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现在，在兰州的家里，吃着我已经两年多没吃到过的正宗兰州拉面，刷着我已经连续近 20 天的绿码，我还时常想起那段回国路上的魔幻场景：
一条裹满垃圾、破得不可思议的土路尽头，印度圣物、湿婆坐骑——高贵的牛群正在在垃圾堆里翻找食物，只隔一堵墙，便是一个实验室，那是全新德里唯一的一家既能做 S 蛋白抗体检测又能做 N 蛋白检测的检测机构。
而 N 蛋白的检验报告，是我这个印度首位申请回国的康复者，必须拿到的一份文件。
我和团队同事曾经按照大使馆认可的百家核酸机构名单，德里、古尔冈、诺伊达 …… 一家一家电话咨询，最终才找到了那家土路尽头、垃圾堆隔壁的实验室。
那是我作为新冠肺炎康复者的回国路上最为艰辛的部分之一。
与 ” 神牛 ” 一墙之隔，就是可以测 N 蛋白的实验室 图片由 Nico 提供
感染新冠后，当地医生给我开兽药
转折点是在 6 月，我滞留印度的 500 多天，接替的同事终于来了。
我是个会计，2019 年 12 月随着公司团队来到德里。
按照计划，我们每三个月就能轮换回国一次，但到了 2020 年 2 月，轮到我回国时，国内疫情暴发，中印断航，我无法回国。
之后，包括印度在内的全球各国疫情接连暴发，国际航班大幅减少，另一边，中印冲突不断，印度签证难拿，国内同事赴印受阻。多种因素交织下，我就只能在这里坚守着，或者叫：滞留印度。
越是回国无门，就越是想家，但更糟糕地是，在今年 4 月印度疫情的大暴发中，我也不出意外地感染了。
在那场大暴发中，我们团队 15 人中有 11 人感染过新冠，一位印度同事家里 15 天内死了 5 个亲戚 …… 当时的印度被称为人间炼狱，医疗资源严重挤兑，我只能在家烧了 10 天硬扛过来。
烧到第六天的时候，早上一起来，我的血氧到了 89，为了不客死他乡，我还是觉得得去医院吸吸氧，然而，同事告诉我，医院没有床位了，主治医生都被感染了。
当时，没有特效药，一位当地的私人医生给我开出了当地流行的处方——伊维菌素，一种抗寄生虫的兽药，我不敢吃兽药，只能靠罗红霉素维持。
那场感染中，我刮痧、按摩穴位、抗生素、摄入蛋白质提高免疫力 …… 还用印度当时流行的一种类似于蒸脸仪的小盒子来缓解窒息感——那盒子塑料做的，加上水就能出热气，是疫情期间印度小店里的热销品。
最终，不知是什么起了作用，烧了十多天后，尽管依然虚弱得下不来床，但体温终于正常了，5 月，嗅觉回来了，肺部阴影也消失了，除了时不时的抑郁，我也差不多又恢复成了一个正常人。
6 月，终于终于有人来接替我了，万里回国路，总算迈出了第一步。但因为 4 月间印度疫情的大暴发，大使馆已暂停为在印公民发放绿码。
当时，很多人会选择 ” 曲线回国 “。
有人去埃及待 14 天，然后再从埃及申请回国，因为埃及是落地签，签证问题很好解决，但后来被发现了，埃及大使馆不再受理第三国中转事宜。
也有人走人道主义援助回国，但我年轻力壮的，不好意思，也没有理由走这条路。
从 7 月开始，我每半个月就会问一下大使馆，” 您要不要放开啊，有没有计划放开啊，什么时候放开啊 “，然而，并没有。
两个多月后，8 月底 9 月初，终于发文允许企业轮岗，意思就是允许我们回国了。
印度大使馆这边对回国绿码实行的是提前审批制，类似 ” 回国指标 “。这种审批，需要考察你的企业，你的滞留时长，是否有特殊情况等等。
于是，我和公司赶紧写邮件申请，并把我的情况如实地告诉大使馆，我还特意做了核酸和抗体检测附上，就是想告诉大使馆，我现在身体是好的，不会传播病毒可以回国的，麻烦你批准一下。
