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戰結束後，“戰爭罪行辦公室”設在臨近茅索森集中營的小城林茨，西蒙·維森索租住在辦公室對面的一間公寓，從他房間的窗戶可以看到希特勒父母的住宅，這讓他無法忍受，他搬到了城市另一邊。1945年底，西蒙與妻子團聚，西蒙的妻子是其高中同學，金髮碧眼，長得一點兒也不像猶太人，1942年通過地下組織從集中營逃出，利用假身份在華沙隱匿下來，躲過了大屠殺，而西蒙夫妻二人的89名親屬全部喪生，轉年他們的女兒出世了。

    頭兩年的工作非常順利，紐倫堡審判把一些罪大惡極的二戰罪犯繩之以法。1947年冷戰開始，共產運動如火如荼，為了全力對付蘇聯這個頭號勁敵，美國撤銷了“戰爭罪行辦公室”，西蒙自己開設了猶太檔案中心，與30名志願者一起工作，西蒙把畢生的精力獻給了這一事業。

    此後經年，西蒙·維森索奔波於歐洲的各個集中營，訪問眾多猶太受害人，記錄倖存者的證詞，説明他們尋找失散的親屬，建立大屠殺罪魁禍首的檔案，追尋黨衛軍首領匿藏的蹤跡，聯繫警局、國際法庭，向各國政府施壓。西蒙的工作並不容易，也不為部分民眾理解，二戰期間，數以百萬計的德國人和奧地利人成為希特勒的狂熱支持者，直接或者間接地參與了對猶太人的殘殺和迫害，這一大批民眾是審判納粹頭目的阻力，誰也不願意在別人的罪行面前照出自己的鄙汙。

    納粹德國對猶太人的種族滅絕不是戰場上敵對雙方槍林彈雨的相互廝殺，而是對6百萬手無寸鐵無辜者的肆意殺戮，是人類歷史上人性泯滅的登峰造極，是最恐怖的生命浩劫，是最悲涼的人間惡夢。但對於德奧的廣大民眾來講，沒有多少人願意反思和內省，觸及靈魂與拷問心靈都將是一個痛苦的過程，像一面鏡子能照出自我的扭曲和醜陋，像無形的鉛塊壓在心頭，像在沒有光亮的黑夜行走，在沒有波瀾的死水中游泳，在密不透風的高牆中呼吸，那滋味沒有人願意領受。

    最好的方法就是欺人，更多的是自欺，為自己找到冠冕堂皇的藉口，一切歸罪於世界的過錯，時代的過錯，環境的過錯，自己沒有太多的責任。好像時代的腥風血雨不是大眾選擇的結局，好像歷史的罪孽不是眾罪凝成。最輕鬆的選擇是遺忘，全然忘卻自己曾助紂為虐，是雙手沾滿鮮血的幫兇，內心也有一個邪惡的魔鬼，曾露出殘忍的野性。是的，人心之徑是幽深的迷宮，沒有人願意涉足，人性之惡果如此毒辣，沒有人願意咀嚼它的殘暴和血腥。

    曾遭紐倫堡審判的納粹頭目本來被判刑十幾年、二十多年監禁，有些在50年代初就被釋放了。沒有人再對緝拿審判納粹餘孽感興趣，西蒙的猶太檔案中心無法維持，自願者紛紛離去，援助捐獻資金逐漸斷絕，西蒙·維森索1954年不得不關閉檔案中心，把所有檔都寄到以色列，只留下了阿道夫·艾克曼的檔案，西蒙轉行做教師和自由撰稿人維持家計。

    追捕阿道夫·艾克曼是西蒙生命中精彩的一幕。阿道夫·艾克曼是1942年起對猶太人施行“最終方案”的總設計師，被稱為“死刑執行者”，是屠殺猶太人的最大魁首。1942年8月，西蒙·維森索的母親被押送上開往波蘭Belzec死亡營的列車，西蒙希望母親在路途中就已經死掉，那樣就不用再走向毒氣室，14個月內160萬猶太人死於Belzec死亡營和其他兩個附屬死亡營。是的，希望自己的親人早點死亡，再不用受那非人的折磨，奧地利的大作家猶太人斯蒂芬·茨威格也是如此，1938年3月希特勒攻入奧地利，幾個月後茨威格84歲母親在維也納去世，這個消息對於已流亡倫敦的茨威格來說是何等欣慰。

    早在1945年西蒙·維森索就開始尋找阿道夫·艾克曼，曾派遣一英俊青年到艾克曼妻子和三個孩子所居住的奧地利風景如畫的湖區接近他們，1953年偶然得到艾克曼居住在阿根廷的線索，到1960年西蒙派兩名出色的攝影師潛入艾克曼父親的葬禮拍到疑似艾克曼的照片，其後艾克曼被以色列特工在阿根廷捕獲，1961年接受審判，1962年被處死。

    納粹阿道夫·艾克曼從不願親臨屠殺現場，他無法忍受被害人的慘叫，他不能目睹死亡者的慘像，這類心智型的惡魔從來都是這幅德行，他們的殘忍緣於內心的冷血，他們的狠毒來自於意志的殘暴。正如那打著宗教改革的旗號，在日內瓦建立精神和思想集中營的加爾文，他熱衷火刑、絞刑、車裂，他喜歡施行無休無止的迫害和摧殘，但他可從不去行刑現場，他那敏感的神經受不了那份刺激，他那潔淨的雙手可不能粘上血污。那挑動千萬民眾文攻武鬥者可能害怕短兵相接、刺刀見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