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一封邮件里，我用了“红色文化的社会反对派”的说法，有人回信希望我解释一下该词语的意思。考虑到此问题的普遍性，借今天的时评稍微展开地谈一谈。
在
我看来，一个比较正常的社会中，政治问题与社会问题是相互分离的。一个农民和他的地主之间因为地租多少的问题起了纠纷，或一个行人和交通警察之间因为违章
和判罚问题闹出矛盾，都是社会生活中普遍存在的冲突。文明社会中有各种行之有效的冲突解决机制，或通过法律的实施，或通过市场上的交易，这些冲突都可得到
化解，与政治问题扯不上什么关系。
但是，一旦有了所谓的“社会革命”，或者有人试图以“社会革命”作为手段，煽动民众、制造斗争，以图夺取国家政权，社会问题与政治问题相互分离的正常局面就被破坏了。
中国近代历史上，在辛亥革命之后首先提出“政治革命已经完成了，现在要开始进行社会革命”这个似是而非的口号者，就是当时已将大总统职位让给了袁世凯的孙中山。
自此红色政治文化开始在中国泛滥，红色政党为了达到其政治目的，故意将大小社会问题和经济问题统统政治化，随便一点小事就上纲上线，直接联系到制度、政体、国体、主义这些宏大问题上。
这套做法，曾被早年的中国共产党用得炉火纯青，从土地革命到国共内战再到建国后的历次政治运动，莫不是将社会问题与政治问题直接挂钩的极端做法。
历史作证，这种危险的“社会工程”性质的操作，造成了严重的后遗症。
从社会方面讲，民风自此大变，善良淳朴不再，暴戾之气飞腾。众口嚣嚣之下，所有的民间冲突都具有了革命的含义，所有的社会矛盾都成了不推翻政府、不改变制度就完全无法解决的大问题。
从国家方面讲，决策机制瘫痪，深谋远虑不再，得过且过盛行。精英不敢自称精英，智慧也不能发挥智慧的作用，资深政治家们极为难得的政治经验也只能让位于自以为是的民众们毫无根据的朝三暮四和心血来潮。
所幸的是，今天的中国政府已明白了这个道理，近三十年来一直自我消除这种红色文化的后遗症。今日中国，政治问题已被重新分离为一个精英决策过程，不再放在“群众”中解决；社会问题也逐步被纳入了法律框架内，不再动辄上升到主义和意识形态。
但是，很多知识分子却并没有明白这一点，尤其是中国那些自诩为“自由派”的民主人士，除了换了一套口号之外，其他则几乎全盘继承了当年共产党那一套红色政治文化，凡事无论大小，都直接与民主-专制、自由-独裁这些空泛命题相联系。
典
型的事例之一，就是2008年发生在上海的那个“杨佳袭警案”。无论事发当时警察的执法方式如何，杨佳的态度如何，也无论杨佳本人的人品如何、精神状态如
何，此事都只是一个普通的刑事案件。刺杀警察这种反社会行为，在世界各国到处可见，可一旦发生在中国，在红色文化的刺激下，立刻就被自由派人士按照“警察
打人说明司法腐败，司法腐败说明政府害人，政府害人说明制度很坏”
的习惯性逻辑直接炒作成了政治问题。当事人杨佳也被捧为“英勇对抗专制暴政的民主斗士”、“代表中国人民向共产党讨还血债”…
这些人其实并没有谈论政治问题的能力，所以基本上只是乱骂一气；还由于其中很多只是反社会者，所以其用语常常会很阴损、很歹毒。把内心的鸡鸣狗吠通过政治攻击发泄出来，让他们找到了一种自比秋瑾、李大钊的快感，乃至有朝一日也入朝当官的迷幻。
简言之，所谓“红色文化的社会反对派”，大体上就是指这些仍然习惯于将社会问题与政治问题直接挂钩的旧时代遗老遗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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