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親，人人都有，因為她若不生你，就沒有你。只要你是一個人，就一定有母親。母親生你哺你養你，其間捱盡幾多辛酸茹苦，天知地知她也知，你知不知，端視你是否有良心。無論如何，母親都是你的第一個恩人，在有能力的時候，你應當盡力去孝順她，甚至待她永遠離開了你，你還會覺得悔疚，因為母親的大恩大德還未能完全報答。

  一直以為天下為人母者都慈祥，給出的也都是愛，我的這種定見在讀了幾篇文章之後遭到了顛覆。

  在《我有這樣一個母親》中，李南央寫了母親范元甄，范女士是當年延安与江青齊名「四大美女」之一，李南央是她和毛澤東前秘書李銳所生的女兒。而老鬼寫了《我的母親楊沫》，楊沫是小說《青春之歌》的作者，与丁玲齊名的革命女作家。

  范元甄和楊沫都是當年「進步學生」投奔延安幹革命，在中共體制內成長的有相當級別的幹部，革命者也是人，也結婚生孩子，但在她們成為母親之後，對待丈夫以及子女却變得冷酷無情，视之為不共戴天之仇敵。虎毒猶不食子，倒底是甚麽導致母親反噬親生骨肉？

  李南央從小就被母親咀咒毒罵，十六歲上受家庭所累遭到批鬥，母親非旦不安慰她，反而幸災樂禍地往女兒傷口上灑鹽。一次爭執中，范元甄竟然騎在女兒身上，揪住女兒的頭髮往堅硬的水泥地板上死撞。李南央寫道：「看著媽媽那狠毒的近乎猙獰的面孔，只覺得自己向一個大冰窟窿裡沉下去，從裡到外地凍僵了。從此以後，我的心門是永遠死死地向母親鎖住了。」直到李南央結婚之後，已經進入暮年的范元甄仍然劈頭蓋臉地毒打從美國回來看望自己的女兒和外孫女。

  除了精神虐待與肉體折磨，范元甄還寫揭發材料密告丈夫李銳与女兒李南央，欲在政治上表忠心以示與階級敵人、反動思想划清界限。她寫的揭發材料連鄧小平看了都說﹕「太黑了，燒掉！」

  老鬼亦然，在回憶自己遭遇時寫到：「我到內蒙古沒多久就給打成了現行反革命，過著被監督改造的生活。父母與我斷絕了一切來往。無奈中，我只好給母親寫信求救，常常是我寫四五封信，她才能來一封回信，還總是要我向黨和人民低頭認罪。我連想也不敢想她能來草原看看我，幫我解決問題。我明白即使我死了，她也不會來。」

  老鬼認為自己是一個從來沒有得到過母愛的孩子，「我四歲從農村來到北京與父母生活在一起，記憶中就沒有被母親抱過，親過。也從沒有嘗過坐在母親膝蓋上的滋味，哥哥也如此。別人都有向父母撒嬌的經歷，我和哥哥卻一輩子不知道撒嬌是何滋味。」

  老鬼寫道：「多年的、脫胎換骨的思想改造扭曲了她的本性。母親由一個追求婚姻自由、追求真理的進步青年，變成了一個馬列主義老太太。尤其在政治上，她絕對聽上級的話，絕對不會給領導提意見。對任何領導，包括自己親屬的領導、孩子的領導，她都畢恭畢敬、奉若神明，這幾乎成了她的處世習慣。這是多年來教育的結果。」

  在非人性的主義異化下，多年的殘酷政治鬥争使两位優秀的女性變得機械與冷血，將抽象的主義和教條看得比婚姻、愛情和家庭更重要。為了表達對領袖和制度的忠心，切斷了最基本的血緣親情的倫理紐帶，以仇恨取代人性，對身邊的伴侶、親生的兒女做出滅絕人倫的獸行。

  假如說范元甄與楊沫都是延安老幹部，有此僵硬頑固與偏執冷漠不足為怪，那麼中美混血女作家韓秀和她母親發生的悲劇就難以理解了。

  韓秀在自傳體小說《多餘的人》里寫到了自己的母親，當年被留在中國的韓秀，因為中美混血兒的外貌和身份，遭受了想像不到的歧視、欺淩和侮辱。但是令她最難以承受的，是身為舞臺劇演員的母親將她視為眼中釘、肉中刺，不顧一切地虐待她、陷害她。

韓秀還是小女孩時就被仇視她的母親用煙頭燙傷、發高燒時不准他人去請醫生。母親還用一把大剪刀，惡毒地將女兒只穿過一次的鬱金香花裙剪成碎片。最令人難以置信的是，在文革中，這位母親竟然多次寫揭發材料，向有關部門揭發和誣陷女兒，稱女兒是「美帝國主義的孝子賢孫」，意欲致女兒於死地。

韓秀到美國後不計前嫌，懷著寬恕之心把母親接去享受美國的自由。不久聯邦調查局的幹員便卻找上門來，因為他們注意到這位母親經常在韓秀上班時跑某國大使館，联邦幹探還在韓秀的電話機裡面發現了她母親安裝的一個竊聽器。

後來被披露的事實証明，四十年代這個負有「特殊使命」的女演員，在重慶以女色把一位美國左派外交官拉下水。本應受到上級的獎賞，卻因為和另一個美國軍人生下韓秀這個多餘的孩子，因此無法在一九四九年之後論功行賞飛黃騰達。

所以這位母親就把全部仇恨集中在親生女兒身上施以報復。

讀罷三個兒女寫母親的故事，我佩服他/她們打破「子不言母醜」俗規的勇氣，也加深了自己對那個大時代的反思，說這幾個人寫得好，不是因為文筆好，故事夠淒慘夠動人，三位對生母之惡秉筆直書，其實是對個人家事两代恩怨的超越。通過對自己身邊人与事的追憶，把「個人記憶」拓展至「公共記憶」，在「集體遺忘」日益嚴重的今天，每個有良知的中國人把個人史、家史与身邊的歷史記下來，寫出來，已經不是一種發洩与控訴，而是一種深刻、理性而又嚴肅的思考。

正如歷史學者單少傑所言：「我們民族在那段苦難歲月裡，已失去許多東西，但不要再失去歷史，不要再失去國史，不要再失去家史。我們人文學界現今所面臨的一個首要任務，就是如何解讀那段歷史，如何把我們所經歷的深重災難變成我們所擁有的深厚資源，深厚的人文資源。我們既然經歷了苦難，就應對得起苦難。」

在有人刻意想我們忘記某些東西的時候，我們千萬不要忘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