账号被踢出了群，此前加了好友的几位工友也把他删了。后来，其他线上的工友也不大愿意说了。走访期间有个工人说，张公前那条线几乎都是带班人的老乡和亲戚，“有些人包庇，不敢说的。”他也被人警告过不要多事，小心老板找他麻烦。
家属们也咨询了多位律师，律师表示要搜集证据，证明张公前在工作期间发病，且在48小时内死亡，即可认定为工伤。搜集证据有三个方向：一是证人证言；二是尸检查明死因；三是工作场所的监控。在“什么都不肯说”的工友面前，他们无计可施，一度寄希望于警方出具死因证明和调取监控。
但接警民警童明达多次向家属解释，当天出警后勘查了现场，做了表面尸检，已排除他杀和刑事案件可能，警方便无义务继续调查，后续要找相关部门；而表面尸检无法明确死因，如要解剖做理化尸检，家属需自行委托第三方机构。
之后，家属咨询了浙江中和司法鉴定中心，对方表示死亡原因鉴定一般写器官衰竭之类的直接死因，至于能否定性为热射病，要看相关症状是否明确。热射病，即重症中暑，是由于暴露在高温高湿环境中人体控温系统失效，导致核心体温超过40℃，伴有皮肤灼热、晕厥、多器官衰竭的高致死率疾病。
发现张公前签了劳动合同和交社保后，他们还咨询了余姚市社保局、宁波市第一人民医院职业病诊断办公室，前者答复既非上班时间、上班地点，也不是在上下班途中死亡，无法申请工伤鉴定；后者则明确说，即便做了理化尸检，确定死因是热射病，也无法直接归咎于工作单位和工作环境，“职业病诊断实际上是要求国家工伤基金来赔偿，这个是有限制的，一定要在工作当中（发病）。你申请可以，但我们肯定给你打的是无职业病中暑。”
一开始只想查明人是怎么死的，问了一圈下来，刘红侠犹豫了，理化尸检要从头、胸、腹全套解剖，“我不忍心动他”。其他亲属也认为，既无法认定为工伤或职业病，便无必要去打扰死者。刘红侠心里乱得很，“打官司如果有胜算的话，我也可以打，我们收集这么多天，一点证据都没有。”
“走哪条路都走不通。”张小浦想得更明白，人都不在了，家里以后还要生活，最重要的还是尽可能多要一点赔偿，“公司怎么样都有责任，简单一句话，在这里跟他干活出的事。”
杭州湾物流公司的老板自始至终没有露面，只派了一个职位不明的代表“小桑”与家属接触。
7月19日，在警方和街道的调解下，家属与小桑进行第一次谈判。刘红侠记得，全程不到一小时，主要都是自己人在说，另三方不怎么发话，互相之间倒是用当地话说了不少，但他们听不懂。提出60万赔偿时，街道的人讲了一句：你要这么多钱有什么依据？小桑则替公司表态：可承担小金额的丧葬费，但不接受以“工伤”为由索赔，请家属继续走法律途径。
7月25日第二次调解，家属将赔偿金额降至32万，小桑表示公司只出3万元，他们愤然离席，街道的人让双方各退一步，小桑出去给老板打了几分钟电话，结果与上次无异。
彼时张公前已在殡仪馆放了10天，家属也跑了10天，处处碰壁，最后一切又回到原点。刘红侠每天一出宾馆门，就感觉喘不过气，头晕到几乎站不住，只能强撑着，告诉自己不能倒下，“不能添乱”。
这边事情毫无进展，家里那边也让人焦心。8岁的女儿托给同事照看，在陌生的环境里，孩子哭闹了一晚上，她开视频哄了一小时才睡着。
刘红侠母亲是聋哑人，独自在家，心智相当于三岁小孩，不会做饭。刘红侠每天看家里监控，看有没有人给母亲送饭，结果经常看到她站在家门口左右张望。上一次自己这么长时间没回家，是春节前父亲住院去世的时候。她估计母亲心里大概有个数了。
7月22日，到余姚后第7天，刘红侠第一次去丈夫工作的地方，余姚西货运站。下午4点，日头依然毒辣，空气像是被炙烤过，询问工友无果，她无力地靠在墙上，看着他们汗流浃背地装货，出了神。
“特别心酸。”她之前想象不到丈夫上班是什么样的，只听他说过搬的是插排、灯具、衣服之类的，但出事后看他工作群里的视频，都是冰箱、空调这些大件的重家伙。
■工人在火车上装货。
