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一系列故事發生時，我正好不在我所。前面已說明，開始我在 3527 工廠搞四清。四清工作隊撤出後，我沒能立刻回到我原來的 605 所，又被調進了剛剛成立的天津軍工系統文化革命辦公室。辦公室在泰安道 10 號軍工黨委的辦公樓內，晚上則住在對上市委大院後面的平房內。可這個辦公室剛成立不久，即發現該“辦公室”純粹是“劉鄧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御用工具”，不光領導不了各個單位的文化革命，還有被人家造反的危險。好在這個機構才剛剛成立不久，沒幹過什麼事，也就沒有什麼“罪行”。開始時還聽聽下面反映情況，也不敢表態，後來連反映情況的事也沒有了，我們也就落得清閒，東遊遊，西逛逛打發日子。

這樣在軍工黨委混了幾個月，實在無聊了才回到我們所內。這時我們所文革剛開頭的風暴已經過去，對立的兩派已經形成。筆者說別人都是投機分子，這並非是筆者“站著說話不腰疼”，其實筆者也不“清高”，再說那時是容不得逍遙派的。我雖然遲到，不還得接著“投機”不是？恰在此時，天津駐軍進駐我所“支左”，前面說到有 66 軍許誠和侯儀賢與天津警備區的關係，“支左”的部隊進所後一屁股就坐在了“造反團”即保侯儀賢反對黃華、李魁年的這派一邊。在這股強大東風的影響下，我也就一不做二不休地加入了“造反團”這個組織。

於是我也就與李魁年有了一個特殊的機緣。我們這派既然是反對黃華、李魁年的，那就必須要搞他們的材料，蒐集他們的罪證，最後能把他們打倒、搞臭，這才是我們的勝利。一天，我們造反團的頭頭找我，問能不能到山西出趟差去搞李魁年的調查。我表示願意去，因為樂得到外地轉一轉，吃住還能報銷。這趟差回來後，我又為搞李魁年的調查去了一趟四川。下面我集中談一下我所瞭解的李魁年的情況。

我到 605 所時，李魁年大約 50 歲左右，長得相貌堂堂，一表人才，很有風度。只是滿頭白髮。那時因為我們造反團要打倒他，因此都叫他“李白毛”。其實我剛來 605 所時，對李魁年有很好的印象。可文革開始後，因為派性的原因，也就在心底裡以李魁年為“敵”了，人心竟然是如此地脆弱。我也因此帶著“敵情觀念”投入到對於李魁年的調查之中。

1936 年日軍已經挺進盧溝橋邊。這時盤踞在山西的軍閥閻錫山受著多方勢力的壓迫：日本人的威脅已經近在眼前；他還必須提防蔣介石把他吃掉；而黃河的西面，又是經過長征剛剛來到的共產黨勢力。權衡再三，閻錫山決定與共產黨合作，進行聯共抗日。共產黨決定派遣也屬山西籍的，剛從北平反省院出獄不久的薄一波與閻錫山合作。先搞了一個抗日救亡的群眾組織叫做“抗日犧牲救國同盟會”簡稱“犧盟會”，之後又搞了一個“抗戰決死隊”，作為“犧盟會”領導下的抗日武裝力量。這杆抗日的大旗一舉，立刻引來了大量的熱血青年。沒幾個月，犧盟會已發展到數十萬人，而“決死隊”最終發展到四縱 50 團 7 萬餘人。 “犧盟會”和“決死隊”雖然是閻錫山和共產黨結合的產物，可領導權全部掌握在共產黨手中，以致後來“決死隊”最終與閻錫山反目，“決死隊”後來又併入劉鄧的129 系列，這是後話。