有了 ” 指标 “，也就是审批通过了，按部就班地检测就能拿到绿码。如果审批没过，不管有没有机票，机票多么贵，也是走不了的。
检测去哪儿做，大使馆也不知道
我因为在印滞留时间较长，审批起来倒是顺利，9 月 10 号，大使馆终于通过了我的回国申请，但由于我曾经感染过新冠，后面的问题就麻烦得很了。
一般回国者需要查验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和 IGM 阴性证明，但我不同，我有过感染史，而且在当初感染时就上报过，大家都知道我的感染故事。
我老老实实把情况告诉了大使馆，然后，就 ” 光荣 ” 地成了第一个申请回国的康复者。
也因为是第一例新冠康复者的回国申请，大使馆也不确定我的检测流程会是怎么样的，让我先等。
而我，在等待的几天之内，对与免疫有关的几个指标，日以继夜地做了一番饿补。
与新冠感染相关的重要指标中，最为玄学的是针对 S 蛋白的抗体 IgM。如果没打疫苗，核酸和 IgM 有任何一项阳性，毫无疑问，短期内你是别想回来了，但是人与人之间的个体差异又是种不可一概而论的玄学，幸运者如我，康复后一两个月 IgM 转阴了，而不幸者如一位俄罗斯留学生，尽管他不曾意识到自己感染过，但 IgM 指标长期阳性让他在俄罗斯多呆了半年。
除了玄学的 IgM，新冠 S 蛋白的重要指标中，还有一个并不玄学的 IgG。在 5 月份国务院的发布会中提到：”IgG 抗体阳性说明感染过新冠病毒，但不能确定其是否具有传染性。如康复者，一般检测 IgG 抗体阳性 ……”
作为感染过新冠后的康复者，我们的 IgG 是无论如何也达不到政府要求的 1 以下的数值的。5 月时，我还看到新闻报道，有人因篡改 IgG 阳性报告而导致整个企业熔断。
在看多了其他国家对 IgG 在 1 以下的要求后，我一直忐忑不安着。
在那个印度的雨季，担心了好几天后，使馆那边告诉我，新冠康复者除了测核酸、抗体外，得在回国 72 小时内加测 N 蛋白。
我问使馆的人，要去哪儿做这项检测呢？他们答：不知道。
没有什么能阻挡我回家的路。为了找到 N 蛋白检测机构，我召集了团队同事，按照大使馆认可的百家核酸机构名单，德里、古尔冈、诺伊达 …… 一家一家打电话。功夫不负有心人，最终还真给我们找到了。
我们十几个人，打了无数的电话，最终的成果也只找到了我开头提到的那家土路尽头、垃圾堆隔壁的实验室。
走到门口的时候，看着垃圾里翻找食物的牛群，我都呆了，但检完之后，我就开始在一个回国经验的交流群里，不断把它介绍给回国的同胞。
毕竟，虽然外观惨淡了点儿，这可是全新德里唯一一家可以做 N 蛋白检测的机构呀，而至少目前看来，这个检测对于新冠康复者而言，必不可少。
机票与绿码，临门一脚
审批通过，N 蛋白的结果也有了，却依然是没有直飞的航班。
我和朋友翻遍了各国大使馆的网站，想找一个最适合我这种从印度回来康复者的、比较保险的中转国，因为从中转国回国也要检测通过符合条件才能登机。
但放眼望去，有的白纸黑字地写着不会给康复者批绿码，有的则含糊不清，估计自己也没弄明白各种检测是什么关系，最终的备选也不过德国、荷兰阿姆斯特丹、以及中东的阿曼，但当时阿曼的要求是三阴（核酸检测、IgMIgG 均为阴性），就是说没感染过的人才能从这里走。
我最终选择了从德国转，前半段汉莎，后半段国航。
对于我们这种长期滞留海外的人来说，只要能回家，花多少钱也值。但即便有钱，也不一定能买到票。
为了买到机票，我加了 10 个票代询价。别问我为什么不自己买票，我连买票的页面都刷不出来，最后票代挣了我多少钱也无从得知。