“一般小伙子吃不了这个苦，受不了这个罪，都是40多岁以上的居多。”张公前的表姐夫徐广田今年51岁，以前是干工地活的，这几年也在货运西站工作，6月下旬因病回了老家。他说，装卸工流动性大，“干几年的基本没有”，很多人到这儿干一阵，觉得累、工资低，就走了。五六年前，张公前由他介绍来这里干活，一直干到现在，工资从最初的四千多涨到六七千。
张公前吃苦的劲儿，从小就练出来了。他小学三年级辍学，家里四个小孩，作为老大，他常跟着父母下地干活。
再大一些，张公前到镇上的木板厂做学徒，20岁出头，和弟弟一起外出打工，在浙江义乌一个饰品厂上班，每月工资一千上下。那时家里开始操心他的婚姻大事，他自己也没少发愁。
■张公前（右二）与弟弟张小浦（右一）和从小玩到大的邻居合影。
好在这份踏实，被刘红侠一眼相中。那时她父亲因车祸卧床，哥哥在海南开船，常年不在家，家里因此考虑招婿。两家相距不远，张公前父母也同意他做上门女婿。两人谈了两个多月就结婚了。
“这个人特别暖。”刘红侠说，她生女儿是剖腹产，坐月子不能动，不能碰水，丈夫专职在家给她做饭，一人承包了所有家务，小孩尿布也是他洗。
去年年底，刘红侠父亲患癌住院，张公前赶回家，本想照顾老丈人，但因“黄码”得在家隔离14天，没想到没过14天，人就走了。刘红侠失眠了好一阵，他一直在旁默默安慰。
张公前在外辗转打工多年，一有假期就会回家，他不抽烟不打牌，就在家陪孩子、分担家务，偶尔一家人出门溜个弯，去县城逛个街，生活简单而知足。
■张公前与刘红侠的结婚照。
自从张公前在货运西站干活，就很少回家了，请假要扣工资。
两人都空闲时，多是开视频聊天。刘红侠常叮嘱他，干活要是太累太热，就请假休息，大不了少天工钱，他每次都答应，但不一定会这么做。自打结婚，张公前对钱就很在意，“为这个家”，能挣多挣，能省则省。像在出租屋装空调这个事，她知道“说了也不会去买”。
张公前在离货运西站不远的丰南村租了一个瓦房单间，房租200元，除了床，家电家具都得自己配，他没装空调，只买了两个小风扇。房东记得，几年前他表姐夫带他来这里租房时，他不怎么说话，身上估计没钱，房租没交，连被子也没有，不知从哪里捡来别人不要的被子盖，表姐夫一说，才扔了。
■张公前的租屋（右边第一间）。
■张公前租屋室内。
住他对门的前工友刘涛说，张公前连吃饭都很节约，很少买肉，去年冬天他一个萝卜吃了一天，吃完萝卜，还用腌萝卜的汁拌面条吃。平时他还会在货运西站捡些废铁皮，用电瓶车一点一点带回来攒着，每个月能卖两百多块钱。
张公前的“抠”只对自己，对家人却很舍得花钱。刘红侠说，女儿要什么他买什么，在家常常骑电动车出去转一圈，孩子手里就会有点儿吃的玩的。今年六一儿童节，他还给女儿买了一个比她还高的兔子玩偶，女儿每天都抱着它睡。
每年情人节、520、母亲节、生日，张公前给妻子的礼物都不会缺席。去年情人节，超市人很多，刘红侠正在收银台忙着，丈夫突然带着女儿出现在眼前，把藏在背后的鲜花拿出来，递到她面前，说：“老婆，情人节快乐。”讲到这里，刘红侠用手轻轻揩掉了眼角的泪。
到余姚的第三天，确定警察不会再调查后，家属又去了一躺出租屋，把张公前的手机拿出来。刘红侠不知道密码，就用自己的试了一下，竟然打开了，那一刻，她冥冥中觉得是不是丈夫想最后给她一点儿线索。打开手机后发现，7月14日夜里11:18，张公前的带班汪买庆给他打了一个电话，响铃53秒未接，紧接着又给他发了两条微信语音，说觉得不舒服就去开点药吃，假如是感冒就开发烧药。仿佛抓住一根稻草，家属去问律师，但律师说这不算什么证据，希望“又破灭了”。
7月22日，家属去货运西站问汪买庆，对方还是坚称14日张公前没有中暑，也不知道他舒不舒服。家属质问：“那你怎么会给他发消息？”汪买庆支支吾吾说不清楚。
张公前死后不久，左邻右舍就都搬空了，只有他的租屋仍是原来的样子：电饭煲里剩了一点饭没吃完，砧板和碗没来得及洗，冰箱里放着一盘炒好的菜、四瓶啤酒、几条辣椒和一根西葫芦，冷冻层冻了8瓶水，应是准备带去上班喝的。妻子给他买的新衣服和新鞋子不舍得穿，一直放在枕边。墙上挂着的蓝色双肩包，是他2月份离家时背走的。
■张公前过完年离家时背的双肩包。