李魁年便是這些熱血青年中的一個。他那時是一個高中生，有文化當然進步也就比較快。 1943 年初，他已是文水縣的縣長了。當時的文水縣的雲周西村，那個村裡有一個當時才 11 歲的小姑娘，叫劉胡蘭，參加抗日活動十分堅決、勇敢。李魁年常為她及其他的進步青年講革命道理，講英雄故事，就這樣與這個小姑娘有了很好的關係。 46 年李魁年結婚，劉胡蘭還前來祝賀。可就在這不久的 1947 年 1 月 12 日，在殘酷的鬥爭中被閻錫山當局殺害，年僅 14 歲半。又因為毛澤東的“生的偉大，死的光榮”的題詞，讓劉胡蘭的名字永垂不朽。李魁年算是藉劉胡蘭的光，也在與劉胡蘭有關的文字中，留下了他的印記。

在李魁年當年的同事、戰友中，還有一個人值得一提，這就是在毛澤東死後有幸接過中國黨、政、軍大權的“英明領袖”華國鋒。李魁年是文水縣縣長的時候，華國鋒是鄰縣交城縣的縣長。 1949 年國民黨從中國大陸敗退到台灣後，隨著共產黨各路大軍南下，華國鋒到了湖南，到了毛澤東的老家湘潭當縣委書記，這就為華國鋒日後能得到毛澤東的青睞提供了一個重要的機緣。而李魁年，則隨著南下大軍來到了四川，當了川北大縣 ----- 金堂縣的縣長。

李魁年的搭檔是縣委書記楊廷秀，為挖掘李魁年的“罪行”，我曾南下成都、重慶調研。找過不少的人談話，倒是這個楊廷秀給了我極深的印象。這時楊廷秀已經是成都量具刃具廠的黨委書記。成都量具刃具廠是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蘇聯援建的一個很重要的大廠，廠房和設備都很先進，可當時的黨委書記楊廷秀卻住在一間草房裡。我們找楊廷秀談話，也就在這間草房子裡。住在這間草房子裡的還有他的太太和孩子。那時廠裡已經陸續蓋了些房子，改善職工的居住條件。可楊廷秀表示他要待全廠職工搬進好的房子後，最後一個搬出草房。楊廷秀個子不高，人很精幹。他對與李魁年共同任職金堂縣的經歷，也有不錯的回憶。本來是帶著“敵情”觀念去收集李魁年的“罪證”去的，可碰到楊廷秀這麼一個給了我很好印象的“走資派”，又由於他的介紹，我對李魁年反增加了不少好的印象。

第一個五年計劃，中國重點發展重工業，李魁年又被調往中央西南局管理煤炭事業（具體任職我記不得了）。 50 年代後期，中國發展原子能事業，李魁年又被調到位於北京郊區第 15 研究所任黨委書記。 60 年代初期又調到我們 605 研究所任副所長。這是一個不很打要的職務，書記、所長、政治部主任權勢都在他之上，所以他也就不大顯山露水了。 65 年四清運動，以後又連續 10 年的“文化大革命”。文革期間他是我們“造反團”要打倒的“走資派”人物，我為他的事情只是分別到山西和四川出過兩趟差，以後成立專案組我就沒有參加了。搞他專案的人還有很多，包括“造反隊”（保他的那個組織），調查人員最遠的到過西藏，找過的人中有華國鋒、康世恩等不少的人，可最後也沒挖掘出什麼“罪行”，就不了了之了。

整個文革期間，李魁年算是沒受什麼皮肉之苦，黃華也沒有。而我們“造反團”要打倒的當權派中，原保衛部部長王小林因為態度“極端惡劣”被打得夠嗆。他們“造反隊”要打倒的侯儀賢也受了不少的罪，不過這兩人總算是捱過了文革的磨難，也算是萬幸了。

文革期間我們所還是死了 7----8 個人，都是在工宣隊進駐期間深挖“階級敵人”，一些人受不了強大的壓力“畏罪自殺”而死的。這些人不屬於當權派，此處就不表他們了。

李魁年以後就老了，也就退回了歷史舞臺。退休後，他回到了他的原籍山西。後來聽說他去世了。

2014 年 3 月 10 日於奧克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