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但我买了四瓶酒，以防我们需要自制燃烧弹。”2月23日
俄罗斯军队从三面包围了乌克兰。美国警告说，入侵迫在眉睫。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宣布进入紧急状态。
阿列克谢，26岁，基辅的一名印刷经理
我和我的朋友站在可以俯瞰整个城市的尤尔科维齐亚山（Yurkovytsia Mountain）上，我们开玩笑说：“想象一下，炸弹就要落在基辅了。”
维克托里亚·胡托尔纳，24岁，基辅的电视记者
中午，我给我的英语老师发了短信。我们本来要见面的，她说：“我很抱歉。我完全忘记了我们有课。”她在最后一刻决定离开乌克兰，跟我说话时正在去机场的路上。我说：“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我本来可以安排别的计划。” 所以现在我有一个空闲的晚上，无事可做。
我尽量不参与政治。2014年，我母亲参与了独立广场的抗议，我很担心她，并且决定不参与，我也不经常看新闻，因为关注新闻而不知道我的亲人发生了什么，这让我很受打击。
后来，我和母亲通了电话，告诉她我有一种不好的预感。她说：“别担心。全面入侵乌克兰，尤其是攻打基辅，这想法太疯狂了。”
我说也许我应该离开几天。但后来我想，我真的没有钱。所以我花了一些时间在网飞上看《创造安娜》，自学英语。
基辅的第聂普尔河，By Dmitry A. Mottl, CC BY-SA 3.0, via Wikimedia commons
彼得·切克，20岁，哈尔科夫的一名学生
凌晨5点的电视上，普京宣布了军事行动的开始，就是——战争。我弟弟米提亚就在我身边，他正听着。这是一个俄罗斯电视频道，他们说这是一个救援任务。我的祖父母一直在看俄罗斯电视，在最初的几天里，他们根本无法相信。而当他们终于接受这一现实时，他们转到了乌克兰电视台。
19岁的列昂尼德和21岁的纳斯塔，基辅的社会学学生，他们是姐弟。
列昂尼德：我正期待一个新的视频游戏，它应该会在第二天发布。但我一直感觉到有事情要发生。两三个星期前，俄罗斯军队在边境集结，人们已经开始做最坏的打算。我很少记得我的梦，但其中一个晚上，我醒来后告诉纳斯塔，我梦到战争开始了。
纳斯塔：这件事情对我的影响太大了，以至于我在接下来的两个小时里都没睡，尽管列昂尼德几乎立刻就又睡着了。但在23日，我们都认为我们至少还有两到三天的准备时间。
达里亚·霍洛瓦坚科，18岁，阿夫迪夫卡的一名大学生
那天，我和一个朋友在我父母的咖啡馆里聊天，谈论着去美国的事情，这是我们学生工作计划的一部分。我真的很想去洛杉矶，也许会去做酒店接待员来提高我的语言能力，了解当地的文化。我还收到了我教授的信息，他建议我参加一个中文比赛，获胜者能前往中国。我很高兴能被选中。
我们在新闻上看到，乌克兰宣布进入紧急状态，美国也发出了警告。即便如此，我并不认为战争会发生，我们都不相信入侵迫在眉睫。
丹尼尔·扎多罗兹尼，26岁，利沃夫的诗人和记者
我的伴侣尤利娅和我在那天晚上观看了泽连斯基总统对俄罗斯人的演讲。我非常喜欢这段演讲，清晰、集中。我认为普京是在虚张声势，因为入侵似乎很愚蠢。极其愚蠢。
玛丽亚·舒瓦洛娃（基辅），28岁，在基辅攻读博士学位
很晚的时候，我收到一个警报，说俄罗斯可能会入侵。我很震惊，我开始给我的笔记本电脑和电源箱（类似充电宝）充电，但后来我想，不，这是不可能的。这太愚蠢了。这只是疯狂的扯淡。然后我就去睡觉了。
2月24日
就在黎明前，俄罗斯的炸弹袭击了基辅、敖德萨、马里乌波尔和哈尔科夫。数以万计的军队越过边界。
英娜·扎多罗日娜，25岁，在切尔卡瑟，失业
我的手机充斥着各种通知。我的朋友们在写“看！看！看！”并附上YouTube链接。俄罗斯总统正在直播。我很困，我没有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为什么他要现场演讲？所有正常人在这个时候都在睡觉。
凌晨5点左右，我开始收到关于一些大的城镇发生爆炸的通知。我还在想，这是个玩笑，这不是真的。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等了一会儿，大约30分钟，然后感到害怕，我叫醒了母亲。她真的很生气：“你想要干嘛？”我告诉她：“我想战争开始了。”她问我：“战争？什么战争？” 我说：“俄罗斯入侵了乌克兰。”
维克多·杜波维斯基，21岁，基辅的一名戏剧学生
一个朋友在早上5点35分给我打电话，我并不惊讶他这么早打电话过来，因为他经常遇到麻烦。我问：“你怎么了？你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吗？” 他说：“你没听说火箭弹就在基辅附近吗？”我问他到底在说什么。
丹尼尔·扎多罗兹尼（利沃夫）
这真他妈是一团糟。大家都很震惊，非常震惊。一个小时里，我只是坐在那里看书，不知道该怎么做。我的手在颤抖。我没有叫醒任何人。我的伙伴躺在我身边，但我什么也没说；在隔壁房间，我的母亲正起身去工作，我也没说什么。
最后，我告诉尤利娅，战争已经开始了。她一开始不太理解，因为，真的，战争在东部已经持续了8年，但现在是全面入侵。而且感觉像是彻底的毁灭，因为他们在向平民开枪。
阿纳斯塔西娅·科瓦尔丘克，19岁，基辅的一名大学生
当我们听到第一声警报时，我们带着东西去了防空洞。那里非常冷。没有手机信号，也没有互联网，所以尽管我们听到了枪声，我们还是不得不到外面去才能看到新闻，并询问其他人是否一切安好。我们在防空洞里待了七个小时，一旦周围情况安静下来，我们就回家吃饭和洗澡。当我们再次听到警笛声时，我们又回到了防空洞中。
英娜·扎多罗日娜（切尔卡瑟）
父亲做的第一件事是去加油站给汽车加油，母亲则去了药店。两边的队伍都排了似乎有一公里长。切尔卡瑟不大，30万人口都不到，我从来没见过这里有交通堵塞，但那天早上开车几乎都动不了。
后来，我们坐在家里，计划去哪里。我们住在镇中心，而现在这很危险。我们有一个想法，就是跑到附近一个较小的村庄，但后来我母亲（她在一家幼儿园当保安）接到一个电话，被告知需要她。我们决定待在家里。让它空着很危险，因为可能会有人进来并偷走所有东西。
玛丽亚·舒瓦洛娃（基辅）
我们真的很担心，因为我们住在基辅的一个主要机场附近，我们的公寓有巨大的窗户。我们只收拾了五分钟。我们拿了笔记本电脑、文件和一些放在桌子上的小物品。我带了漂亮的内衣，一些书，一本叫《别再做乖乖女》和斯蒂芬·金的《论写作》。还有一件花哨的睡袍。它是丝质的。如果有人腿断了，它可以很好地充当绷带。
我的大学发来消息，所有课暂停。几个小时后，我听说我的一个学生已经自愿去当兵了。他比我年轻。十九岁。
By State Emergency Service of Ukraine， CC BY 4.0, via Wikimedia commons
朱莉娅·贝尔迪亚罗娃，28岁，基辅和敖德萨的博物馆工作人员
今天早上的敖德萨，阳光明媚。感觉像春天，我醒来时心情很好。然后我拿出手机，看到俄罗斯人已经入侵了我的国家。我有很多工作计划，我打电话给我的同事，问：“我们今天的会议是否取消？”这个问题有点荒唐，因为一切都被取消了。你的所有生活都被取消了。
我的主要工作在基辅，但我在入侵前就来到了敖德萨，因为压力太大，也因为这是我的家乡，我尽量不把它称为“战争的开始”，因为战争的开始是在八年前。我没带多少东西：衣服、文件、我所有的钱。我确信我只会在这里待一个星期，之后我就会再次回到基辅，所以很多我需要的东西我都落下了。我感到很难过，因为像雕塑或书这样的小东西，还有那些我现在想读的诗，都留在那里。但我母亲告诉我，“你带好你自己，这就是你最重要的东西。”
维克多·杜波维斯基（基辅）
我整天坐在电脑前看新闻。每次读到关于俄国人的报道，我都充满了仇恨，但我更气愤的是，俄国人公开撒谎，说他们只是在打击军事设施，说他们是带着和平来的，说他们是来拯救我们的。拯救谁？拯救我们吗？！
阿列克谢（基辅）
