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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共知識份子把公共性給強調出來了，它作為與幕僚式的文官知識份子、專業性的技術知識份子等的區別名詞，一度成為社會良心的代表。公共知識份子將立場定位在社會公共利益上。

    衡量一個知識份子是否可以成為公共知識份子，大約有兩條標準，一是是否獨立於權力之外，二是是否面向公眾。只有既獨立於權力又面向公眾的知識份子，才可以稱之為公共知識份子。

    為學為識之獨立，極為關鍵。御用文人不可能是公共知識份子。他們為權力所供養，因此也為權力說話。“智庫（think tank）”這個詞大約在美國語境中是極為易見的，近來也為別的國家（包括中國）所借用。它是現代御用文人的新名詞。與古代御用文人的差別是，出於對底層的顧慮，在解決各種社會、政治問題時，智庫難免會有對公共善的照顧。但他們終歸是妥協的，是對權力的妥協。

    當然能做到靜心追求“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已經難能可貴了。這樣的人自然少之又少。中國式文人的內在修為都可以歸結到這極為內向的十個字上來。真有人做到了，更能也僅僅只是有骨氣、有勇氣的知識份子而已。與公共知識份子比，他們少了“公共”性。

    公共知識份子的興起與報章媒體的興起密不可分，故也就很短的歷史。報紙為早期的知識份子的公共化過程提供了基本平臺。那些對公共事物感興趣的知識份子便可以在報紙上揮斥方遒、激揚文字。但隨著新聞媒體的政黨化，言論逐漸被收編，知識份子也被收編了。那些供公共知識份子發揮的空間變得越來越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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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國，知識份子的外流與資本的外流幾乎是同時產生的。剩在中國的公共知識份子已經太少。許多自詡為體制外的公共知識份子，本質上並不公共，而只是頂著公共的名義的“公公知識份子”（網路批判語，真正源頭無從考證）。公公知識份子是對不合格的公共知識份子的反諷和揭露。

    前蘇聯和東歐的歷史中不乏許多有見識的知識份子。比如後來名揚世界的米哈依爾·巴赫金，為了出版作品，不得不匿名或者修改觀點，甚至以朋友之名發表（觀點究竟歸屬誰，後來也成了公案）。而布達佩斯的盧卡奇則因為蘇式宣傳機構的干預，後期將自己的研究目光轉向了更為遠離政治的美學領域。類似的語境是難以產生真正的公共知識份子的。

    中國當代所謂的左右派知識份子的論爭，並不是真正的公共知識份子的論爭。人皆為名利而來往也。遑論他們彼此之間能形成什麼良好的制衡機制，對權力的制約就更有限。很多所謂的呐喊，無非是遠離於社會底層的喃喃自語。

    網路給人提供了可以相對自由發聲的新平臺，但它卻並不能與公共領域相等同。因為理性、自由的話語仍未得到建立，眾聲喧嘩則是最為常見的形態。各式各樣無關痛癢的表述、此起彼伏不間斷的庸常觀點，膚淺而又鋪天蓋地。

    很多積極在網路上發聲的自稱為公共知識份子的人，大約認准了關注公共事物這基本的一條、而不分是否專業是否在行就站出來說話。他們實踐了“公共”，卻並未實踐“知識份子”。故從頭到尾，頂多可稱為名人，而根本就不是什麼公共知識份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