嗅觉丧失、头痛、胸痛、关节痛、性 欲减退、男性性功能障碍、脱发、打喷嚏……
这项涉及48万余人的研究可能是目前关于新冠后遗症的研究中，样本量最多的一个。
新冠对健康的长期影响，在新冠疫情发生以来的三年间，一直是研究者关心的话题。
对于这种在学术界常被简称为“长新冠”（Long Covid）的新冠长期后遗症，包括中国在内的不同国家都曾发表过许多研究，描述了长新冠的症状以及在不同人群中的复杂表现。
而今，随着具有超强传播力的奥密克戎在全球引发的新一轮疫情高峰，越来越多的人成为康复的新冠感染者，长新冠正在受到越来越强烈的关注，越来越多的研究结果的出炉也正在让越来越多的人感到紧张和焦虑。
早在2021年6月，美国华盛顿特区 COVID 合作组织的Steven Phillips博士就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发表评论称，有10%~30%的美国人在感染新冠数月后仍不能恢复正常。不幸的是，当前的数字和趋势表明，长新冠正在酝酿的下一场公共卫生灾难。
今年6月，《科学》杂志特约撰稿人Meredith Wadman借由采访者之口严厉批评称，长新冠已经成为了一场需要首先关注的“国家危机”，但是NIH（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在资助研究上速度太慢而且不够透明。
据美国CDC官网，截至 2021 年 7 月，根据《美国残疾人法案》（ADA），“长新冠”可被视为残疾。
根据英国统计局动态更新的长新冠在人群中的流行率，截至2022年6月4日，英国有200万人正在经历自我报告的长新冠，占英国总人口数的3%。
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研究员刘珏告诉八点健闻，有研究认为，随着新一波新冠肺炎浪潮的流行，新冠肺炎的一些长期影响很有可能在当前的大流行之后产生另外一场公共卫生危机。
今年6月，刘珏和他的同事们在国际杂志《国际环境研究与公共卫生杂志》上刚刚发表了一项关于新冠肺炎长期影响的研究。
研究中，通过对PubMed等三个文献数据库中收入的截至2022年2月9日的一万多项相关研究的数据进行分析，刘珏他们发现：在新冠肺炎治愈或出院后6-12个月的患者中，63.87%的患者报告了至少有一种新冠长期影响；在新冠肺炎治愈或出院后12个月及以上的患者中，58.89%的患者报告了至少有一种新冠长期影响。
越来越紧张的舆论态势背后，是科学的不确定性。
目前很多长新冠症状其实找不到生理层面的证据，所以各界对于这个问题的看法越来越两极分化。一派认为，长新冠可能是一种新的病理生理综合症，需要进行彻底研究；但是另一派则认为这些所谓的长新冠症状可能是非生理性的，甚至是心理或精神层面的。
美国德克萨斯大学安德森休斯敦癌症中心教授张玉蛟告诉八点健闻，他自己和家人感染新冠一月后就恢复正常了，没有残留或出现什么其他症状。而他的感染过新冠的癌症病人们（基本是70岁以上），也很少有人主动跟他报告出现了其他的严重症状。
“有些病人可能一个月以后还会有咳嗽，气短等问题，但是这些病人本身就有退行性的基础疾病，会随着时间推移慢慢变差，有的甚至还是肺癌，所以很难说这些症状究竟是什么导致的。即便确实不如感染前，恶化程度也只有一点点。”
多名公共卫生和医学领域专家以及近期的科学研究强调，有据可循的长新冠症状主要是因为肺炎及继发的病理损伤，是器官损伤引起的。
但是，多数症状与新冠感染史之间是否真的存在联系？目前还甚少有研究找到生理层面的证据。
没有共识、没有标准、没有诊断，却令大量感染者难以回归正常生活