我抽了三包烟。在我头脑清醒时，我觉得在战争期间留在大城市是一个大错误。我开始给我在基辅的所有亲近的人打电话，恳求他们立即离开，但除了四个朋友，没有人听我的。我们在车站见面（当时还比较安静）并决定乘坐第一班火车去西部。我们没有买票也没有付钱就上了车。气氛很阴沉。但我们到了乌克兰西北部的科维尔镇（Kovel），我们听说那里没有战斗。
列昂尼德和纳斯塔（基辅）
纳斯塔：和我们的许多朋友一样，我们有机会去波兰边境附近的利沃夫，但我们没有考虑。我们要留在基辅，如果有必要的话，我们要为它而战。
列昂尼德：在去超市的路上，我生平第一次看到了一架战机。货架上很空，但我买了四瓶酒，以防我们需要自制燃烧弹。
纳斯塔：那是最便宜的酒，我们把它倒掉了。今天警报器响了五次。我们住在一栋公寓楼的顶层，在空袭期间非常不安全，但附近有一个宽敞的停车场作为避难所，有电源插座和洗手间，网络也还好。我们还可以带上我们的猫。还有一个区域，人们可以随便坐着聊天、吃饭、喝茶。我从来没有像在收容所那样与邻居进行那么多友好的交谈。
维多利亚·弗拉森科，23岁，基辅的一名客户支持经理
我试着工作了一下，但这很难。我们公司的聊天记录中充满了关于人们听到炸弹和爆炸的信息。我在考虑是否要离开，但我有两只猫，带着它们旅行很困难。
我们出去，在超市我看到了我所见过的最长的超市队伍。我没有加入。我们以为这件事会很快结束，一切都会好起来，这只是政治。
By State Emergency Service of Ukraine, CC BY 4.0, via Wikimedia commons
朱莉娅·贝尔迪亚罗娃（敖德萨）
我还在敖德萨的一个博物馆工作，我的同事要求我帮助把所有的作品从墙上取下来，并把它们送到一个安全的地方。我最喜欢的作品是先锋派时期的作品。一群出生在敖德萨的年轻艺术家在20世纪初去了巴黎，在苏联时代开始时，他们回来并组成了这个叫做敖德萨独立的团体。我告诉博物馆的每个人：“敖德萨独立的画都放着，我自己来整理，因为他们是我的人。”其中一幅画是一位名叫阿姆谢·纽伦堡的艺术家以立体主义风格创作的风景画。它展示了在河里洗澡的人体，有很多明亮的颜色：蓝色、绿色、姜黄色。
这些作品的经济非常有趣。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它们从博物馆撤离。现在，它们在另一个战时，被送往安全地带。
达里亚·霍洛瓦坚科（阿夫迪夫卡）
阿夫迪夫卡发生了猛烈的炮击，从俄罗斯边境开车过来大概需要两个小时，所以我们去了附近的学校，就是我母亲教书的那所，在再次上飞机之前，我们一直躲在地下室。我们本打算前往第聂伯罗（Dnipro），但后来我们选择了附近的一个较小的城镇——新莫斯科夫斯克。这段旅程很可怕，因为我们不知道是否会遇到俄罗斯士兵。不过，到了这个时候，我已经感到麻木了。我在早上哭了很久。2014年，我们镇周围发生了太多的战斗，我不想再经历战争——死亡、破坏和恐惧。
阿纳斯塔西娅·维埃库阿，27岁，基辅的普拉提教练
我丈夫有一个15岁的儿子，所以我们给他买了一张晚上开往利沃夫的火车票，我父母住在那里。我们还设法为自己买了第二天晚上的票。
但每隔一小时，攻击的声音就会越来越近，所以我坚持要和继子一起坐上第一班火车。我们把能带的东西都打包了。我一直在哭，因为我是一个只买我真正喜欢的东西的人，我无法选择我应该和不应该拿什么。我带走了母亲和祖母的一些珠宝，还有保暖的衣服，因为利沃夫现在是零下二摄氏度，还下着雪。我带了我父亲和一些我可能永远不会再见到的人的礼物。我打包了乌克兰设计师制作的衣服。我不知道我什么时候能穿上晚礼服，但我想把它带在身边。
我最好的朋友在火车站接应我们，所以我们有四个人，但只有两张票。然后奇迹发生了。有一节车厢是为另一个团体预定的，但他们没有出现，所以所有等待的人都进去了。车厢里有很多动物。一些猫跑丢了，它们的主人整夜都在寻找它们。通常情况下，旅程需要8或9个小时，但对我们来说是14个小时。没有人在睡觉。每个人都醒着，查看新闻。我们就像僵尸一样。
维克托里亚·胡托尔纳（基辅）
我们原本计划会在25日早上离开基辅。我、我弟弟和他的未婚妻。但在前一天深夜，一个朋友打电话说，我们应该立即去一个安全的地方。我哥哥和他的未婚妻不愿意，但我让他们和我一起去一个地下停车场，只带了背包、笔记本电脑和一些文件。我们等待着。凌晨4点，一切似乎都很正常，我们决定回到公寓，但20分钟后，我们感觉到了爆炸，就像有什么东西被撞了。我们估计会有另一个炸弹，因为我们认为这可能会像电影中那样。如果有一个炸弹，就会有另一个。我们在停车场待到早上。我们决定，回公寓拿上我们的东西，然后立即离开。但是，去哪里呢？
卡佳·瓦修科娃，26岁，哈尔科夫的一名女演员
最初的几天很平静，但后来有几所房子被烧毁了。我的朋友找到一个司机，我有15分钟的时间收拾行李。在利沃夫，我的朋友安东接待了我。不同的家庭都在他的房子里。看着孩子们，我自己的孩子和其他人的孩子，很有意思。有一箱军用玩具很抢手。孩子们玩起了战争游戏，说着他们从新闻或父母那里听到的短语，比如“炸弹在飞”、“进攻”。
By State Emergency Service of Ukraine, CC BY 4.0, via Wikimedia commons
第二章：“炮击和火箭太可怕了。但这一切都比不上空袭。”
2月25日
俄罗斯军队到达主要城市的郊区。预计基辅将在几天内沦陷。乌克兰人追捕破坏者。
丹尼尔·扎多罗兹尼（利沃夫）
最初的几天让人感到恐惧和混乱，因为你无法理解俄罗斯人想要什么。他们是想轰炸整个国家还是部分国家？我们已经开始收拾生存包。我们跑到超市去买不会变质的食物。同时，我们在阅读新闻，每个人都在不断地刷新闻，只为了解迅速发展的一切。已经开始有大量平民伤亡。
人们对俄罗斯人感到无比的憎恨。我经常去俄罗斯，我在那里有朋友，我知道那里有一个专制政权，有一个可怕的政府并不是人们的错。但我理解这种仇恨的情绪。你开始感觉到一些不同的东西，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强烈仇恨。我的意思是，我是一个极其平和的人，但当我看到俄罗斯人被杀时，我感到无比的高兴。
维克多·杜波维斯基（基辅）
我被防空警报的声音吵醒，我们搬到了浴室，因为这是公寓里最安全的地方。几个小时后，我父亲回家了，我们决定去基辅左岸接我奶奶和她的两只猫。现在我们家里有八个人：我、妈妈、爸爸、奶奶和四只猫。
我试图加入国土防卫队，但他们说他们已经有太多人了，他们更喜欢有战斗经验的人。
维多利亚·弗拉森科（基辅）
我试着工作了几个小时。我几乎是唯一的人，因为我的团队中的其他人都在防空洞或地下室，或者正在离开乌克兰。
如果需要的话，我们公寓楼的地下室里有一个地堡。我们和邻居们一起把它清理干净了，因为它看起来不像是一个可以住人的地方；它超级肮，充满灰尘，而且没有家具。但是自从这一切开始后，我就没有进过地下室。所以我对这个问题不大在意。
达里亚·霍洛瓦坚科（从阿夫迪夫卡逃至新莫斯科夫斯克）
我们正在讨论离开这个国家，但是我爸爸必须回到阿夫迪夫卡工作，我哥哥在基辅。也许妈妈和我可以离开，但我们不知道在另一个国家会发生什么。我们必须租房子，这会很贵，所以我们没有选择。
维卡·扎夫霍罗德尼亚，30岁，基辅的一名艺术家和翻译
我的朋友伊利亚邀请我去和他一起住，所以我带了几件毛衣和内衣。我最喜欢的乐队是皇后乐队，我画了一幅巨大的弗雷迪·墨丘利的画，就在我的钢琴上方，所以在我离开时，我说：“弗雷迪，请守护我的公寓！”
但在去伊利亚家的路上，他打来电话，说他听说有个朋友设法坐火车离开了基辅。我同意我们应该跑一趟车站。到了那里，我们寻找往西的火车，发现有一辆开往华沙的。车上非常拥挤，人们互相推搡，他们很绝望，很疯狂，只想保住自己的性命。我们恳求乘务员，她让我们上车，把床单递给我们，让我们坐在过道上。
几个小时后，火车停了下来，他们关掉了灯。我们听到了枪声和爆炸声，距离很远，但很清晰。这就像1941年，就像我们的祖母和祖父会告诉我们的关于那场战争的故事。然后我们又开始行驶，乘务员说我们可以把灯打开了。
阿纳斯塔西娅·维埃库阿（基辅逃往利沃夫）
一开始我肯定不是在练习普拉提，当有来自国外的人告诉我一些新技术时，我只是讽刺地笑笑。就像，来吧，这里有炸弹。但我又开始练习了。我知道创伤是如何在体内凝固的，我不想让自己这样。
