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 鐵三角”誕生

    楊瀾沒有認為我有點不太嚴肅，立即召集會議並批准了我的“請戰”。作為製作總監，我手裡管著好多節目，但《鄭和》是我的重中之重。

    我第一步就請了上海的朱大可先生做此片的撰稿人。我是在澳大利亞採訪時與朱大可認識的。他不高的身材，胖胖墩墩，肚子有點鼓，鼻子有點翹，可兩隻眼睛格外亮，只要一使勁就能看到你心裡。他上海華東師範畢業，在澳洲住了八年，回國沒多久就成了有名的“文化批評家”，這是他給自己的身份定位。那時他寫的書我必讀，他的演講我必聽。後來我知道他肚子大裡面盡是學問，他腦袋大裡面有的是思想。他的文筆風格獨特，思路清晰明快。

    讓這樣的人為一部紀錄片撰稿有點“大材小用”，可剛回國的朱大可經濟也不寬裕，我要他的才華，他要我的稿費。

    國內著名的《人物》雜誌 ​​曾採訪朱大可，問他最嚮往的是什麼，他回答說“自由”。朱大可喜歡《陽光》的創作氛圍，如果不按照他的思想意識去寫，給他再多的稿費他也不會幹的。

      果然，對《鄭和》的人物定位，我們一拍即合。

    楊瀾得知請朱大可做撰稿真是樂不可支。朱大可在國內的名氣已足以讓她放心了。這樣的撰稿人稿費肯定要超過一般人，楊瀾老闆問都不問。

    接著我又開始物色編導。我採用了投標的方式。其實我心底已經有了目標，他是從江西農村來的吳石友，北師大影視專業畢業。平時沒人叫他真名，都叫他“石頭”。石頭的平頭讓他腦袋變得很圓，黑邊的圓眼鏡永遠架在他的圓鼻頭上，加上他平時處事也較圓滑所以總給我一個圓圓的感覺。他愛畫畫，他的畫我永遠看不懂；他對收藏古玩幾乎呈瘋狂狀。他為人滲透著農民的樸實，可在保護自己時不經意間也會流露出一點農民的狡黠和小精明。石頭非常喜愛做電視紀錄片，他把做紀錄片的人看成是有文化的人，可他自己常因為文稿中的不通順受到我們的調侃。石頭的最大特點是對畫面感覺好，有著超出一般編導的想像力。在眾編導水準和經驗都差不多的情況下，想像力就顯得非常重要，它是將來做三維動畫的一個重要素質。這是我當時推薦石頭的主要理由。石頭的後期剪接尤其了得，有著天生的節奏感並善於組織畫面結構，對音樂也有天生的感悟。

    儘管如此我還是希望所有投標人都到台前顯示一下自己的實力，這樣也顯得公平。那天除了楊瀾幾乎所有與製作有關的大小頭目都來了。編導們一個個侃侃而談，毫不客氣地擺出他們各自強項。沒想到石頭在投標會上竟緊張得克克巴巴，吭吭哧哧，半天也沒聽明白他都說了些什麼。他知道自己說的啥也不是，急得頭上全是汗珠。我裝作非常平靜，心裡卻又憋氣又窩火。就在我幾乎絕望時，石頭在關鍵時刻竟拿出個“殺手鐧”，他用英國電影《哥倫布》的畫面剪接成一個七、八分鐘的小片子當場放給大家看。他選擇的鏡頭大氣，恢宏，氣勢磅礴，大浪滔天。他用彩虹抒情，用日出表現豪邁，再配上動人心魄的音樂，一下把在座的電視專家們全震住了。

    “ 如果要我做《鄭和》，將來的畫面氣氛總體就是這個感覺。”

    石頭那天說出了最重要的一句話。

    我長舒了口氣。

    於是，我和朱大可，石頭，組成了《鄭和》片的“鐵三角”。

楊瀾一錘定音

    按照以往的程式，先由朱大可寫一個初稿拋磚引玉，供大大小小的頭頭們討論，然後再綜合大家的意見進入正式撰稿。

    在和朱大可討論框架時，我一點沒看出這位“文化批評家”有絲毫為難處。

    熱愛“自由”的朱大可真是太自由了，他在初稿的一開頭講述完鄭和的出身後 , 便在鄭和進入皇宮怎樣被閹割上大作文章。他細緻地寫道：

    “ 閹割由宮廷的職業刀手主持。在經過簡單的胡椒水消毒後，刀手用一把小型鐮刀割下陰莖和睪丸，將它們放入小布袋然後高高掛起，以求以後的步步高升。然後將一種氣味芳香的草藥敷在傷口上，以便消炎和減弱劇烈的疼痛。最後插入一根浸過白蠟的麥桿，以防止

尿道口被堵塞。少數人會死於術後的感染，大多數人則活了下來”。

    講鄭和下西洋幹嘛非講閹割呀？還有什麼陰莖睾丸，腳本一開頭就遭到不少人的抵制。多數人認為鄭和的偉大在於他是航海家，紀錄片應表現他的智慧和英雄氣概，與閹割沒什麼關係！討論會上我解釋說，表現一個人物應從他的命運入手，鄭和少年被閹割晚年被罷官死時被葬於大海這些同他的偉大加在一起才是一個完整的人。 “鄭和是英雄”這是個概念，鄭和有成就也有痛苦這是人性。可有人還是堅持反對把鄭和定位於“悲劇英雄”，也不同意用一些篇幅去講明朝皇帝朱棣派鄭和七下西洋的真正目的，他們耽心這樣表現鄭和搞不好會降低鄭和的偉大，中國觀眾是不能接受的，央視也絕對不能播。我提醒說這部片子不在國內播而在美國，對方說一個作品為什麼不讓他在國內國外都能播。我說東西方文化是有差異的，最後爭論陷入僵局。

    坐在一邊的朱大可始終一聲不吭。事後我埋怨他眼看我“舌戰群儒”也不幫我，他笑嘻嘻說有你一個人夠了。會上石頭坐在我旁邊只是重複一句話：“我同意李導意見”。可會後他叫苦不迭：這閹割我用什麼鏡頭呀？

    其實在場的人誰也說了不算，最後要看楊瀾的態度。這就是公司做事的特點，老闆說了算。

楊瀾，她的良好的文化基礎，使她善於把社會學與電視文化結合起來；她採訪過成百上千的國內外名人和文化精英，熟悉和瞭解當今社會對人的不同體驗；她來自中國也去過世界許多國家，東西方文化的不同使她大開眼界。她愛電視更愛紀錄片，她希望她做的紀錄片應該有“陽光文化”的特點。

幾乎沒費甚麼周折，關於“悲劇英雄”的定位被通過了。朱大可藉鄭和對中國宦官制度的批判，得以實現。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