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昭王五十六年薨（读hong），太子安国君立为王，华阳夫人为王后，子楚为太子，赵亦奉子楚夫人及子政归秦。”可见这位赵姬，应该是豪门的千金，绝非如前面的文字所说的，是“诸姬绝好善舞者”，是吕不韦可以随随便便与之同居并致孕的。关于唐睢《战国策》的记载不少，其三次外交杰作，一是说服秦昭王和魏，二是规劝信陵君戒骄，三是为安陵君护国。以他的年龄，后两次作为是不可能的。但司马迁也并非一样取舍，而是把唐睢的谏词，以“客有说公子曰”的名义，全文记录在《史记》，这段谏词确实太精彩，而且蕴涵着深刻的哲理，所以太史公是照单全收，却为其改换了门庭。至于最后的也即《唐睢不辱使命》，可能是司马迁认定，此举即使真是由他人实施过，也只是秦灭安陵的一个小插曲，并不影响大局的进程，场面和对话的描述虽佳，但不似专诸、荆柯有其实质性后果，故割爱而删之。从这些实例可以认为，司马迁在其写作中，不仅把《史记》当作一部历史教科书，要对史料进行严格的考证，还把它当作社会哲理的宣传窗，也即真正地实践《春秋》的道义传统。为了这一宗旨，他对作品文学性的追求，确实已经超出了史学的规范。我们看到的《左传》，就因作者爱憎表现所需，比起《春秋》史料要庞杂详尽得多，但左丘明仍严守了录载的底线，即凡有传闻经考证不实的，即使故事再动人，也要坚决予以摈弃。所以他还是一位严谨的史学大师。但到了《战国策》的作者，就为可读性兼收并蓄了，正是按照它的记载，唐睢就不仅九十岁去说秦昭王，到一百三十岁还能和他的曾孙嬴政去拼命。可是关于战国时期史料，因为秦始皇焚书，可供司马迁的参考已经少得可怜，《战国策》很可能是最重要的了。司马迁对于唐睢事迹作了一些删节，以免贻笑大方，但是对有很强情节性的轶闻传说，内心就很难割爱了。所以说《史记》是史书，但据我看来，它更像一部文学巨著，而这位太史公就像大文豪了。

再者，既然属于文豪，就有着深厚的情感和强烈的爱憎，在这部《史记》中，史学的科学性，和文学的感染力——作者情感宣泄所引发的几千年来读者的共鸣，是那样的水乳交融不可分割。但是二者既然有差别，就有矛盾，我们正是从这些矛盾，以及作者的处理，解读出司马迁那崇尚义勇嫉恶如仇的心灵。这些不仅体现在评语中，例如我们刚刚讲到的为李广溢美的盖棺定论，以及对伯夷、伍子胥、信陵君等的赞誉；还有其他，而且这在当时的条件下，评语又不能太露骨，那么这些其他的手法就成为是主要的了——史料的取舍、对被立传者等级的设定，同类人物的划分等。

第一，对史料取舍的态度，最确凿明显的，即是在第八十六卷《刺客列传》中，只字不提要离。《战国策》的《唐睢不辱使命》，面对着嬴政的使者唐睢，以“士之怒”为题列举了三人：专诸、要离和聂政：“要离之刺庆忌也，仓鹰击于殿上。”但是要离和另二人不同，专诸和聂政是力士，且都是孝子家境贫寒为母受君王或他人的大恩，为母送终和姐姐出嫁后，舍身命全大义。要离则体弱且无武艺，只是要强曾凭智慧折服了市井无赖。刺庆忌是自己请命，并设计让阖闾断其肢体杀他妻子，以博取庆忌的信任。事情的进程过于残酷，其中的主角除了庆忌还很仗义，阖闾和要离全无人性。司马迁将之“开除”确实事出有因，可能《唐睢不辱使命》也是受要离连累，因为唐睢的演说，在历史上广为流传，司马迁想改一字也难，只好也不提了。