丽莎·布克雷耶娃，28岁，基辅的一名摄影师
我们在窗户上贴上胶带，以避免爆炸的碎片。
最安全的地方是地下室，因为晚上有火箭弹袭击。我们把床垫带到这里，轮流睡在桌子下面。
我弟弟今年14岁，在和平时期不看新闻。现在他24小时都在看。
在快速撤离的情况下，我们穿着靴子和大衣睡觉。这感觉就像我是穿着鞋子出生的。
由于睡觉时间很少，日子似乎变得漫长，但日记有助于将日子分开。
我看了看其他乌克兰人的照片。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想法，尽管有那么多恐怖的事情发生，我们仍然渴望战斗。这里面有一些令人不安的东西。
亚历山大，26岁，哈尔科夫的一名工程师
我的雇主提供了通过利沃夫撤离的方案，但我们很清楚，利沃夫将成为难民的一个主要阻塞点。我和我的未婚妻认为留下来也行。今晚，我们在冰柜里发现了一杯麦旋风。我们猜这可能是这个国家剩下的最后一款麦当劳产品。找到它，我们相当高兴。这让我们看到，我们曾经生活在一个文明的国家。
维克托里亚·胡托尔纳（基辅）
我的兄弟、他的未婚妻和我决定去我叔叔的房子，在基辅城外40公里处。我们正在开车，一切似乎都很好，但后来我们看到路上有士兵。我们不知道他们是乌克兰人还是俄罗斯人。这真是太可怕了。我们在电话里和我叔叔在谷歌地图上倒数着到他家的时间：“8分钟路程，6分钟，5分钟……”
当我们在清晨到达时，我抱着姑姑哭了起来。我们已经24小时没有睡觉了。她给了我们一些食物，因为整个晚上我们都没有吃东西。我的侄女醒了；她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看到我们了，问道：“这些人是谁？”我们做了自我介绍，并说我们要待上一段时间。我姑姑问我是想睡在单独的卧室里，还是和我哥哥及他的未婚妻一起睡。我说我要和他们呆在一起。这在某种程度上感觉更安全，至少对我的大脑而言。
By Kyivcity.gov.ua, CC BY 4.0, via Wikimedia commons
2月26日
阿列克谢（从基辅逃至科维尔镇）
“间谍狂热”一夜之间升级了，所有市民都开始把来自其他地区的难民视为俄罗斯的破坏者。我们在科维尔镇的第一天，一切都很平静，然后今天早上，当我走到外面时，完全是另一番景象：穿着制服的人，军用车辆，路障，沙袋，路障。
我站在一座桥上，看着水面，在手机上滚动浏览新闻，这时我听到背后传来枪栓的咔嗒声。我转过身，一支AK-47的枪口正对着我的脸。两名警察一上来就对我说：“你是个破坏分子。我现在就开枪打死你。”我立刻泪流满面，但不是因为我想求得怜悯或同情。这是面对枪支的一种情绪反应。他们把我带到车站，对我进行了非常彻底的审讯。那是一种情感上的折磨，也许这个词太温和了。羞辱。他们不断威胁要拿走我的手机并把它砸到墙上。
英娜·扎多罗日娜（切尔卡瑟）
今天，我父亲表达了他希望参军的愿望。他有心脏病，膝盖和背部做过几次手术，我和母亲都劝他不要去。他告诉我们，他已经去过报名地点了。然后他就离开了我们。
玛丽亚·舒瓦洛娃（基辅）
这头三天，我根本没办法吃东西。我一直感到头晕目眩。我例假来了，而且我拉肚子。但是我不觉得饿，也不觉得渴，你精神亢奋，就跟吸了毒一样。
整个晚上，我们这里都在被轰炸。白天我们呆在外面，但当我们听到警笛声时，我们就进入地下室。睡30分钟，然后再出来。我们有一个关于导弹袭击的手机应用程序，所以我知道什么时候有空袭，什么时候危险已经过去。昨天我没能入睡，因为我担心我听不到警报，如果不跑到避难所去，我就会死。
2月27日
乌克兰人激烈而有效的抵抗减缓了俄罗斯对基辅的推进。
丹尼尔·扎多罗兹尼（利沃夫）
在利沃夫的火车站，巨大的人群正试图穿越边境。这里发生了一些冲突，有些人拿着刀抓住一个少年，说：“你为什么不保卫自己的祖国？你为什么不先让妇女和儿童离开，而要试图逃离？” 有种族主义的情况，他们不让皮肤较黑的人上，或者皮肤较黑的人只让自己的人上。但基本上，整体还是团结的，因为周围的人都在努力帮助其他人。
By State Emergency Service of Ukraine, CC BY 4.0, via Wikimedia commons
英娜·扎多罗日娜（切尔卡瑟）
我父亲不能从他的部队打电话告诉我们他的位置。但他确实给我们打了电话，告诉我们去避难所，因为轰炸的风险很大。
警报器每天都在响，不断地响。人们真的很愤怒。你接到通知要躲起来（可能会持续几个小时），然后你接到通知说一切正常，你可以出来了，然后，十分钟后，你又听到这种可怕的声音。我们的市长给我们写了一条信息。请人们不要因为这个而生气。每次你听到警笛声，躲起来，但没有爆炸的声音，这是我们的军队保护我们的结果。
我们的避难所在房子下面，是我们平时放蔬菜的地方。它是很久以前由我的祖母和她的祖父建造的；他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躲在那里。那里非常冷。我第一次去的时候，穿了两件毛衣和一件冬衣，仍然冷得瑟瑟发抖。我们出来后，我把自己裹了起来，喝了一杯热茶，但即便如此，我还是花了大约一天时间才从寒冷中恢复过来。现在我裹了好几层。
乌克兰可能发生的最糟糕的事情是在俄罗斯政府的统治下。我确信他们会摧毁乌克兰的文化、我们的语言，这时我们之所以称为乌克兰人的特征。克里米亚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我有一个姨妈在那里。我们曾经关系很好。但当克里米亚被占领后，他们开始只有俄罗斯新闻，有一次她给我们打电话说：“我恨乌克兰。我讨厌乌克兰人。你们那里不正常，你们吃讲俄语的婴儿。我不想认识你们。请不要再给我打电话了”。那是我姑姑说的，她认识我们。
阿列克谢（科维尔镇）
在桥上被逮捕后，我不敢再留在科维尔了。我的朋友和他的女朋友和我决定去卢茨克，我朋友的亲戚在那里给他安排了一套公寓。但事情是这样的：他们告诉他，“这只适合你和你的女朋友”，不适合我。我说：“我希望这是个玩笑。”他的回答是：“请你明白，现在是战争，每个人都为自己。”我很震惊。我把他当做我的弟弟。实际上，他是我养大的。我认为一个人的本性在困难的情况下显露无遗。现在我知道我可以依靠谁了，这很好。
我们商定，我可以在卢茨克和他们住一个晚上。我们到达后，我去火车站查看发车时间表，五个拿着卡拉什尼科夫冲锋枪的人把我围了起来。他们很激动，但与科维尔的那些人相比，他们像猫咪一样温顺。他们检查了我的证件，把我的衣服脱得只剩内衣，并要求我解释我的纹身。他们拿走了我的手机，搜查了每一条记录。这些人看了我的性爱视频。这太糟糕了，但在戒严期间，你能对持枪的人说什么呢？
他们把我带回了我和“朋友”住的公寓。这有点滑稽，我随意地去了火车站，然后在三个武装人员的陪同下回来了。我的朋友和他的女朋友事后没有和我说话。
罗曼·维德罗，27岁，哈尔科夫的一名工程师和企业家
我与人合作创办了一个社区工作室，人们可以用机器制作项目。我曾经认为我们没有窗户的地下室是一个缺点。现在我意识到我们是多么幸运。我们称它为“豪华住所”，有厨房、浴室、淋浴，还有睡觉的地方。我们每天都有30至60人。
早期，一个叫安娜的年轻女子出现了。我以前从未见过她。她说，战争开始时，她只是在哈尔科夫旅行，她的背包只够周末旅行用。情况越来越糟，我和我的同事们决定驱车前往西部安全地带。她不得不相信我们这些陌生人。我们用两辆车把她挤在12个人和四只动物（一只狗、两只猫和一只乌龟）中间，在过去的三天里一直开到切尔诺夫策，查看哪些城市没有受到攻击，哪些桥梁仍然存在。
我们经过车祸现场，想知道里面的人是生是死还是受伤。也许我们可以帮助他们？但当这些想法还没有成型，我们已经把它们抛在脑后。这些想法仍然困扰着我。我们穿过第聂伯河上的桥，希望它不会因为我们在上面而发生爆炸。
马尔基安·马西奥夫斯基，28岁，基辅的一名DJ和电影导演
我和朋友们搬到了一起，并在Instagram上发了一个帖子，募集捐款，为国土防卫部门购买物资。食物、能量饮料、香烟，最后一种让他们特别高兴。有一次，我在收银台排队时，警笛响了，我并不在意，因为我必须买人们需要的食物。
