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山认为，在现代西方政治秩序中，其政治问责制作为一种结构要素，是与民主选举相联系的。但在中国，虽然早在
两千多年前就已经建立了一个具有现代国家特点的“秦制”，解决了国家统一、权力集中和举贤选能的问题，但是并没有发展出通过民主选举来为集权统治赋予合法
性的配套制度。
在他看来：“我想对于中国而言，你们大家都看到这样一个事实——在很长时间里统治者是要靠一个道义性的共识来进行统治的。
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政府并不是通过选举来获得统治的合法性，而是通过一个道义上的合法性来进行统治。也就是说这些统治者必须要接受有关的教育，赋于
自己道义责任进行统治，这是中国意义上的问责制，所以叫做道义问责制。”
他说，“从这个角度来说道义问责制是指统治者在道义上感觉到对人
民怀有责任。如果我们看一下，世界上一些成功推进现代化的威权政权，如果有成功的话，主要集中在东亚，比如说在南韩，…还有李光耀统治下的新加坡，还有非
民主时代的日本，当然还有一个比较大的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我想这些地方为什么成功，实际上是源于中国的儒家体系，这里面拥有道义的问责制，我们知道世界
上有很多的威权政权，显然又不同于程序性的问责制。”
所谓程序性的问责制，在福山看来，主要是一种强制性的对下负责，对人民负责，而不是只向上负责，完全缺乏对下的负责或只凭道义上的感觉负责。
他
说：“如果你看一下中国历史上王朝循环的话，高度中央化的官僚体系往往无法获得足够的信息，不能够了解整个社会当中发生的事情，最后无法进行有效的管理，
我想在这个官僚体系当中最后就是带来很多的腐败，难以进行良好的治理。在一定程度上，这样的问题在中国的体制当中还是存在的。今天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的机
会可以来收集信息，我们有因特网，我们还有其他现代的技术，但是对于政府来说他们是否有足够的精力回应人民的要求，回应人民的感觉，以及尊重人们怎样来治
理的意见，这实际上还是一个问题，所以我认为向下的负责制还要最终靠选举实现。因为领导人觉得自己的位置受到威胁，弄不好人们会不选他们，要不然他们就不
会做恰当的事情，长远来看是这样。”
再者，“就是传统中国当中‘坏皇帝’的问题。毫无疑问，如果你有能干和训练有素的官僚，也就是说技术
专家，接受过良好教育，又有为公众利益献身的精神，那么毫无疑问这样的政府至少短期内可以比民主政府更好，因为民主政府往往依靠民族主义或者政党联盟等
等。我想中国的这个体系有一个不能解决的问题，那就是坏皇帝。中国过去碰到了这样的问题，如果有好皇帝还好，但问题是你并没有任何的制度保障坏皇帝不出
现，或者出现坏皇帝但因为你没有问责制所以很难把他去掉。所以这是一个问题，你怎么来保证获得一个好皇帝，而且保证这样一个好皇帝总是一代一代的相承，这
个也是我们一直没有把握的。”他在演讲中说。
我这几天还在南太平洋岛国间旅行，把零散的空闲时间利用起来，消化了一下福山教授在上海的这
一篇主题演讲以及他和张维为教授的二人对话。随笔的题目起名为“福山的头脑依然锐利”，主要是肯定其开拓性的探索，没有固步自封，以学术教父自居。据他自
己介绍，他最新的著作全书六章几乎有三章都是有关中国的，为了写这本书他学了很多有关中国的历史。他说，“我充分地认识到，中国的传统有它强大的影响力。
我意识到历史的影响力，这对于美国和中国都是重要的。”
世界正在进入一个任何人都不可能忽视中国和中华文明的强大影响力的新时代，但如何认识和评估这种影响力，它与西方文明之间的互动关系将会如何，仍是思想界的巨大课题。为此，我对努力走出“西方政治学八股”的福山先生充满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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