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幾年被拉去擔任一場粵劇義演的司儀，在臺上我出口就是一句﹕「紅線女抱過我！」台下戲迷眾皆愕然，幸好我及時補上一句﹕「那年我才八歲！」

  五十年代家住西關承蔭園時，樓下是西醫王博文，常有文人名伶上門求診，紅線女也在其中。我與王醫生的兒子四郎是玩伴，有時在他家見到紅線女，她都要抱抱我，這事也是母親告訴我的。當年母親也是「蝦叔」羅家宝的戲迷，我跟她去平安戲院聽羅家宝的《柳毅傳書》可謂已經聽出耳油，如果不是為了大戲收場後「歐成記」的那碗鮮蝦雲吞麵，我是斷不會在台下熬两個鐘頭受苦的。

  紅線女與我母親同年，但多活了三年。她去世的消息傳來，使我想起自己的母親，雖然先母乃普通民婦，與名伶紅線女不可相提并論。但两個女人在回歸大陸這一點上，卻是前後腳一般接近。五十年代初，在先母堅持下，我們全家從澳門迁回大陸，而紅線女也是應周恩來邀請，一家大小從香港回來。

  我們家回來不久就蒙難，紅線女則較我母親晚了十年才吃到苦頭。

  香港文人仰止為紅線女逝世寫了一篇《愛國知識份子的無奈抉擇》，僅是這個題目使足以概括像紅線女這一類海外華人的共同遭遇，當年來歸的動機是「愛國」，但在短暫的甜蜜幸福之後，接踵而來的摧殘打擊，又使這些人的天真幼稚与理想主義的「抉擇」顯得百般「無奈」。

  紅線女与馬師曾在香港的紅星粵劇團名噪一時，據說夫妻登台唱一場戲的票房收入，可以買一間大屋。放棄名成利就合家迁返大陸，紅線女這一舉措當時是震動省港澳的。

  回到大陸後的紅線女從五六年到六六年，風光了十年。

  獲毛澤東接見後，她寫信給毛請求多加教誨。毛澤東在一九五八年特別題寫魯迅名句：「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贈予紅線女以茲鼓勵。題字後面還有很長的說明，全文如下：「一九五七年，香港一些人罵紅線女，我看了高興，其中有黃河。他罵的是他自己，他說他要滅亡了。果然，已經在地球上被掃掉，不見了所謂黃河。而紅線女則活着，再活着，更活着，變成了勞動人民的紅線女。一九五八年，在武昌，紅線女同志對我說：寫幾個字給我，我希望。我說：好吧。因寫其右。」

  在研究粵劇表演藝術，繼續舞臺生涯的同時，她也同其他著名文藝界人士一樣，進入「御用」的官方圈子，被委以人大代表，一隻脚踏入了政治。

  一九六六年文革，北京一零一中紅衛兵南下廣州，把紅線女抓去廣州造紙廠挂上「黑線女」大牌子進行批鬥，還剃了她一個「陰陽頭」。香港左翼影星夏梦、石揮随港澳愛國人士代表進京參加國慶，在廣州提出要見紅線女，當時她半邊腦袋的頭髮還未長出來，只好戴帽相見，監視之下，彼此也不好說甚麼。

  紅線女被罰掃街，養雞，發配去英德茶場勞動改造。

  她同中國所有的大知識份子、知名文藝人士一樣，承受了文革的巨大衝擊，受到人身攻擊和侮辱、強迫勞動與自我檢討、群眾批判。

  但在短短三年之後，她突然脫離桎梏，受到江青「四人幫」器重，主政廣東省粵劇團，排練并公演粵劇革命樣板戲《沙家浜》，紅線女擔任女主角阿慶嫂。

  紅線女是如何擺脫困境的，至今傳說紛紜，真相不明。當時我聽到文藝界人士的「小道消息」指她向軍管代表出示了毛的手諭後立即被專車接走，未幾便复出主持粵劇革命現代化的重大工作，權傾一方，飛揚跋扈，言論與手段都極左得很。

  四人幫倒臺，紅線女再度被隔離審查，交代与江青等密切關系迫害他人罪行。但她又很快就逢凶化吉，也是短短三年又復出。但她因為在文革後期追随江青的所作所為，也令自己無法見容於其他同輩伶人，如羅品超、文覺非、郎筠玉等著名粵劇名伶均不齒其過往所為，文覺非和廣州藝壇名人張悅楷還創作了一場相聲，名為「江毒深」，把紅線女諷刺揶揄一番，這個相聲當時在廣東家家喻户曉，誰都明白說的是誰。

受到孤立的紅線女得不到同行的配合協作，最終離開了廣東粵劇院自立門戶。

  跟紅線女同期并曾同台演出的粵劇伶人羅品超在文革後復出，曾公開談及對紅線女的不滿。由劉伶玉撰寫的《羅品超奇傳》，便有一章題為：「對阿女愛恨交織」，交待有關來龍去脈細節。

  當時文藝體育界追隨江青四人幫的，體育界當推庒則棟，文藝界北有劉庆棠，南有紅線女。

  而紅線女則比庒則棟、劉庆棠更幸運一些，她的這段不光彩劣跡，似乎在善忘的中國人的記憶里被抹掉了，至少在中國的媒體上沒有一字提及，一些有關文章亦被删除。紅線女生前接受香港電臺電視部導演嚴浩訪談節目，也將七二年到七九年這一段經歷刻意迴避，訪談中竟訛稱她文革十三年沒有演出。

對於擁有社會地位國際聲望的名人而言，無疑也享有更大話語權及言論空間，對歷史不作反思、不敢正視，選擇性失憶，文過飾非，也是一種對個人良知以及對廣大公眾的欺騙。

  紅線女在粵劇藝術的造詣與地位是公認的，她所創造的「紅腔」，至今雖仿效者不計其數，但仍無一人能再現這位紅伶的天籟之音。但是正如許多粵劇戲迷票友所言﹕紅線女的粵劇藝術應分两個時期，早期舞臺上的她，是一位真正偉大的演員，然而後期的她，一旦將藝術与政治混淆，就不复再擁有唱盡人生悲歡傾倒眾生的魅力了。

  紅線女辭世，人們傷心，戲迷傷心，我也傷心。她這一代人所經歷的非一般人所能想象，因為當年作出的一個無奈抉擇，把自己剛滿三十歲之後的大好年華，托付給了一場幻夢。在幾十年的艱難歲月里，又有誰能確保自己既不迷失，也不随波逐流？！

我想，自已應該像體諒自己母親一樣，體諒紅線女這一代人內心難言的悲苦而不加以苛責，因為那畢竟是一個民族的悲苦。但是作為個體除了逆來順受，還應堅持不為虎作倀，盡量避免成為幫凶，施虐加害他人。要做到這一點其實不難，只須少一點虛榮与名利，留幾分節操與骨氣。

溢美之辭，中聽悅耳然而泛泛，終會像獻上靈前的鮮花一樣凋零，只有最接近真實，善惡都包括，不作增删的記憶，方如勒石為記的碑文，鏤刻在一代又一代後人的心上。

安息吧，紅線女。

（本文部份內容参酌水橫舟「紅綫女避談文革樣板戲」一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