我天生是个工作狂，知道我所做的事是别人需要的，就会给我带来安慰。我并没有从中赚到任何钱。我们没有工作日和周末的区别，当我们开始工作时，我们明白不可能有任何休息日。我把我们的小组命名为“在天使的保护之下”我想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就是天使。
我们有两个总部，一个在河的右岸，另一个在左岸。晚上，我们进行盘点，将库存与我们在Telegram上创建的小组所收到的请求清单进行比较，并确定我们要购买的东西。我们帮助医院，尤其是儿童重症监护室，它们是最脆弱的；帮助那些不能离开孩子去商店排队的年轻母亲；帮助老年人。药品仍然是一个问题，我们必须从西方订购。当我们楼里的老奶奶们发现我们是志愿者时，她们会敲门要求提供食物和药品。
我的朋友和我达成协议，我们不谈论战争，只幻想战争结束后我们会做什么。一个朋友计划去葡萄牙，另一个计划去日本。
起初，我们是通过出租车送货，但很快我们就有了更多的志愿者，有些人还有汽车。现在我们在基辅有50名志愿者。一开始，大多数是年轻人，但现在老年人也意识到，他们不应该坐以待毙，他们应该做些事情来帮助别人。
基辅被炸的公寓楼，By State Emergency Service of Ukraine , CC BY 4.0, via Wikimedia commons
阿纳斯塔西娅·维埃库阿（利沃夫）
我们和住在俄罗斯的亲戚谈过，他们简直不相信我们说有战争，尽管我们不得不离开自己的家。他们告诉我们，普京会帮助我们，会拯救我们，然后他们说“在火中燃烧”，然后挂断电话。
英娜·扎多罗日娜（切尔卡瑟）
几天来，我一直在哭，哭，哭，哭。我的眼睛下面有一些伤口，因为在避难所里用脏手摸了一下，它就红了。我努力保持我的幽默感和积极的心态来抵制抑郁症。但我不听音乐，因为我觉得这样不安全，我担心听不到警笛声。我在Reddit上看猫的图片，所有东西都静音，这样我就不会被声音分散注意力。
以前，我很有野心。我有很多梦想。我完成了护士学校的学习，紧接着我进入了大学。我想成为一名英语、德语和外国文学的老师。我在考虑选择哪个工作，考虑买什么。现在，我已经意识到唯一重要的是和平。一觉醒来，天下太平。
亚历山大（哈尔科夫）
我和我的未婚妻开始将闹钟设置为在夜间每两小时响一次，以便我们可以查看新闻。但没过几个晚上，炮击就变得如此严重，以至于闹钟变得毫无意义。我们可以用耳朵听到轰炸的声音。
我们以前住在顿涅茨克（Donetsk），所以我们经历过炮击和火箭（超级可怕），但没有什么能与空袭相比。在空袭中，没有安全的地方。当你听到飞机的声音时，已经晚了。
维多利亚·弗拉森科（基辅）
实际上，我们的生活并没有什么变化。我们早上去了超市，因为已经两天了，我们需要水。那里排着长队，之后我们回到家里，整天呆在家里工作，有时看新闻，有时只看电视节目。
对我来说，胜利这个词上有点咄咄逼人。我听到我们正在战斗，我们正在消灭所有的俄罗斯人，我们将获得这场胜利，要么我们赢，要么俄罗斯人输。所以它是非常爱国和民族主义的。我们国家的政治在过去十年里一直是这样的，但现在更加极端。我们和俄罗斯人一样，都在进行宣传。
亚西亚·米罗什尼琴科，18岁，基辅的一名学生
我的家人在防空洞中度过了最初的几天。我的弟弟只有5岁，他问我的父母和我：“为什么我不能睡在床上？”他听到了爆炸声，所以我们不能对他隐瞒真相。袭击平息后，我们离开了避难所，一路开到了西部的我的祖父母家。到达后，我们组织了另一个避难所，里面有食物、水、毯子。我们注意到，我哥哥不能单独进入任何房间，他觉得那里会有俄罗斯士兵、爆炸或火灾。在防空洞里呆的时间长了，我哥哥和我们所有人都开始生病了。那是无法忍受的。这时我们才意识到是时候逃离乌克兰了。我们和父亲一起开车到了罗马尼亚的边境，然后我和妈妈、弟弟一起下车，徒步越过了边境。
2月28日
玛丽亚·舒瓦洛娃（基辅）
我们的父母不知道如何使用智能手机，他们无力抗争，所以他们感到很无助；这里的很多人都感到内疚。如何处理周围所有人的心理情绪是另一个挑战，因为每个人都在以不同的方式看待战争。我的朋友们，一些杰出的学者，只是无言以对，尽管有资源，却什么也做不了，但我就像一个疯子，24小时不间断地说话。
我不洗头。我不刷牙。我就是觉得这些已经完全没必要了，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我现在得了新冠。我已经完全接种了疫苗，但这种病毒还是感染了我，这让人分心。尽管发生了一切，我们的精神还是相当高昂，因为我们正在赢。
我丈夫做得比我差，因为他是个男人，他觉得他必须拿起武器。但他没有军事经验，他不知道如何使用武器。我们是一个女权主义家庭，我试图提醒他，尽管社会可能给他压力，但我和他一样有拿武器的需要。
我们这里有两个小孩子，4岁的女孩，还有他们的父母和猫。女孩们知道坏人来了，现在我们必须要躲起来。这对孩子来说就像一个游戏。
3月1日
俄罗斯加强了对城市的攻击，想哈尔科夫中心地区发射了导弹。
阿列克谢（从科维尔镇逃至利沃夫）
我通过城际拼车服务BlaBlaCar找到一个司机带我去利沃夫。每隔20公里就有一个检查站，但我们顺利通过，因为大家都认识这个司机，他介绍说我是国民警卫队的一员。哈!
在利沃夫，一个我素未谋面的人保护了我，他是一个全乌克兰自行车聊天室的成员。他是一个圣人。他为我提供了我所需要的一切；我很安全，而且感到很舒适。完全陌生的人都愿意互相帮助，这真是令人惊讶。
周一是一个宁静的、无忧无虑的一天，这是自从我离开基辅以来第一次有这种感觉。利沃夫现在只是一个难民的迪斯尼乐园，既没有俄罗斯的侵略，也没有乌克兰的妄想。这简直太舒服了。
阿纳斯塔西娅·维埃库阿（利沃夫）
我去了利沃夫的商店，没有麦片、罐头，也没有香肠。我一直在吃简单的食物，但如果能找到这些产品，我想为家人做个香辣肉酱。昨天，我和我的朋友聊天，我们决定每天晚上分享我们的成功经验。她的成功是，经过了三天的捕猎，她终于得到了三公斤的鸡肉。
玛丽亚·舒瓦洛娃（基辅）
我们和住在基辅的公寓楼里的老人们进行了一次群聊。它有25层，我们在分享信息：哪里有住所，哪里有电，哪里有水。今天，我们发现一个俄罗斯人也在聊天群里。他开始发短信说我们会死，说我们是可怕的人，说他知道这个防空洞的位置。
我们越来越接近那个点，我们不在乎，我们只是不愿意跑到地下室。我几乎不记得我在战前的生活。发生的事情太多，你都处理不过来。战争的每一天都像是你生命中的一年，你的身体对一切都有不同的反应。
我们有机会离开乌克兰。我丈夫的公司（他在一家国际IT公司工作）为我们提供了所有的建议：转移、金钱、新家。而且人们纷纷向我伸出援手，表示愿意支付在加拿大、挪威的新家，等等。我丈夫真的希望我和我们的母亲一起离开乌克兰，但我说：“我不会那样做。”从心理上讲，留在这里比较容易，因为如果你失去了生命，你会安息。但是如果你离开，你失去了你的家人，你怎么能忍受呢？
丹尼尔·扎多罗兹尼（利沃夫）
我认为利沃夫的情况或多或少会好一些，除非，好吧，没有人真正知道明天的情况，但就目前而言，我们并没有被轰炸。我们现在有警笛声，有时是一天一次，有时是四次，但有一种感觉，你一直在听到它。你开始出现幻听，你走到窗前，但没有警笛声。它不断地在你的耳边响起，在背景中，你开始认为它随时会开始。如果一开始你觉得真的很可怕，那么现在你就开始习惯了。
起初，我很难入睡，而现在容易多了。我去睡觉，醒来，吃早餐，找出人们需要帮助的地方。我可以去火车站，帮助卸下物资；我可以去人道主义中心，整理衣服。他们不再接受儿童用品的捐赠，因为他们已经足够了。他们说，“我们需要卫生巾。防腐剂。这就是我们需要你买的东西。”
教堂很酷。一边是这些小小的纪念碑，旁边是过去八年来死去的人，人们在祈祷，另一边是一大堆装着捐款的箱子。
By State Emergency Service of Ukraine, CC BY 4.0, via Wikimedia commons
朱莉娅·贝尔迪亚罗娃（敖德萨）
我收到了谷歌日历上关于与基辅同事工作会议的通知。我拍了张截图，发到我们的群聊里，说：“那么，我们打电话吧？”这当然是个玩笑，但我告诉他们不要删除这个会议，因为我想知道他们每周的情况。我告诉他们这是对正常生活的一种提醒。