从人类疾病史的角度，某一流行阶段的结束，并不意味着传染病的终结，被感染围绕着长新冠的未解之处是如此之多，然而目前，对于长新冠的研究还远远不够。
香港大学病毒学家金冬雁无奈地向八点健闻介绍：长新冠目前甚至还没有全球共识和统一定义，光是世卫组织和美国CDC的定义就各自不同。
2021年10月6日，世卫组织曾公布了“post COVID-19 condition”的临床病例定义，其中，世卫组织认为，长新冠发生在有可能或确诊新冠感染病史的个体中，通常在新冠感染出现症状后3个月，并且持续至少2个月。
然而，美国CDC的文件却指出，感染新冠病毒后至少四周（一个月），如果出现、复发或持续存在相关症状，就可以认为是长新冠，症状可能会持续四周甚至数月甚至数年。
不存在一个全球共识和标准定义，这从一定程度上，模糊了对疾病本身的讨论。
不过，世卫组织也曾为自己的判定打过一个补丁，即：符合时间要求的前提下，如果患者的症状不能用其他诊断来解释，就可以认为属于长新冠。
这也表达了对于长新冠问题，部分医学界“宁可错杀一百不肯放过一个”的态度。
“说得直白一点就是，我作为医生或者研究者，在给病人看病或做研究时发现，这个患者的症状找不到别的疾病来解释，但是这位患者又有新冠感染史，那我就会认为他是长新冠。”刘珏认为，依照目前的定义，长新冠的判断大概类似有罪推定，如果不能排除，那便直接纳入。
而对于长新冠的诊断标准，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公共卫生学院流行病学系系主任张作风向八点健闻解释：目前並没有严格的评估和检查，主要是基于自我报告。前述英国的长新冠感染者统计的数据来源同样也是患者的自我报告，而不是医生的明确诊断。
实际上，美国CDC也指出，目前没有检测手段可以诊断长新冠的状况，因为人们可能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症状，这些症状可能来自其他健康问题。
换言之，自我报告的长新冠的症状实在太过宽泛，甚至有些主观。患者无论在感染新冠一段时间后出现了怎样的不舒服或者疾病，都可以将其报告为长新冠。
刘珏向八点健闻解释：客观测量的结果一般是比较真实的，但部分调查采用患者自述的方式可能会存在混杂因素干扰评估（例如回忆偏倚）。
“所以我们在高质量科学研究中会特别强调前瞻性队列研究的证据，这也是国际顶级期刊会非常喜欢的研究设计类型，因为这种设计类型可以有效避免一些偏倚的存在，得出更科学的结论。”
而基础研究的匮乏，缺乏生理学机制的解释则是目前长新冠面临的另一个难题。
武汉疫情后，武汉大学中南医院ICU主任彭志勇团队曾跟踪随访100名康复危重症患者，随访3个月，90%的患者肺功能仍处损伤状态，还有20％-50%的患者出现抑郁状态，病耻感更普遍，难以彻底回归正常生活。
彭志勇告诉八点健闻，经过一年的跟踪随访，患者一年以后的肺功能状况明显好转，约能恢复到健康状态的80%左右，而这些患者持续存在的健康问题也主要集中在肺部。
因为肺炎及继发的病理损伤导致的长新冠症状，几乎是长新冠中最有据可循的一种。而其他症状，区分病理性与心因性往往就成了一大难题。
这也是目前让全球研究者对长新冠感到头疼的问题——基础研究匮乏。因为患者自我描述的症状很多时候与新冠病毒感染目前并找不到因果联系，甚至可能是很多别的因素导致的。
刘珏解释：从科学角度来看，长新冠在生理学机制层面目前基础病因研究证据还很少，部分原因也许是新冠流行时间还不足以观察到更长久的科学证据，需要更长时间的科学观察与积累。
而金冬雁则提到，对于个别症状，很可能根本找不到什么生理层面的证据。大流行影响到了数以亿计的人，个别的人有这样那样的表现，这太不足为奇了。
焦虑、疲倦、恐惧，传染病大流行的社会后遗症