刘红侠记得那天早上5点起来，送他到村路口坐大巴，他背着这个双肩包——包里塞满了自家种的花生，拉着行李箱，手上还拎着她准备的面包、零食和水。他要赶一天路，去开始新一年的劳碌。
今年春节后回到余姚，张公前换到了杭州湾物流公司承包的川渝线，跟着贵州人汪买庆干。刘红侠说他本来不想换的，因为原来的工资也有六七千，但汪买庆一直劝他来，说这边工资开很高，保底八千，上万都有可能。张公前想多挣点钱，也不太会拒绝人。
虽然没跟表姐夫一起干了，但两条线距离很近，彼此干活都能看见。徐广田说，他们这条线活少，8个人，每天装三四个车皮，下午五六点就下班了。张公前新换的这条线，10人左右，忙时一天要装七八个车皮，从早上8点一直干到晚上11点。“这个人手是不够的，因为高温期，干一会儿得喝点水。”人少就不可能多休息，当天的活必须干完，火车到点准时拉走，货没装完要罚款。
一个车皮560元，几个人干几个人平分，张公前曾对刘涛透露，干得好的话一天能挣三四百块钱。徐广田说，张公前比较憨厚，“什么杂活都干”，休息的时候不多，一般喝了水就回来了。同样在隔壁干活的董宇也夸张公前勤快忠实，干活不会偷懒。
6月中旬开始，活儿渐渐多起来，天气也一天比一天热。出事前，刘红侠总听丈夫提起，这段时间好累，活很多，太热了，衣服都不带干的。
刘涛回忆，出事前大约四五天，张公前卖废铁叫他帮忙，他当时就劝他装个空调，“我说那么热，房间都不能进人，你一天挣那么多钱，还省那么狠干嘛？他说老婆快生了，过几个月要回家，不安空调了，过几天买个大的冷风机。结果没有等到买大冷风机。”
不知刘涛听错了还是记错了，刘红侠并没有怀孕，但夫妻俩的确打算生个二胎，让女儿有个伴。
另一个住在附近的前工友付红军，在出事前两天，听张公前说过热得不舒服。他不确定是7月12号还是13号，这两天余姚最高气温都是39度，张公前的工作量也差不多。他的记账本上写着，7月2日至10日，他们10个人装5-8个车皮不等；7月12号只有8个人，装了7个车皮，每人得490元；13号也是7个车皮，9个人装，每人435元。
■张公前7月记的工资账本，14号那天晚上他没有记账。
付红军回忆，那天晚上下班后，约摸是睡觉的时间，他拐去张公前屋里串门，张公前正在喝啤酒，吃炒西红柿，“他还叫我注意一点，说天气太热，热得太难受了，我说太难受你就停掉，我都休息两天了。”张公前没有应他。
董宇事后听跟张公前一条线的工友说，他前两天就有点中暑了，本来想休息，但带班不让他休，如果休息要扣掉三天的工资。董宇说，他们一般“不敢请假”，尤其是货多人少时间紧张的时候，“多招几个人不可能，每个老板都是算好的。”像董宇这条线，本来是6个人干的活，只招了5个。
董宇说，干这个活很容易中暑。7月24日，他有个工友中暑呕吐，就跟老板请假回去了。“以前他也不敢请假的，发生了这个事，我们老板也怕起来了。”还有一次，董宇装完货，累得直接躺在火车上，老板“吓死了”，以为他中暑倒下了。
张公前去世后，董宇的老板给工友买了防中暑的药，“以前都是自己买的”。徐广田说，有的老板夏天会给工人买水和防暑药，发三个月高温补贴，有的老板什么都没有。张公前的工友罗刚说，老板有买防暑的藿香正气水放在办公室，出事前四五天张公前就喝过了，但他喝不下去，一喝就吐掉了。汪买庆则说，7月14日张公前说太热了，他叫张自己去买点藿香正气水来喝。
张公前事件带来的另一个变化是，现在董宇的老板看他们装货满身是汗，会主动叫他们出来休息一下。火车里四面都是铁皮，中午最热时，外面气温40℃，“在里面光待着不干活，汗都流得不得了，晚上在里面装货，衣服也一直是湿的。”
当货车和火车都来了，有人负责从货车上卸货，有人负责开叉车运货，有人负责在火车上装货，而张公前基本都在火车上装货。货场里到处是监控，对准了每一个装卸点。刘涛提醒家属去看监控，“说没加班都是假的，只要监控调出来，什么事情都明白了。”
