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生日這一天，台灣作家龍應台在北大發表演講，接觸的話題之中，不少是被視為「敏感禁忌」的內容。据說龍作家還擔心會遭遇斷水斷電，但她居然很順利地結束了演講，個人認為她能站在北大講臺上講自己想說的話，這一事實本身就說明了中國的進步！遺憾的是事後又對這次演講內容進行了封殺，迄今仍未能通讀全稿。

  龍應台是一位被稱為有「柔韌的硬度」的良心作家，她的作品如一篇評論所言﹕「充滿感恩的力量和思考的鋒芒，她在完成自己夢想的同時，持續關切著弱小者的夢想，其文字不動聲色地傳揚著普遍性的價值。」

  在北大她其實只圍繞一個最終的主題來發聲，那就是所謂『大國崛起』就是「文明崛起」。

  龍應台精辟地指出﹕「如果說，所謂的大國崛起，它的人民所引以自豪的，是軍事的耀武揚威，經濟的財大氣粗，政治勢力的唯我獨尊，那我寧可它不崛起，因為這種性質的崛起，很可能最終為它自己的人民以及人類社區帶來災難和危險。」

  她用所謂「文明刻度」來衡量「怎麼對待弱勢與少數，怎麼包容意見不同的異議分子。」這就是她的「大國崛起必須具備文化厚度」理念的延伸。我注意到龍應台雖然學貫中西，但她并沒有像一些天真的知識份子那樣，試圖去為中國描畫出一幅遠景﹕复制西方式自由民主或是堅持威權式專制，在政治光譜与主義屬性方面，為當今中國抹黑還是美化，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都只是一種庸俗、淺薄的概念置換与文字遊戲，也是一種思想貧血症。龍應台跳出這一怪圈，把中國視為一種文明的代表，來看待与評議之。

  從歷史大視野觀之，中國目前所面對的，并不是如一些「四人幫」毛江思維的人所說的那樣，是「國內外反華勢力」的威脅。後冷戰時代的世界，面臨的所謂「政治衝突」實際上應理解為「文明衝突」。亨廷頓這麼闡述不同文明之間的關係﹕「在正在顯現的世界中，屬於不同文明的國家和集團之間的關係不僅不會是緊密的，反而常常會是對抗性的。但是，某些文明之間的關係比其他文明更具有產生衝突的傾向。在微觀層面上，最強烈的斷層線是在伊斯蘭國家與其東正教、印度、非洲和西方基督教鄰國之間。在宏觀層面上，最主要的分裂是在西方和非西方之間，在以穆斯林和亞洲社會為一方，以西方為另一方之間，存在著最為嚴重的衝突。未來的危險衝突可能會在西方的傲慢、伊斯蘭國家的不寬容和中國的武斷的相互作用下發生。」

  由於近三十年來中國的強盛，越來越多的人意識到，雖然西方文明對其他文明產生過強大的影響，甚至一度佔統治地位。社會主義陣營的解體，又使人深信共產主義巳經崩潰。但是，這并不等於非西方國家的民眾就應該或者能夠完全認同西方民主、市場價值、人權与個人主義、法制等價值觀念。中國在過去三十年間正在走一條自己的路，就是一例。

  如果說在伊斯蘭文明下的國家，仍有很多人愿意憑藉宗教情怀，生活在落後的清苦与嚴謹的戒律中，或是愿意追隨原教旨主義的狂熱，不惜以身殉教，与西方為敵。那麼作為佔地球人口四分之一的中國，在擁有了強大的經濟与軍事實力之後，被視為有別於伊斯蘭文明的「儒文明」------中華文明，我們這個民族是否真正具備對本土文化的自信心与責任感呢？是否擁有足与伊斯蘭文明、西方文明并存的獨特精神支柱与價值觀呢？

  如果沒有，那末我們如何去堅持承傳中華文明，并應對中華文明与其他文明一旦發生衝突時的困擾与對抗？

  中國大陸目前存在的貧富不均、漠視弱勢、道德淪喪、貪污腐化、拜金主義、文化低俗等等，都是中華文明的病源与致命的毒瘤，如果不根治，不對症下藥。反而諱疾忌醫，或是治表不治本，甚至不承認有病，還以西方世界的弊病來証明，別人比我們還體弱多病、命不久矣。這將令中國的崛起，由於缺乏文化的厚度与深度，無法形成与西方文明和伊斯蘭文明三足鼎立的中華文明。不要忘記，在上一世紀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我們因為殘酷的內鬥与內耗，已經破壞甚至摧毀了中華文明中一些基本的核心理念，不僅國家積弱，精神上亦缺鈣，釀成破壞文化、社會和種族完整，自損國家民族利益的悲劇。爾後又只顧發展經濟，忽略了教育以及道德重建，以致形成今日之「精神的侏儒、物質的巨人」這種局面。如果我們不猛醒過來与立即著手去重建，所謂「中華民族將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很可能終成一句空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