每一天都像一个漫长的日子，我不记得什么时候是星期五、星期六或星期天。我母亲一直在帮助其他志愿者，她回到家时相当疲惫。她从早上六七点一直工作到宵禁。我们在宵禁前就计划好了一天的工作，因为你不能随便出去走街串巷，因为你可能会被当成破坏份子。所以我们只是呆在家里，一动不动，因为我们明白这是我们能为士兵做的最有帮助的事情，按规矩办事。
亚历山大（哈尔科夫）
我的未婚妻凯特和我决定在排队之前提前去哈尔科夫的商店，我们分头行动，以增加买到东西的机会。在路上，我遇到一对老年夫妇，他们相当沮丧，我试图让他们高兴起来，说事情会变得更好。在那一刻，我感到了那种超音速的轰鸣。我的血都凉了。我跌坐在地上，捂着头。我给凯特打电话，让她立即回家。
然后我听到警笛声，我寻找掩护，但什么都没有，只有一条开阔的道路。我发现了一个建筑工地，旁边有一条沟。我不假思索地跳了进去，并尽可能地压低身子。我担心人们会认为我是一个埋设炸弹的俄罗斯破坏者。这很荒唐，我的脑子一团浆糊。
所以我从沟里出来，浑身是泥，我跑到一个公寓区，躲在一个楼梯下面。我撞见了一个老妇人，主动提出护送她回家，尽管我脑子里的每个念头都在告诉我逃跑。
彼得·切克（哈尔科夫）
入侵发生后，我们不可能呆在窗户被胶带封住的房子里，听着爆炸声越来越近，再这样下去，你会死于压力。所以我们决定离开。我的家庭是相当紧密和融洽的，但到了晚上，我们会变得很难过。那是看新闻最危险的时候。我们已经经历了压力，我们已经经历了恐惧。而现在这种情况蔓延在整个国家中。
我们早上5点就醒了，可以听到外面的警笛声和尖叫声。我的母亲和哥哥都惊呆了。只有狗还能高兴地在外面闲逛。
我们中的一个人说话了，附近有东西爆炸。我们屏住呼吸，拼命地听着。
通过密封窗户，我们将自己与外界隔绝。当你唯一能做的只有听的时候，你的想象力就会很丰富。
我们告诉我的祖母我们想离开，她说：“你们要怎么离开你们的家？”我的祖父母拒绝了，无论我们如何乞求他们。
我们到了火车站，男人不允许上火车。我可以听到这些令人心碎的尖叫声，这些妇女不得不把自己的男人留在一个正在被轰炸的城市。
第二天，我们乘车离开。交通堵得太厉害了，长达5、6个小时。当我们在文尼察停车时，我们发现俄罗斯人刚刚轰炸了机场八次。
文尼察为难民设立了一个学生宿舍。我母亲开了一天的车，很累。
在第聂伯河以西就平静多了，因为那边几乎没有敌对行动。
在利沃夫，我们的朋友借给我们一套三室一厅的公寓。我们出于习惯拉上窗帘，关上灯，这样敌人就看不到目标了。
第三章：“并非所有的噪音都意味着危险。一些噪音意味着我们正在反击。”
3月2日
赫尔松（Kherson）沦陷，使俄罗斯在遭受重大损失后取得了第一次重大胜利。
阿纳斯塔西娅·维埃库阿（利沃夫）
这是战争的第七天，我们现在对空袭警报有了本能般的反应。每个人都非常迅速地下到防空洞里。所有的声音——拍手的声音，或者关门的声音，都让你有想去下楼的冲动。
丹尼尔·扎多罗兹尼（利沃夫）
我一直在这些不同的在线小组中写道，我愿意帮助任何人。一位来自基辅的妇女写信给我：“你好，我看到了你的留言，你能不能带走我的猫？”她最后把猫送给了一个朋友，但她把她的另一只宠物送给了我们。这是一只名叫赛义的老鼠，也就是“灰色”的意思。这是一个悲伤的故事。这个女人把赛义放在她的口袋里，旅行了八个小时，所以这只老鼠有八个小时没有吃东西，这对老鼠来说是不好的。压力使它的眼睛出血。我们把它带到兽医那里，让它滴上药水和药膏。总之，这只老鼠现在很安全。它待在一个笼子里。
玛丽亚·舒瓦洛娃（基辅）
我决定战后要养一只猫。今天我收到通知，在一个收容所里，有65只猫。所以我可能从中选一只。我会给它取名为拜拉克塔尔（Bayraktar），取自我们的士兵正在使用的一种土耳其军用无人机。拜拉克塔尔正在帮助我们对付俄罗斯的坦克。
克托里亚·胡托尔纳（基辅）
我一直都在工作。我是一名娱乐记者，我们把我们的娱乐网站换成了有用的新闻，比如如何帮助妇女在安全的地方分娩，或者在哪里找药。我们也在努力与名人和博主合作，让俄罗斯人了解乌克兰到底发生了什么，因为他们根本不知道。宣传的力量是如此强大。
我们决定做一个实验，看一个小时的俄罗斯电视频道。他们拍摄了泽连斯基的视频，泽连斯基在视频里说他不会放弃，不会离开基辅，他代表乌克兰，但他们编辑了这段视频，改成了他说：“我放弃了，我要离开乌克兰。”他们还在俄罗斯各地进行了课堂广播，试图向孩子们解释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没有战争。
玛莎·瓦尔纳斯，27岁，敖德萨的一名公关和社交媒体经理
今天是我的生日。我以为这将是我过的最悲伤的一个生日。但我一直在做志愿者的火车站领导记住了我的生日，尽管我只提了一次。她给我买了一个蛋糕，上面有白色、粉色和紫色的玫瑰花，我不是一个很喜欢甜食的人，但是能有这个蛋糕真的很好。然后我的男朋友打电话让我去他家住的公寓楼，他就在街上，带着玫瑰和戒指。
这不是一个真的戒指，它是仿制珠宝，是塑料的。但我依然感到惊奇。在这么困难的时期，他还能找到这些东西。这条街是在城市的一个基本部分，有很多汽车，很多高楼大厦。这不是一个真正美丽的地方，但对我来说，它是美丽而非凡的。这不是因为浪漫，不是因为那些电影情节，一个男人在埃菲尔铁塔或其他地方进行求婚之类的。他说现在求婚对他来说很重要，因为我们不知道在这场战争中我们还有多少时间。不过，我们还在等待，因为我想要一条白色长裙，我想要一些鲜花，而且我想要一个小小的仪式。
我一直想要生一个孩子。也许我的感觉就像我父母在乌克兰的苏联解体期间的感觉一样，当时人们没有工资。他们没有钱，但他们有一个孩子。我想到了他们有我。我现在绝对理解他们。
3月3日
朱莉娅·贝尔迪亚罗娃（敖德萨）
我对我的一些朋友要去战斗感到惊讶。其中一个人曾经是一个时尚人士，他用最昂贵的品牌，做最挑剔的买家，现在他刚刚拿起枪，在军队里。他们中的一些人是艺术家、音乐家，这些人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甚至没有想过参军。我在第聂伯罗有一个朋友，他是一个音乐制作人，现在他是一名士兵。我们每天晚上都会聊天。我不问他在哪里，因为他不能告诉我，所以我问他的情况。有时我们会谈论战争结束后我们会做什么，我们会吃什么，我们会去哪里，我们会喝什么。在这之后，我们将睡得好，吃得好，我们将在夜间行走，而不仅仅是在白天。
我在基辅的时候，他经常去基辅，我们会去市中心的一个大公园。我记得是在四月，就是木兰花开的时候，我们去过一次野餐，带着苹果酒和奶酪。所以我们讨论了如何在木兰花下或在敖德萨的海滩上再进行一次野餐。我现在不能去那个海滩。乌克兰士兵正在那里等待俄罗斯士兵，以防他们通过船只入侵。但对于那些出生在敖德萨、一生都在海边度过的人来说，有机会在海滩上喝葡萄酒，就像是一个关于未来的梦想。
阿列克谢（利沃夫）
自从我来到利沃夫后，我一直在关注新闻，但我尽量不担心，因为这完全没有用，只会造成心痛。我试图用阅读来占据我的时间，我买了一本乔治·奥威尔的书。招待我的房东是一位IT专家，他的电脑配置非常棒，所以我玩《文明6》，一个全球战略游戏。
我去一个仓库分拣衣服、食物和医疗用品，然后去一个火车站帮助红十字会。我是一个总是试图在任何情况下努力看到一些积极东西的人，在仓库里就很容易有这种感觉，那里的人有一种团结的氛围，为一个共同的目标而努力着。然而，要在火车站做志愿者并感到积极向上是相当困难的。你无法避免感受到充斥在火车站的人们的痛苦，妇女和儿童茫然的眼神。你能从他们的眼睛里读到的唯一情感是，他们谴责这场战争，他们担心他们的家人。
By State Emergency Service of Ukraine, CC BY 4.0, 处理俄罗斯炸弹，via Wikimedia commons
维多利亚·弗拉森科（基辅）
说实话，我对工作感到有点厌烦。我现在不想工作。我只想喝茶吃糖果。我不知道为什么，但现在感觉我应该得到一些好东西。我和我丈夫讨论了这一切结束后我们会做什么，我们可能会去最贵的餐厅，因为我们觉得我们应该得到这些。我们现在有一点受害者心理，我想。除了杂货店，所有商店都关闭了。我们一直在持豌豆和蘑菇煮通心粉，面包也很少，所以我学会了如何烤面包。其他的就不多说了。