历经多日的请求后，家属终于在第二次调解的前一天，看到了7月14日张公前工作时的监控。这一天，余姚市气象台发布了高温红色预警信号，最高气温达到41℃。《防暑降温措施管理办法》第八条规定，日最高气温达到40℃以上，应当停止当日室外露天作业；日最高气温达到37℃以上、40℃以下时，用人单位全天安排劳动者室外露天作业时间累计不得超过6小时，且在气温最高时段3小时内不得安排室外露天作业。
根据家属看监控的笔记，大致还原张公前生前最后一天的劳作：
8:33，前一天加班到近晚上11点的张公前骑着电瓶车到达货场，5分钟后开始干活。除了9点多到10点多近一小时没货及中午吃饭时间，张公前白天都在卸货，一般干几分钟到二十几分钟不等，便消失在监控里，休息几分钟到十几分钟不等。
下午开始显露疲态，18分钟内休息四次：15:18至15:40干活，休息了17分钟；15:57货来了，张公前扶着腰缓慢走向卸货点，开始干活；16:04坐在货车上，休息了一分钟继续干；16:11原地蹲下休息，16:12继续干活；16:14又撑在货上休息了一会儿；16:15，货还没卸完，别的工友还在干，张公前就离开了，往休息室方向走去。
“这哪里正常？”董宇说，正常情况下，必须把一车货卸完才可以休息，除非身体不舒服。跟他一起干活的工友里，唯一一个愿意说点什么的阿斌在7月22日告诉家属，当天他摸了张公前的身体，“烫乎乎的”，感觉到他人不舒服，“我说你去医院看一下，他不去。”
仅仅过了8分钟，张公前又开始干活了。直到18:11，拎着水瓶骑电瓶车回出租房吃饭。18:58，骑着电瓶车过来上班。
19:12，在火车上装货。由于车厢门较小，监控拍不到里面，只能偶尔看到他露个身影。19:24，走路依旧扶腰。19:57开始，张公前一直在火车里干活，20:54从车厢下来，瘫坐在地上，只坐了40秒，起来又进车厢了。
21:38，火车差不多装满了，其他工友陆续离开，张公前留下来封火车门。徐广田说，每次都是他封火车门，他是最后一个走的。封门的时间是22:02，调取的监控到此为止，家属没有看到他是什么时候、如何离开货运西站的。
那天晚上10点左右，董宇下班经过，看到张公前在第三个车皮里，货装好了，他靠在货上休息，董宇看到他脸色发白，便说：“你白天干，晚上干，能吃得消？”要是以前他会说：“你滚蛋，下班去！”“精神头很大的”，但那天晚上他没有答话，“我觉得他人就不对头了。”
刘涛说，张公前死后，大家在后面议论，都说他傻，不舒服要回家，要是去了医院可能什么事也没有，或者“死在西货站里，什么问题都解决了”，偏偏“死在了租房里”。
那天晚上，刘涛在屋里开着空调没出门，不知道张公前什么时候回来的。法医说他身上有酒气，大概回到租房后，他还喝了点儿冰啤酒，这是他的习惯。第二天早上7点10分，刘涛的闹钟响了，起来上厕所，看到张公前的窗户开着，却没有动静，平常这个点他不是在洗脸刷牙，就是在炒菜。两人都是8点上班，刘涛每天早上叫他一次，但这次他没有回应，躺在床上“跟睡着了一样”。法医初判死亡时间3小时以上，他是否在睡梦中离开的，不得而知。
7月28日，在第三次调解失败后，刘红侠和女儿等人抱着张公前遗像去市政府大楼门口请愿，立刻被接待了。当天下午，在政府调解员的助力下，家属与杭州湾物流公司签订了赔偿协议，协议没有给家属一份，内容大致是：可能劳累过度，导致其在出租屋内死亡，给予人道主义补偿和精神抚慰金8.3万元。
金额与预期相差甚远，但奔波半个月，每个人都已筋疲力尽，家属不想再耗下去了。“没办法，我也知道这事有多难。”刘红侠只能接受现实。7月29日，她带着丈夫的骨灰和身旁哭睡的女儿，赶夜路回了家。三天前，孩子跟家人来到余姚见爸爸最后一面。
8.3万元赔偿金，尚未领到的7月份工资，以及社保账户里的钱，就是张公前留给家人的最后遗产。张公前的社会保险参保证明显示，截至出事前，他只缴了三个月养老、工伤和失业保险，缴费基数是3957元。
来源: 在人间liv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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