历史经验来看，传染病暴发期结束，并不意味着疾病的终止，被感染者与人类社会，都需要经历漫长的“后遗症”。
如今，从阿尔法到奥密克戎，流行毒株致病力不断下降，危重症、住院群体占比不断下降，但在全球感染者超5亿之时，“新冠后遗症”自然地正在从感染者被损伤的肺部、身体、生活蔓延到群体神经中。
最初的“后遗症观测症状”还没那么到几十几百项那么丰富，彭志勇告诉八点健闻。即便在病毒毒力最强的武汉时期，在感染最严重的、需要插管的危急重症病人中，后遗症的问题也“没那么严重”， 一年的跟访期结束时，大部分患者的肺部功能恢复了，“即便没恢复的，也无需用药”。
然而，令彭志勇感到困惑和无力的却是一些非生理症状。跟访的第一阶段，团队发现有20-50%的重症康复者出现了抑郁，“有家庭因素，也有社会因素，比如，有人上班时，别人躲着他；有的人有心理阴影；还有一些老年人被家里人要求不能抱孩子”。
而根据中日友好医院曹彬教授团队的跟访，2年后，金银潭医院出院的病人中，依然有55%的康复者具有一种及以上长新冠症状。
在长新冠感染者们的叙述中，这些症状被具体为易疲倦、出现幻觉、“脑雾”、记忆力减退、心跳加速、呼吸不畅……在前述的英国200万经历了长新冠症状的既往感染者中，超一半（56%）人正在为“易疲劳”所困，而有140万人则认为长新冠对自己的日常工作生活产生了“不利影响”。
张玉蛟教授看来，确实需要关注“一些有基础病的老年感染者或住院病人中是否会出现心肺损伤”，但这部分人群只占5-10%的住院人群中的30%，在他周围经历过新冠感染的家人、医生、病人中，只有部分中老年癌症感染者会出现呼吸不畅的情况。
因而，张玉蛟提到：摆在流行病学家和医生面前的，是如何真正找到新冠后遗症，尤其是严重后遗症，这样才能对症下药。
而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医学院副教授张洪涛看来，即便是病理性的后遗症也很难预测。
在他看来，一些与免疫系统有关的病理症状也许会出现，“免疫反应本来就具有极强的个体差异性”，他以身边的一位咳嗽了很长时间的同事为例解释道，“可能是免疫系统反应过程中伤到了机体的呼吸道”，但如果出现咳嗽症状，也无须紧张，只需对症治疗即可。
而对于急性感染期后的“长症状”阶段，他认为，可以通俗地理解为“病去如抽丝”，总要有个反应、恢复阶段。
但对于大规模、集体性的疲倦、群体性应激反应与日益衰弱的社会神经，医学专家们很难将这些非特异性症状与病毒的某种机制严谨地相对应起来，而只能理解为“一种客观存在的宏观现象”。
但这不是新冠的专属，而是传染病大流行的必经阶段。
在一篇《柳叶刀》的社论中提到，在1889-1892年的俄罗斯流感大流行中，也有一段长达数年的社会消化期。与“长新冠”相似，它的后遗症包括神经衰弱、“虚脱”、焦虑、妄想……这些记录者既包括媒体、作家，也包括医学专家，是一场和今天极其相似的社会反应阶段。
甚至到了1890年代中后期，英国人开始将上升的自杀率、“无法恢复正常工作生活”无法解释的慢性病以及诸多未解的社会问题统统都归咎俄罗斯流感的流行。
身处社会漩涡中的个人很难完全诉诸理性，但张洪涛观察到，“一些人已经习惯了感染后居家也能拿工资，因此不想复工”，而另一位专家坦言，“很难区分这些非特异性症状与新冠的关系，这些普遍的焦虑和抑郁不一定与新冠直接相关，或许与新冠流行已达三年的社会状态有关”。
疾病的后遗症终将消失，但传染病的流行与这个时代的社会病症正不断发生着关联和互动，并将封存成这个时代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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