我们有煤气、电和水，不像有些城市，那里真的发生了激烈的战斗。我的一个同事没有电，整天躲在庇护所，她和我们失去了联系，因为没有电她就不能给手机充电。我们最后一次与她交谈时，她告诉我们，有三枚炸弹袭击了她的公寓区，她家的所有窗户都被炸碎了。
3月4日
纳斯塔（基辅）
凌晨1点左右，埃涅尔戈达尔发生炮击，扎波罗热核电站就在那里。我正准备睡觉时，手机上出现了新闻。内容并不清楚，它只说了一句话。“火力已经开始”。我的心情和战争开始那天时一样。我的母亲和其他亲人都住在扎波罗热。我觉得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而我却无能为力。我开始感觉自己变得麻木了。我打电话给我母亲，想看看她的情况。她睡着了，她用困倦的声音接电话，我只是说：“正在发生攻击，继续睡吧，如果你需要离开或做一些事情来逃生，我会打电话给你。”我不断查看新闻，凌晨4点，就在我终于准备睡觉时，基辅又响起了警报。
利亚纳·穆拉迪安，24岁，伊万诺-弗兰科夫斯克（Ivano-Frankivsk）的一名医学生
我母亲住在赫尔松，那里有极其激烈的战斗。我是她唯一的孩子，妈妈在努力为我遮掩坏消息，但我明白，这很可怕。一直以来都没有煤气供应，她通过烤箱来取暖。她是我现在最担心的人。我们昨天谈过，但今天赫尔松的网络断开了。
玛丽亚·舒瓦洛娃（基辅）
今天绝对是个好日子。我们睡了六个小时，因为俄罗斯人没有连夜轰炸我们直到早上，这还是头一回。虽然你也很害怕睡觉，因为当你醒来的时候，你的国家可能已经沦陷。所以当你醒来的时候，你很警觉，你会尖叫，因为你真的需要从一个已经起来的人那里知道，一切进展如何？有没有发生什么事？
我的亲人们都很绝望。他们在想，战争可能会持续几个月。而我们镇上的食物已经用完了，更多的军队正从俄罗斯赶来。
维多利亚·弗拉森科（基辅）
像往常一样，我听到外面有声音。在战争开始时，我在想它们都是落在我城市的炸弹。但我知道，有些声音不是我们被攻击，而是我们自己军队的炸弹。很高兴知道并非所有的声音都意味着危险。有些声音意味着我们正在反击。
维克托里亚·胡托尔纳（基辅）
今天是我的25岁生日。我的亲戚们聚集在厨房里，说他们给我准备了一份礼物：一些毛巾和一个可以保持饮料热度的杯子。而在晚餐时，我的叔叔敬了酒，我表姐夫做了奶油布丁。现在过生日很奇怪，也很难。每个人，我的同事、我的朋友，他们都祝我平安，并希望能很快见到我的家人。即使是我的朋友，目前躲在伊万基夫附近村庄的地下室里，仍然设法祝我生日快乐。
纳斯塔（基辅）
因为警报声，我们今天去了避难所两三回。但大部分时间我们都呆在家里。炮击持续不断，近得让我们觉得房子在摇晃。不过，今天还是有很多关于基辅新生儿出生的消息。这让人感到安慰。你看到生活还在继续，生活没有完全被摧毁。有趣的是，已经有动物被赋予了拜拉克塔尔这样的名字。所以我们开玩笑说，30年后，也会有很多成年人叫拜拉克塔尔。
3月5日
维克托里亚·胡托尔纳（基辅）
乌克兰的西部地区对我来说是一个全新的地区。这里的山脉令人叹为观止；喀尔巴阡山脉是我见过的最美丽的风景。我们沿途还看到了几座伟大的城堡。第一个是在卡缅涅茨-波多利斯基（Kamyanets-Podilskyy）市，它以城堡而闻名。我们回家后肯定还能看到它。我相信。
沃瓦·普吕卢茨基，22岁，来自基辅的一名摄影师
在我们的火车离开火车站前几分钟，我和我的朋友们在利沃夫的一个朋友家里找到了住处。我们到达时，公寓里有八个人，包括奥列克西和萨沙，他们是我一年多前认识的两位来自哈尔科夫的朋友。大部分时间我们都在做志愿者。我们装卸人道主义援助物资，为坦克做伪装，帮助人们在火车站导航。
维多利亚·弗拉森科（基辅）
我妈妈很惊慌。她不在这里，她在以色列看望她的母亲。比起我，她更关心我妹妹，因为我妹妹有健康问题，我妈妈想来这里，把我妹妹和我哥哥一起转移到西部的某个地方。她没有说要带上我。我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因为我是所有人中最不用她操心的。
我不想让我妈妈来这里，对她来说，留在以色列要好得多。但如果一个母亲想拯救她的孩子，我又能做什么来阻止她呢？
阿纳斯塔西娅·维埃库阿（利沃夫）
我的父母有这样的想法：一切很快都会结束。至于我，我知道即使它不会持续很久，我们也会遭受经济上的破坏。我努力活着，努力不让失望。
叶霍·沙泰洛，28岁，来自基辅的喜剧演员
我在乌克兰中部一个相对安静的城市里，很安全，但从基辅到这里的头几天，我仍然处于震惊状态。主要是因为我没有机会和我的女朋友说再见，她不得不和她的家人留在那里。然后她的父亲就被杀了。他是一名医生，试图拯救他的病人。这真他妈的艰难。我睡不着，吃不下。我很失落，因为我无法知道她是否安全。现在她设法逃了出来，她还在去西部的路上来看了我。
有那个两个时刻，我感觉自己好多了。第一个是当我在自己带来的任天堂Switch上玩《魔界战记5》。另一个是我开始创作新作品的时候。我确实相信喜剧在战争时期可以发挥巨大作用。我们的幽默感仍然存在；对喜剧的需求仍然存在。虽然在我现在的状态下，对我来说最好的笑话是俄罗斯占领军被打爆头。而最好的笑料是俄罗斯坦克被炸毁。这就是我现在的笑点。
没有必要高估喜剧的力量。它不是一种武器，我不认为我可以治愈任何伤口。但它可能帮助我们保持理智。
我正计划在我现在所在的这个城市组织一些喜剧表演。我们要做的就是找到一个安全的住所，一个麦克风和一个音响系统。不用说，部分收益将用于乌克兰军队的支持基金。胜利后基辅俱乐部的第一个喜剧之夜会是什么样子？我猜想会有两个截然相反的主题。自然，会有战争笑话。也会有一些荒谬的东西，史蒂夫·马丁风格的。我不认为会有任何中间地带。现在已经没有中间地带了。
By State Emergency Service of Ukraine, CC BY 4.0, via Wikimedia common
3月6日
俄罗斯军队袭击了疏散路线，杀害了四名逃离基辅郊区伊尔平的平民。
阿纳斯塔西娅·维埃库阿（利沃夫）
我失去了我的朋友帕沙·李，他今天被一名俄罗斯狙击手杀害了。他当时正在做志愿服务，从伊尔平疏散人们，他被枪杀了。他的车被烧毁，他在里面。所以他的亲属没有尸体可以埋葬。我两天前还收到过他的语音信息。他在唱国歌，说最后我们在一起。
帕沙是个演员，我是在参加他开设的表演课时认识他的。我从来没有见过其他人像他这样深沉地爱着人们。当你第一次见到他时，感觉他真的想了解你。班上有一个女生真的很难相处，但帕夏一直给她机会，他尽力从她的角度去思考，尝试不同的东西让她舒服。他是一个相信人的潜力的人。
玛丽亚·舒瓦洛娃（基辅）
昨天我晕倒了，我无法走路或上厕所。我头晕目眩，呆在床上，夜里工作。一整天我们都在与世界各地的朋友协调，寻找人们需要的东西的清单。我的一个朋友买了十件防弹衣，而且是非法的。另一个朋友买了两辆救护车。你到底是怎么买到两辆救护车的？我们需要非常大尺寸的男式鞋，所以我给我的健身房发了短信，向他们求助。我还在寻找防弹头盔和一种非常特殊的癌症药物。
朱莉娅·贝尔迪亚罗娃（敖德萨）
我的家人想看电影《纳尼亚传奇》。我们在入侵的第一天就看了一部分。现在，在经历了一个星期地狱般的生活后，我们想接着把它看完，但它太天真了，太多关于梦想而不是现实。就像你试图把注意力集中在好的东西上，比如在童话故事里，它们总是有好的结局，你就会相信这个地狱很快就会结束，一切都会迎来美好的结局，所有为我们战斗的人都能平安归来。不幸的是，现在我知道，很多人已经死了。他们是被俄罗斯士兵杀害的志愿者。所以我们只能去找找另一部电影。
我们的总统说，敖德萨可能会遭到炮击。我们都知道，敖德萨可能是下一个。但我觉得这里很安全，我相信我们的军队。我以前从未有过这种感觉。我不是一个喜欢战争的人，在和平时期，你不会想到军队。但是当你在战争中，当你处于危险之中时，你与这个机构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你会做一切事情来帮助他们。我明白，他们在日常生活中并不都是好人，也许他们是坏人，但现在我不在乎了。当战争结束时，我们会有时间讨论它，但现在不是对话的时候。
波利娜·波利卡波娃，29岁，基辅的一名摄影师