但最起码我的票代是靠谱的，今年不知道有多少回国者被卖空头机票，被扣下不菲的服务费，被超售刷客滞留海外。
当然，大多数归国者，不会把希望寄托在一张机票上，要因为大概率都要经受熔断停飞的刺激，为了降低风险，很多人手上囤着四五张票，却最后一张也指望不上。
我也特别险。票代最先刷出来的是一张 26 号德国飞成都的头等舱，5 万 5，太贵了，疫情前回家一趟不过几千块，我犹豫了。
回国更多是 ” 看命 “，赌运气，因为就在我犹豫的第二天，票代又刷到一张德国飞上海的超级经济舱的票，而那趟与我擦肩而过的 26 号航班，在起飞前一个星期，被取消了。
机票在手，只差绿码。
9 月 29 日，滞留印度第 663 天，回家倒计时 72 小时。这 72 小时内，我需要做两次核酸检测，同时需要进行 IgMIgG 及 N 蛋白检测。
倒计时 48 小时，因为大使馆要求要在不同机构交叉检测，我驱车去隔壁省做了抗体检测，为了防止转机的德国大使馆要额外的检测结果，我主动加测了一次核酸。我的原则是，什么 CT、抗体、核酸，能测的都测一遍。
回国前 24 小时内，10 月 1 日，中午 11 点，我拿到了登机前最后一次核酸检测和 IgM/IgG 抗体检测报告后，马不停蹄地给大使馆发送文件申请绿码，但结果竟然是红码，此时距离我的航班起飞还有 18 个小时。
重新检查后，原因是落下了一份公司文件，赶紧重新提交文件，把所有能提供的报告都传了上去。
自检加上标准程序，整个 9 月，我抽了小十管血，前前后后二十多天，数不清的惊心动魄时刻，终于，在 10 月 1 号，下午两点钟，距离回家的航班起飞还有 15 个小时的时候，我拿到了上飞机的最关键凭证——驻印度大使馆的绿码。
中转机场惊险时刻
图片来源：中新社
中转机场是 2021 年回国者的险关，各种意想不到的阴差阳错让无数人折戟在回家前的最后一站：有人因检测结果不及时而滞留，也有人因假阳性而被遣返，还有人在这里不幸感染成为人们口中的 ” 投毒者 “……
10 月 2 日，上午十点，我成功落地法兰克福机场，这里曾经有因检测结果不及时，61 名中国旅客被滞留机场三天，没有食宿安排他们只能在椅子上休息，机场闷热也不敢摘口罩，高温、焦躁、滞留、意外 …. 这是每一个后来者最最最不想体验的经历。
所以，下了飞机后，我挤过无数印度人，一路狂奔，直奔 B60 检测中心，一定要在他们中午休息之前赶紧测完，早检测早拿码早安心。
前半程的同行旅客多是印度人，而在检测中心，目光所及都是国人，耳边是久违的中国话，我忽然间意识到，离中国越来越近了。无数华人在这里中转回国，他们之中有欧洲留学生，有像我这样的中企外派人员，也有从拉丁美洲、中亚回来的务工人员。
当然，也有无数的惊险时刻在这里上演。
晚上 7 点半，距离航班起飞还有 30 分钟，我眼看着身旁的一位老人依然也没有收到核酸检测报告，也因此不能拿到驻德国大使馆的绿码。而与他同行的妻子却跟我一样，在下午 1 点收到了抗体报告，4 点收到了核酸报告，6 点拿到了绿码。
两位老人原本在乌克兰务工，年纪大了也不懂英文，一着急了什么也说不出来，只是手不停地抖，他们的票代也没办法。
萍水相逢得我们三个人一边安抚老人情绪，一边帮他们写邮件狂催。机构电话打不通，也不知道对方邮箱会不会拦截邮件，我们就写两三封换一个邮箱，大家的信箱都贡献出来，轮番上阵，从下午催到晚上 7 点半，依旧没有回复。
电话邮件混合式狂催之后，办理登机快要关闭的时候，那位老人终于收到了核酸检测报告，他已经手抖地无法操作了，我们又帮他上传文件，给大使馆打电话说明情况 …….
