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裔美国人弗朗西斯.福山，继1992年出版了他的成名作之后，就一举成为了英文思想界中最重要的头脑之一。此后近二十年，他保持潜心治学，虽然再没有哪篇文章和新书超过1992年《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一书的影响，但很多人仍然相信他还在继续着他独特的思想探索，每次发表观点，还是会给人以有益的、重大的启发。
我是其中的相信者之一。在读过了他2011年6月27日下午应春秋综合研究院邀请在上海文汇讲堂发表的主题演讲以及随后与中国学者张维为教授的对话之后，我加深了对于这颗头脑的欣赏。
毫无疑问，其思想之锐利根源于他广阔的历史视野和出色的宏观思维能力。
此次演讲的题目是“变动秩序中的中国与世界”，他在演讲中首先宏观地描述了他所说的“政治秩序”：在他看来，世界上的政治秩序发展，有三个大的结构要素。
第一个要素就是科层制的、将权力集中在一起的国家；所谓现代国家，区别于古代国家之处在于，国家并不依赖于家庭或者亲信关系，不任人唯亲，而是用一种非血缘性的关系来组织和治理，把所有的被统治者看成是同质的公民，在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拉开了距离。
第二个要素叫做法治。法律并不等于法治，法治意味着法律必须要代表一个社会的道德共识，它的权威要高于当时的行政权力。不管是总理、总统还是国王陛下，他们不可能随心所欲地进行统治。法治意味着最高权力机构也必须遵守法律。
第三个要素有关政治问责制，也就是说政府必须感到有一种责任，对这个社会的公民拥有责任，其统治者具有很宽泛的义务，不能完全按照自己的利益来行动。在当代世界，问责制总是与民主制和自由选举联系在一起，在西方也都是这样理解的。但实际上政治问责制的含义比民主选举还要宽泛一些。
大体上，我认同这个观察框架。它毕竟建立在自马克斯.韦伯之后强大的西方社会学主流传统之上并具有丰富的学术内容。听者可以质疑，可以不接受，但若要对其进行科学证伪，或者重新建立一个更好的框架，绝非易事。
多少有些令人惊讶的是，当人们借助这架“福山造”的观察镜透视中国政治时，人们发现了一个意味深长的事实。用福山这位讲解员的话说：“我想第一个世界上公认的现代政权实际上是中国人缔造的。当时这个要在中国建立现代国家政权的动机，实际上跟欧洲要建立现代国家的动机是一致的——他们面临着军事竞争的压力。我想在春秋战国时代，当时中国存在着不同的政治势力，不同政治势力相互交战了大约700年，这种军事竞争导致最后产生了一种有现代意义的政权形式——为了征税，招募官员来负责征税，招募方式整个是按照任人唯贤而不是任人唯亲的标准。如果你要按照亲人关系来组织，可能就无法来打赢一场战争。”
在演讲中他说：“秦代的时候中国实现了统一，那个时候中国所有的政治制度看起来已经是相当现代了。当时的中国已经形成了相当现代的文官服务体系，有一个非常理性的架构。由官僚体系来统治一大片领土，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认为这是一个伟大的历史成就，是中国做到的。但是对于这一点，世界范围人们普遍没有充分认识或者给予充分评价。这是公元前221年也就是大约2300年前发生的事情。”
我相信，福山的这个观点，对于很多当代中国学者都是一个启发。至少对于以往惯用的观察框架是一个重要补充，让人们在考察中国古代政治时多了一些现代视角。
但中国的秦政，显然不可能完整地具备福山关于所观察到的现代政治秩序三大结构要素。进一步的讨论，下一篇再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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