一天晚上，我在逃到避难所后画了这张自画像。我们的邻居想让这个避难所变得更舒适，所以我们做了清理工作，带来了床垫、托盘、毛毯和枕头。有人接了电，但很快又断电了。所以我们在生母玛丽亚的画像下不断点燃蜡烛，由口袋里的手电筒辅助。我们通过聊天来阻止日益增长的焦虑情绪。有一次，在我们在下面呆了一段时间后，有电话服务好的人得到了取消空中警报的消息。每个人都迅速起身，我们互相祝愿，期待再也不要在这里见面，至少不要在半夜里。
第四章：“你需要用全部薪水买一件防弹背心。”
3月7日
自入侵以来，已有200多万人逃离乌克兰。
丹尼尔·扎多罗兹尼（利沃夫）
我无法忘记发生的事情。但我明白得分散注意力。我们花时间和朋友在一起；我花时间和我们养的老鼠在一起。我也写诗。我仍然在写关于战争的文章，它确实转移了注意力，因为坐在那里读新闻并心存恐惧，这是无法忍受的。
这听起来很可怕，但对整个国家来说，尤其是对我来说，这已经成为了习惯。我们拿它开玩笑；我们谈论战争。所有这些关于枪击、受害者、死者的照片、死去的孩子的通告（现在已经有几十条这样的通告了），只是用一种不那么强烈的情绪来回应。我已经接受了现状。
我有一种感觉，没有其他的方法，必须经历这样的感受，因为它会结束。我们知道我们会赢。死是不可能的，我现在也不想死。我在和平时期也有过这样的想法——整整一个月前，我第一次去看精神病医生，她诊断我患有抑郁症，长期抑郁症。但现在我再也没有那样的想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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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西克·亚金丘克：29岁，一名从俄亥俄州返回基辅的研究生
我不知道人们还能乐观多久。这不是普通的轰炸。甚至看不到爆炸。城市内部没有任何损坏，但是晚上躺在床上，突然听到警报，就必须去避难所。我不能好好睡觉。每个人都因为无尽的压力而疲惫不堪。这无尽的恐惧。
当这一切开始的时候，我在俄亥俄大学读研究生。我在校园里给学生们做了一些讲座，告诉他们乌克兰是什么样的，为什么这场战争对整个世界都很重要。但两天后，我的女朋友奥莱娜（她也是乌克兰人）和我一起意识到，我们做得不够，我们不能再留在俄亥俄州。
我们收集了一些医疗用品，27日，我们飞往波兰。从那里，我们把表姐的车开到乌克兰边境，那是我的转折点。在那一刻之前，我想，我可以留在俄亥俄州，我可以去任何地方，我可以成为一个自由的人，即使我的国家不复存在。但当穿越边境后，我有一种感觉：就是这里了。必须继续走向胜利。
开车去基辅的路很长很长，因为主干道不安全，我们试图使用隐蔽的道路。这完全是疯狂的——任何地方都可能有俄罗斯军队，人们真的、真的很害怕。从那以后，我们一直在利沃夫和基辅之间运送补给。有很多医疗用品止血带，敷料，胸封，皮肤钉，手术钉。有时是军用装备，不是枪，就是盔甲，头盔。我和我的女朋友在坐在前面，所有的箱子和用品都装在后面。
有时我们会感到沮丧，真的很沮丧。但之后我们就会开始感到希望，开始微笑。这就像一个从情绪激动到抑郁的循环。我在赫尔松的朋友打电话给我，歇斯底里地哭着，求我带他的女朋友去一个安全的地方。他尖叫着说赫尔松发生了种族灭绝：“他们在街上杀人！”我震惊了。什么都做不了。我想把自己瞬移到他身边去救他。
玛莎·瓦尔纳斯（敖德萨）
我们今天接到了最长的警报。当它开始的时候，我和我的男朋友在外面的街上，我们走到地下室，在那里我们和其他志愿者一起准备食物。但有趣的是，当警笛声响起时，敖德萨的人们不会逃跑。他们不恐慌。
明天是国际妇女节，对乌克兰人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节日。在西方国家，人们认为这一天与女权主义有关，但在乌克兰，人们认为这一天与女性和她们的美丽有关。市中心的市场上有很多卖花的人，他们会提高价格。甚至在这个警笛响起的时候，人们还会继续买花送给女性。敖德萨的人们太冷静了。他们想着明天，想着鲜花，想着女性，当警报响起时，他们带着狗和孩子走在街上。
也许他们不明白情况有多严重。他们不明白，一场真正的战争正在进行，敖德萨是一个特殊的城市，一个港口城市——对俄罗斯人来说是一个重要的城市。
朱莉娅·贝尔迪亚罗娃（敖德萨）
我和家人商量要离开敖德萨。我们在不同的城市都有联系。但我那些已经离开的朋友在摩尔多瓦、罗马尼亚或保加利亚，他们感觉很糟糕。他们写信给我说，这不是他们的生活，他们想回家。离开家很难。我舍不得我的床，我的衣服。我有自己的公寓，我有自己的工作，我有自己的钱。当你不得不离开的时候，什么都不是你的，你不得不寻求帮助。我父亲是一名海员，现在他在一艘船上。他每天都看新闻，每天都告诉我们“请离开”。但我告诉他我不想离开。我不想成为难民。
我认为，当第一枚炸弹袭击敖德萨时，或者当士兵们来到这个地区时，就是离开的时候了。但现在，敖德萨是一个强大的城市。我跟我妈说如果她留下，我们就留下。我们决定要在一起，直到最后。
3月8日
阿纳斯塔西娅·科瓦尔丘克（基辅）
天一黑下来，我们就不开灯，因为俄罗斯士兵会朝窗户开枪。当警笛响起，我们迅速坐在走廊里，因为那是最安全的地方。现在出去很危险，所以我尽量大部分时间呆在家里。我梦想着穿上我最喜欢的睡衣，整天穿着它到处走，而不是穿着我必须跑去庇护所的衣服睡觉。
维多利亚·弗拉森科（基辅）
每天，我的家人都试图保持联系。我爸爸给我打电话，我奶奶给我打电话，我姐姐给我发短信。对我来说，这并不容易。我是一个内向的人，我知道这听起来像是我是个怪物什么的，但我并不想和他们沟通这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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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尼尔·扎多罗兹尼（利沃夫）
这只老鼠现在完全不要脸了。他有了一个奇怪的习惯，喜欢亲吻你。以前，他吻你的嘴唇，但现在他试图用他的小手撬开你的嘴唇，把他的舌头伸进你的嘴里。他醒来后，来到笼子的门口，开始四处抓挠，因为他知道现在是他的房子了。他知道如何爬到床上、桌子上、地板上、进入另一个房间。我给它留了一些糖果。这是我目前的爱好。他健康状况好多了，但他仍然在抓他的眼睛，所以每隔几个小时我们就在上面涂抹药膏。他喜欢吱吱叫，但他不咬人。
阿列克谢（利沃夫）
我的一些朋友最近在利沃夫结束了工作，我开始觉得我的基辅散居地正在形成，为我创造了一个舒适区。但是，当然，我也在无休止地想念我曾经的家。我担心这场战争会成为一个长期的状态，一个持久的冲突，就像我们在过去8年里与顿巴斯的冲突一样。
莱西克·亚金丘克（俄亥俄州-基辅）
一方面，基辅还是我曾经熟悉的那个城市。但它也是一个不同的、冷酷的城市。没有多少人出门，没有多少车。没有人在家里开灯。这有点像末世，但我仍然觉得我是在家里。这是我待的地方，我躺在我的床上，则是从小就睡的床。
在入侵之前，我在冥想，玩音乐，做很多有趣的事情。但现在除了战争，我什么都想不起来了。城市里的感觉是暴风雨前的寂静。我们害怕冲突再次升级。我们的士兵可以对付地面上的一切，但我们无法对付导弹。当我们看着他们对赫尔松和哈尔科夫的所作所为时，我们很焦虑，因为如果他们在基辅做一些类似的破坏怎么办？我打算留在这里，但谁知道呢？也许我需要拿着枪，去参加国土防卫队。哦，等一下。是警笛声。我得走了。
3月9日
俄罗斯轰炸了马里乌波尔的一家妇产医院，官员们说那里有超过1000名平民被杀。
丹尼尔·扎多罗兹尼（利沃夫）
我在利沃夫火车站上了第一个夜班。我们工作了14或15个小时。现在那里有一个帐篷城，有罐子里的篝火，有志愿者分发食物的巨大帐篷，有大量携带武器的人。有大量的妇女和儿童睡在地上，用不知道什么东西做毯子，睡在纸板上，和狗在一起。人们坐在轮椅上。他们要我为一位老奶奶带一张床垫。她大约90岁，患有震颤，我帮忙把她放在床垫上，给她盖上毯子，她的家人坐在她旁边的地板上，因为其他地方没有空间。