临近 8 点，在工作人员的催促声中，我们 5 个人急急忙忙地登机，落座没几分钟，飞机就起飞了。
这样的小波折讲起来甚至有点无聊，但当时老人家如果没拿到绿码登机，浪费的并不只是一张几万块的机票，这是两位出国务工挣辛苦钱的老人家全部回家的希望。
只是不知道，这样的惊险时刻每天在各大中转机场重复多少次，也不知道这些随机倒霉事件会落到哪些人身上，更不知道会不会有人挺身而出帮他们渡过难关。
希望所有人的回家之路，能更舒畅一些。
回国，不该是个无解的难题
10 月 3 日下午 1 点，滞留印度 667 天后，我终于又站在了中国大地上。
我自认为是一个乐观坚强的人，但那一刻，去他丫的坚强，我一个女孩子滞留印度两年、感染新冠进不了医院生生硬扛过来、等轮换等绿码等机票、历尽波折终于回家了，难道还不能触景生情大哭一场吗？
那一天，一位年轻的财务经理在飞机上、在机场里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哭了好久，邻座德国留学回来的小姑娘估计吓坏了。
落地上海之后，因为印度是危险 11 国之一，会比其他地方的旅客更严格，边防边检盖章，取上行李之后，我后面就跟着一辆小车推着消毒，我到哪它就到哪，紧紧跟在我身后，随时消毒。
特别值得说的是上海的核酸检测，就是捅鼻子。在我做过的鼻拭子里，上海隔离酒店是最有灵魂的，因为会把你捅到灵魂出窍，就是直捅天灵盖，并在天灵盖上转几圈。
回国之后，上海公布的每一例确诊病例我都有在关注，因为一旦有阳性感染者，引起疫情，我们就会成了 ” 千里投毒人 “，会社死，会被人肉网曝，万幸万幸，我们这趟航班没有阳性感染者。
我隔离还没结束，老家兰州就发生了疫情，但我的思维得自动转到了中国模式，比如说，德里今天公布了 25 例，我会认为控制得挺好，他一定传染不到我，但兰州确诊了 25 例，我心想，完了，这都不知道传到哪里去了。
隔离完成后，我就回了兰州老家，老家也特别谨慎，我提早就报备了社区，但是可能是因为当天时第二轮全员核酸检测没有顾得上我吧，到了机场后，并没有人接我，我就在瑟瑟冷风中各种打电话，等了四个多小时。
我也常常琢磨作为康复者回国的这一路坎坷，发现比起没有绿码滞留、遣返、被骗、没钱买机票的人，自己还挺幸运，也是这种幸运似乎在告诉我，这并不是一个无解的难题。
大使馆—航空公司—隔离酒店—地方，大家似乎可以形成某种共识，甚至共享一套检测标准，彼此分担一下压力，也给大家一个标准的流程，总不至于让无数回国的普通人一头雾水，毕竟我现在都还没弄明白，N 蛋白是个什么东西，我检它是为了什么，特别不好意思地说，我当时还多测了一个啥红斑狼疮的 N 蛋白，因为实在不懂 ….. 是个 N 蛋白我就测了。
也需得考虑一下实际情况，我这还是找到了测 N 蛋白的机构，你像在遥远的一些非洲国家，能做核酸检测就已经很奢侈了，要求人家做抗体检测根本不现实。但是，我们有很多同胞在非洲谋生，人家也要回家的啊。
也有康复者不愿将自己的感染史轻易透露出去，担心会引起周围人的恐慌，但作为康复者的我们体内有抗体，回国前后密集的十多次核酸和抗体检测都达标了才能出去。
但是不管怎样，2021 年 10 月 28 日晚上 9 点，离家 692 天后，我终于到家了。
来源: 八点健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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