第二就是人物等级的认定。司马迁在《史记》中的人物，凡“本纪”传记的事主都是帝王，以示天下统纲本源之所在；诸侯国家的君王传记称“世家”，因为他们是子孙世袭家承大业；而其他人等，从将相重臣直至商贾游侠，他们的传记都叫作“列传”。司马迁不顾西楚霸王乃是炎汉的仇敌，且其居位未稳五年败亡，也从未能统一过全国，就公然为项羽开“本纪”栏目，在帝王之中鹤立鸡群，也算敢说敢做勇气可嘉。至于陈涉，都知道一介平民起于草莽，和九百戍卒雨阻大泽乡，揭竿而起义军天下响应，派遣周文击秦，兵阻临潼为章邯所败，陈涉最后也死于庄贾之叛。所历只有短短的六个月，太史公就将之位列诸侯。至于李广不过战将而已，其弟李蔡都因功封侯，可司马迁偏偏只为李广列传。须知这和为平民列传不同，专诸聂政出身微贱，但所为惊天动地，行商大贾游侠儒生，平生业绩也各有千秋，但朝廷将领有资格单独列传的，从司马穰苴（读rangju）始，不过伍子胥、乐毅、田单、蒙恬、黥布、韩信和卫青而已，就是孙武白起廉颇也无此待遇，可见太史公对李广是额外加恩，当然主要还是对李陵情有独钟！

第三，是某方面相似人物的归类。《史记》的列传，除了单独的以外，有些是二人或数人合列，通读之后会觉察到，这些如代数所合并的同类项，是作者认定的他们在最突出的特征上相似。如在秦国职务相同的范睢蔡泽，以及白起王翦；虽然相距甚远但都是齐国丞相的管仲晏婴；虽非同时同国，但都是军事家的孙武吴起，以及同为思想家的孟子荀况。这其中有姓名同列的，如平原君虞卿，可也有只标一个人，如孟尝君的传记，其后半部份用很大篇幅，写的都是冯谖，我想可能虞卿的职务也是赵国丞相，并列并不会辱没平原君，而冯谖门客而已，就不好和孟尝君并列了，虽然实际上就是这二人的列传。不过在《史记》中，还有些并列的传记，两个人既非同时、同一国家，也不是等级或类型相似，却并为一传，我觉得这是作者爱憎的表述！例如贾谊，是汉代的文人，其《过秦论》可算脍炙人口，司马迁把他和楚国屈原并传；也是汉代的士人邹阳，其传和战国鲁仲连并一，作者和汉朝的两位相距不远，在著作结构的这种安排，可以认定，司马迁的赞誉之情尽在不言。对于秦朝的亡国之源赵高，司马迁并没有把他写进《佞幸列传》，而是意味深长地和李斯并列！虽然赵高作为侍从，姓名上不得台面，但在《李斯列传》中，除了他的《谏逐客书》和焚书坑儒，其他都是和赵高共谋、暗斗、被害等，直至赵高指鹿为马，后者的篇幅反而多些，已是喧宾夺主——其实就是二者合传。在传纪中，太史公对李斯统一文字、驰道、度量衡闭口不谈，再从评语中解读，司马迁对他的憎恶，尤其是对人品的鄙夷，与对赵高可以说是完全等同的，秦的灭亡他难逃其咎！

司马迁，生于公元前145年，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南芝川镇，一说是山西河津）人。其父司马谈曾任汉朝太史令，公元前110年，汉武帝举行大规模的巡行赴泰山封禅，步骑十八万，旌旗千余里，浩浩荡荡。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是史官本应从行，但因病死在洛阳，其写古今通史的愿望也没能实现，临终要司马迁完成其夙愿。司马迁接受了父亲的遗志，赶到泰山参加封禅，随后沿着东海，绕道长城塞外回到长安，开始准备史料。

公元前108年，司马迁继任父亲太史令之职，他阅览了汉朝官藏的图书、档案以及各种史料。他一边整理史料，一边参加改历。在公元前104年开始撰写《史记》。《史记》参考了众多典籍，如《左传》、《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和诸子百家等，同时参考了档案、民间的古文书籍。司马迁还亲自采访，进行实地调查，其实他早在20岁时，便离开首都长安遍踏名山大川，实地考察历史遗迹，了解到许多历史人物的遗闻轶事以及许多地方的民情风俗和经济生活。在写作中，他对材料精心选择使用，治学态度异常严谨。但是在公元前99年，他因为替李陵辩护入狱，被处以宫刑。公元前96年出狱，并任职中书令。直到公元前91年《史记》全书得以完成。翌年司马迁病逝。由于《史记》的文学性和思想性，和《报任安书》等赋文的学术价值，以及它们在历史上的深远影响，司马迁成为了历代所公认的、伟大的史学家、思想家和文学家。（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