我很难过，因为作为一名志愿者，你想帮助人们，但你不可能帮助每一个人，你看到了巨大的、我从来没有亲眼见过的巨大痛苦、折磨和悲痛。我被派驻在一个等候室的入口处，在那里我们只能让带着5岁以下孩子的母亲进来。只有她们。
因为这个等候室并不是为这么多人准备的，我们不能让所有人进来。我不得不把人拒之门外：“你的孩子已经10岁。你可以到下一个候车室去。” 她们说：“我们刚从那里过来，那里已经没有房间了。”
我们应该要拒绝残疾人，因为有一个不同的房间给他们。但我们还是让他们进来了。而且有大量的吉普赛人在要求进入。有一个可怕的插曲，一个小女孩在哭；她的祖母把女孩推到地上，踢她，我跑到那里，把她拉开。这让我很震惊。你看到人们就那样生活，而你却无能为力。整个晚上都是这样的。在婴儿室里，有很多女性志愿者，她们经常哭，因为她们看到母亲和孩子，6个月大的孩子，花了20个小时在火车上躲避轰炸，然后他们不得不前往波兰。这是很痛苦的。你必须收起你的同情心，因为否则你就无法完成你的工作。
我睡到了第二天，也就是昨天，然后今天是我们的休息日。尤利娅和我要去翻译她的护照，因为我们需要这个来结婚。如果不是现在，我们还应该什么时候做？明天我们将再次做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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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丽亚·舒瓦洛娃（基辅）
我身边认识的人还没有谁受到伤害，但昨天开始这种情况改变了。我朋友的父母住在伊万科夫附近，整个镇都被轰炸了。他们拍了一段视频。城市里什么都没有留下，他们仍然没有找到妈妈。今天，我的密友说她的家人被杀了。而我来自布卡的朋友在Facebook上写道，她美丽的房子被完全摧毁。他们现在受伤了，无家可归。
现在，你需要用你的全部工资来买一件防弹衣，这需要1000美元。我哥哥有一件，他的团队在基辅巡逻。他告诉我，有这么多的人想要保护城市，政府无法为每个人提供所有的东西。
每天晚上，午夜过后，休班的乌克兰士兵在社交媒体上发布语音聊天。他们向我们解释“官方报告 ”的含义。他们很诚实，告诉我们一些城市被破坏了，情况极其糟糕。他们要求我们吃胡萝卜，做体育锻炼，并继续工作。他们在告诉我们，你不必感到内疚。
在战争的第一天，我建了一个叫“战争”的聊天群，有11个乌克兰女孩在不同国家——乌克兰、挪威、法国、德国，晚上我们视频聊天。这是一个氛围不好，非常消极的时间。我们都快30岁了，我们都是聪明的女士，喜欢文学，都戴着眼镜，但我们加入这个聊天群的时候，我们像混蛋，像强盗，像监狱里的人一样骂人。
斯维亚托斯拉夫·福尔辛，24岁，基辅的一名IT工程师
入侵几小时后，我的未婚妻打电话给我，说我们应该去结婚，以防战争开始。我们走出教堂后，就听到了警笛和警报声。我们的婚礼庆典在防空洞里开始了。我和妻子第二天就加入了国土防卫队，我在被占领的克里米亚生活了四年，我不希望我的国家变成那样。我的第一个任务是组织对敌人坦克的伏击，第一个晚上是最可怕的。我们毫无准备。我们刚刚带着给我们的武器来到这里，我非常担心我的兄弟们，因为有些人不知道如何使用武器。但幸运的是，前线军队阻止了俄罗斯的进攻。这给了我们第二天的时间，更好地为我们的阵地做准备。
玛莎·瓦尔纳斯（敖德萨）
今天，我和志愿者们，我们有一天的休息时间，不用去车站给人们提供食物，我们决定见一面，一起吃饭。我们试图用一种好的、有趣的方式开玩笑和讨论新闻，并为我们在战争结束后的工作制定一些计划。女孩们想着要在Zara买的衣服。和所有这些新朋友，也就是你的新战友在一起的感觉很好。我们好像是在九天或十天前认识的，和他们一起在地下室的厨房里呆这么久，真的出乎我的意料。他们中有些人非常虔诚，还有一些人不知道如何处理现在的情况，但我们所有人都在一起，这很酷。
睡觉前，我会听和看ASMR（沉浸式体验）视频。人们用安静的声音说话，发出令人预约的声音，这有助于我的睡眠。另外，我也听不到自己的坏想法。
我很快就要回去做宣传员了，然后我就不能做志愿者了。我需要钱，我们的政府没有提供帮助。
列昂尼德和纳斯塔（基辅）
纳斯塔：我们去买菜，因为我们的食物已经不多了。我哥哥去买水，但货架上是空的。
列昂尼德（列昂尼德）：昨天我和我们的祖母通话时，我向她表达了常见的祝愿：幸福、健康和普京的死亡。
3月10日
敖德萨准备迎接俄罗斯的进攻。双方都损失了数以千计的部队。
阿纳斯塔西娅·维埃库阿（利沃夫）
今天媒体上出现了三个不同的关于我的朋友帕沙之死的版本，每个版本都比上一个更奇妙。他的爱人已经开始问大家谁最后和他在一起。每个人都说他被子弹打伤了，然后就不知去向，但所有的人都分享了不同的说法，事实证明，没有人真正看到他的死亡。他妈妈声称他还活着。所以现在他的一群朋友正试图找到他，但这很复杂，在伊尔平，人们最后一次看见他的那个地区已经被俄罗斯人占领了。朋友们越是想找他，故事的版本就越多，而且不断出现。现在感觉更难了，因为我们不知道真正的真相。我不知道该作何感想。我不能悲伤，因为可能还有希望；我也不能难过，因为这可能是个幻想。
丹尼尔·扎多罗兹尼（利沃夫）
他们开始在利沃夫加固一些建筑。我这样说是很谨慎的，因为我们有官方消息，要求我们不要谈论，因为这可能是对敌人有用的信息。
现在这里有更多的人，客观上更多。我们的市长说，我们已经接近饱和了。这真的很困难，因为没有地方可以再放人了。就是有很多人。这么多的人。就我所看到的而言。
萨娜·沙赫穆拉多娃，25岁，来自基辅的一名画家
当我的朋友乘车逃离基辅的时候，他们来接了我。我没有太多的时间思考，我只知道我必须去找我的祖母，因为她在乡下孤零零的。我离开基辅时没有带任何材料，但在我祖母那里，我想起了我的老习惯，在墙纸的碎片上画素描。我找到了一些旧蜡笔和水粉画，那是我弟弟去年夏天来访时留下的，还有一些炭笔。这幅画中拿着旗子和坦克的女士们出现在我对赫尔松保卫者的印象中。其中一位男士跳上了坦克，怀中挥舞着乌克兰国旗。你可以看到坦克上用乌克兰语写着“滚蛋”。
By Mvs.gov.ua, CC BY 4.0, via Wikimedia commons
维克托里亚·胡托尔纳（基辅）
现在我们在伊万诺-弗兰科夫斯克。我哥哥的一个大学朋友在这里有一套两居室的小公寓，可以免费使用，所以我们有一整套公寓，两张床。我们很幸运。现在，在乌克兰西部地区很难找到公寓、旅馆和酒店，因为很多人都搬到了这里。我们大楼的对面是一座教堂。这里的人有很深的宗教信仰，我哥哥说，人们总是在星期天去教堂。我和我未来的嫂子在想我们也应该去。在我们来的路上，我一直在祈祷。
这个镇上的人看出了我们的不同，不仅仅是因为我们的车号不是来自这个地区，还因为我们的外表和说话方式。我们是一个讲乌克兰语的家庭，但是在西部这里有一些特殊的词汇和短语。我听说有些来自基辅的人搬到这里后表现得很糟糕；他们可能会有攻击性或不懂得感恩。但有时来自西方的人也表现得不尽如人意。他们疯狂地提高了租金价格。
镇上的大多数人实际上都非常善良。当他们看到我们有点迷茫时，他们会试着帮助我们。昨天，他们帮我们买了一个煎锅，并指给我们一个有优质食物的当地农场。我们还有一个非常酷的邻居，一个大概70多岁的男人，名叫尤里。尤里叔叔。我们来到这里的那天，他给我们带来了果酱和一种乌克兰饮料，用水和糖煮的水果。他的妻子还为我们做了馅饼。
在开车来这里的前几个小时，我一直在给我妈妈发短信。她想知道我们的位置，我们怎么样了，但后来她就消失了。我试着给她、她的朋友、我在家乡伊万科夫的朋友打电话，但都没联系上。其他一些住在那里的人告诉我，电话和网络可能有一些问题，因为军方做了一些处理。
已经好几天了，我仍然没有收到我母亲的任何消息，但我每天都给她发短信。也许她会收到，但不能给我发短信。我知道她很担心我们，我只想说：“妈妈，我知道你一切都很好，因为不可能有其他方式，我们也很好。我希望你很快有机会和我联系。照顾好自己。一切都会结束的。我希望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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