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C是某個高校的老師。除了教學和科研，他成天與公司打交道，幫他們做公共關係，最重要的是修復危機中的企業形象。忙不過來時，他拉著自己的一幫學生來做這些事。很多東西憑良心判斷都不能去做，他卻做了。他轉向了佛教。像C這樣的例子是數不勝數的。

    轉向佛教大約是在尋求某種心靈上的安撫。人可能拒絕在現實世界中的所見所聞，但終究無法拒絕自己的內心世界。轉向宗教本身也暗示了人對自我焦慮和痛苦的感知。沒有什麼焦慮和痛苦的人大約是不需要宗教的。

    知識份子與自我的矛盾關係，是身心二元論範疇的問題。不論是身體反抗思維，還是思維挑戰身體，都可能成就一個主體。墮落只產生于思維對身體的妥協、順服上。常見的自我安慰的方式便是，我得先伺候好身體，才能更好地進行思考不是麼。這種假設首先未必成立。其次，在很多時候，它只是個藉口。最多見的結局便是，身體被逐漸供上了神壇，心靈則墮向了深淵。

    不排除這樣一種情況，即像很多宗教中所認為的那樣，焦慮以及任何與理念相悖與美好價值相違的行為，都可以成為一種修行。沒有低的、不完美的狀態，又怎樣才能實現高的、完美的狀態呢？

    在那些對宗教有熱情的知識份子那裡，這種思維與道德相對論沒有什麼本質的不同。它不過是更巧妙的、二維性的對人生表像的哲學偽裝。反抗自我，真正地成為了對自我的語言上的修辭。舍此無他。

5

    知識份子與底層的關係是微妙而變化的。

    在最早期的顯性階層關係時代，底層是被赤裸裸地放置在社會權力結構的下面。勞力者與勞心者之差別在中國文化傳統裡的地位殊異可見一斑。印度森嚴的等級制，中世紀歐洲的僕人與佃農，都是例子。

    啟蒙時代以後，一些新的稱謂被創制出來。如群氓、底層社會、草根、民眾、市民等等。毫無疑問的是，至少在名義上，知識份子對底層的態度是越來越友善。對待底層的差異，也成了知識份子自我評價和評價別人的重要維度。

    這種轉變，亦即很多人可能已經注意到的精英的大眾化。它與民主意識的崛起是息息相關的。它意味著準繩的降低。這種降低源自于知識份子對“高”的認識上的覺醒。他們討厭那個“高”，對底層的親近，於是成了對“高”的心理上的替代。

    由此而論，選擇底層，並不意味著走向徹底的民粹主義。恰恰相反，知識份子真正關注的大約仍在“高”那邊，他們是出於對“高”的批判，而選擇的對“低”的策略性擁抱。它仍是某種隱秘的權力結構思維的彰顯。

6

    有一個現象是，對於底層的批判研究太少了。勒龐的《烏合之眾》、加塞特的《大眾的反叛》算是較有代表性，但仍是邊緣化的。因為它與民主的普世理念相違。對底層的批判似乎是當代最不道德的行為——它掩蓋了本該對“高”的揭露和批判，轉移了人們的視線。

    然而如果沒有對底層的徹底認識，談什麼來維護一個合理的價值體系呢？我們不能輕易地如村上春樹那樣說，在雞蛋與石頭的對抗中，要毫不猶豫地選擇站在雞蛋一邊。除了雞蛋與石頭之外，還有沒有其他的選擇？為什麼只能非雞蛋則石頭，非石頭則雞蛋呢？

    底層已經被上抬到了圖騰的地位，這種圖騰卻缺乏足夠的、系統的分析和討論。

    在許多新興的民族國家中，“民主”概念的引進是為了反對封建、帝制或殖民的，近代世界史上那麼多的民主實踐，越來越清晰地呈現出“精英”修辭伎倆的特徵。它只是一件激發反抗狂熱的符號工具，似乎沒有任何具體的措施可以真正地落實它。

    哪怕是在所謂成熟的西方發達國家中，知識份子大約也逐漸意識到純粹的民主是成不了體系的。在經濟領域中，從凱恩斯主義到新自由主義，都只成就了少數人。在政治領域中，民主的幻覺如果說有任何實踐意義，那也只是如裘蒂·迪恩所稱的“對底層能量的消耗”。民主的承諾給參與者提供了參與政治、改變政治的幻象，但卻在事實上於政治的改變無補。

    新興的民主制度下，“民主”這個概念所帶來的狂熱是持續不了多久的。知識份子試圖給政治問題、社會問題提供任何方子的做法，僅僅只能滿足某種對實用知識的虛榮。這樣的知識份子，本質上大約也並不是什麼知識份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