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沙龍文友之間就彼此創作的詩文唱和，此起彼伏，這是思想的踫撞，也是情感的交融。傅金枝老師一篇「大師死了」，勾起在下思緒萬千。雖不敢妄評「大師」，但季羨林夠不上「大師」的格，許多學子才俊已有議論，珠玉在前，就無須我等再拾牙慧了。季老生前一直拒受「大師」這頂高帽，反自稱「土包子」，除了自謙，更是自知之明。

    如今中國大陸「大師」遍天下，有國學大師、鋼琴大師、文學大師、教育大師、書法大師、攝影大師、國畫大師，還有魔術大師、烹調大師、選股大師、 設計大師、化妝大師、工藝美術大師、刺青大師等等，甚至香港馬會的一隻賽馬，其名也叫「精英大師」，奮蹄沖刺時，萬千馬迷齊呼「大師！大師！」，那才叫眾望所歸的「大師」。

    据說區別這些「大師」是否真料的唯一標準是所謂政府權威，目前由國家認可的「大師」，只有「中國工藝美術大師」這一項，由國家發改委組織評定、國務院授予大師稱號。按照一位地方官員的話來解讀﹕「證書上有國徽的，這就表明了一種權威。」 

    盡管如此，權威歸權威，想象力豐富的人們仍然千方百計制造出許多「大師」來。在利益推動下，市場對「大師」這一稱謂的追捧，己經有悖常理。一個做紫砂茶壺的工藝師，如果被評上省級大師，一把壺可賣兩萬人民幣，但若能獲得個「國家大師」的稱號，同樣一把壺，馬上就值四萬甚至六萬了。如此厚利，你豈能不「大師」？！

    一方水土養一方人！傅兄文中提到的「南橘北枳」說，恰恰切中「大師」問題的要害。

    大師者，「橘」也。當具大成就而受人景仰，其可景仰之處在於學養、在於操守。而真正的學養絕非朝夕之功，真正的操守亦須窮畢生之剛直不阿去成就。除了必備自身卓越過人稟賦，更有賴於其生長的氣候土壤，亦即滋潤養成堅實學術根基，塑就自由思想獨立人格的學術生態。若果此「橘」植於學術不端的劣質土壤中，長於作假抄襲爭名逐利的污染空氣里，此「橘」必成「枳」也。

    有顯世之學的俊彥，從來不畏權勢，不攀附權責，倒不是以清高自許，而是惟獨守住書齋，潛心治學，方能創出傳世之作。他們不會爭著和某某領導人照相存念，也不會握過所謂偉人的手而受寵若驚不捨得洗手，莫說是名銜、利益不能使之心動，即使面對飢饉貧困、面對強權的死亡威脅，亦絕不會低下自己高貴的頭！本來這亦非甚麼了不起的高風亮節，不必是「大師」的普通知識份子也應具備這種起碼的基本素質。

    雖說對知識份子的迫害壓制皆源於文字獄，而且在構建文字獄之前，必先確立思想罪，這是東西方在不同時期里共有的特點。但一九五七年的反右与文化大革命，政治運動之規模与烈度，堪稱人類歷史上之最。反复的鬥爭批判、檢查交代，以及降級下鄉下廠，甚至判刑勞改，兩度打斷了知識份子的脊樑骨，然而當年由於生活資料（薪水、戶口、糧油票証、住房、級別、兒女升學等等）的被完全控制，更粉碎了中國知識份子拒絕服從的最後一絲勇氣。

    為了苟活，人們講了多少違心的假話、空話和大話，做了多少傷害別人的事。那個跪求災民的散文「大師」，就是個文革的打手，可他卻拒絕反思与懺悔，若無其事活躍在銀屏講壇之上，奢談文化苦旅与道德良心。更離奇的還是他卻仍然受到媒體、文藝界、出版界与社會的擁戴歡迎，這說明「化橘為枳」的土壤氣候依然故在！原因是當前的中國仍處於一個喧囂浮華的時代，從「政治第一」躍進到「金錢笫一」，教育急功近利、學術研究膚淺浮躁，社會上紙醉金迷，道德失落 ，一條不必堅守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只須湊趣獻媚、隨波逐流，与官、商、文、媒聯手運作，追求口才、出鏡率、票房價值的利益鏈已經形成。毋怪廣東省工藝美術協會負責人莫國偉百般感嘆，當今「大師 」跟「小姐」的稱呼差不多了。

    二千五百多年前，齊大夫崔抒殺死齊君，太史立即如實記之﹕「崔抒殺其君。」崔抒怒殺太史。繼任史官是被殺太史之弟，上任後第一件事是在史書里寫入崔抒殺君之事實，同樣為崔抒所殺。笫三個史官是太史家族中最後一名男丁，他在史書上寫下了同一句話﹕「崔抒殺其君。」，崔抒見狀不敢再殺之。這時在野的南史氏聽說京城幾位史官相繼遭到殺害，拿著竹簡便前來冒死書史，途中聞說「崔抒殺其君」一史已經修成，遂施施然返回家中。

    文天祥在「正氣歌」中那兩句詩﹕「在齊太史簡，在晉董狐筆。」講的就是這件為了區區五個字，兩人身首異處，兩人甘願赴難的壯舉    。

    一旦「在齊太史簡」的精神重又確立，「紫砂也大師」的荒謬，可絕跡神州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