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在西方科學與民主思潮影響下，中國文化界掀起了一場以徹底反封建為標誌的新文化運動，帶動了‘五四’文學革命運動的興起，胡適提出了‘文學革命’的口號。文學研究會和創造社等文學社團如雨後春筍般出現，文學革命的報刊紛紛創刊，各種理論思潮和論爭，形形式式的文學創作流派，呈現出一派繁榮和濫觴的興旺景象。‘五四’文學革命運動是中國幾千年文學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的變革。在文學革命運動由理論宣導推進到全面實踐過程中，出現了文學流派之爭和各文學社團的興起和解體。其中影響大的是1915年陳獨秀創辦的《新青年》，宣揚自由、平等、人權的民主思潮，在《新青年》的周圍湧現了胡適、李大釗、魯迅、周作人、劉半農等一批激進知識份子。1921年文學研究會和創造社的創立，更壯大了運動的聲威。可是由郭沫若、郁達夫、成仿吾、田漢、鄭伯奇、張資平等人在東京成立的‘創造社’曾錯誤地批判過魯迅和茅盾等作家。但這同1919年陳獨秀、李大釗等人與林紓、嚴複為首的封建復古派論爭的性質不同。當時的中國文壇真是多事之秋，幾乎每年都發生各文學流派之爭和文學團體的創立與解體，而無論興起和衰落都各有特殊原因。1926年由高長虹組織的《狂飆社》只存在二年，解體原因是成員思想和文學主張不相同，發生分化。1927由蔣光慈、孟超、錢杏村在上海成立的《太陽社》存在時間雖也是二年，但解散的性質不同。《狂飆社》是內部分化，而《太陽社》卻是政治因素。因為太陽社成員都是中共黨員，太陽社的解散，是因為其成員全部加入《中國左翼作家聯盟》。其他社團，如《現代派》是因詩人群的急劇分化。《駱駝草社》卻因過於追求趣味與高雅，而失去廣大讀者而衰落。此外，1928年新月派文學主張的論爭和徐志摩發表《新月的態度》攻擊感傷派13個文藝派別以及1945年舒蕪《論主觀》的論爭卻是另一番情景。今天我們回觀現當代各文學流派之爭和各文學社團的興衰，聯想當今海外華人華文文壇，有許多值得我們思考之處。

        從以上現當代文學流派之爭與文學社團解體掠影可以看出，這些論爭有各種複雜因素。

        一，政治因素。由於馬列主義思潮的影響，如胡適提出的‘文學革命’口號；魯迅雖是‘左聯’的盟主和旗手，但直接領導‘左聯’的是中國共產黨。雖然在文學創作上，《紅色鼓動詩》《到莫斯科去》《光明在我們的前面》等作品都較有影響，可是藝術含量並不理想。1936年，在‘兩個口號’論爭不久，‘左聯’自動解散，‘無產階級文學運動’也隨之結束；

        二，文人相輕。郭沫若對新文學作家魯迅、茅盾等人持否定態度。說‘一般的文學家大多數是反革命派’，創造社和太陽社認為魯迅是資產階級‘最後的代言人’；

        三，內部分化。‘現代派’‘狂飆社’都是因為內部分化而解體的。

        當然，流派之爭和文學社團衰落，還有不少其他原因，如《朝花社》是因為經濟虧空不得不解散的；《南國社》是因為‘宣傳赤化’被查封的；《彌灑社》因錢江春病逝，《春柳社》也因陸鏡若病逝而解體的諸多原因。其中既有歷史原因，也有政治、經濟和人為等原因。在動盪年代，在社會轉折期，中國文壇這些變故是很難避免的。至於建國後，對胡風文藝思想批判和對吳晗‘海瑞罷官’批判，那是政治圍攻，有當別論了

        中華多難，文人多災。一般來說，歷代文人受統治者之寵不多，即使一度重用，那也是利用，是工具，稍不稱心，就拋棄，甚至消滅。可是幾乎所有文人都有書生氣，有的還有傻氣，自鳴清高，持才傲物，目空一切；入了圈套，甚至巳被推上斷頭臺，還三呼萬歲。文人只懂文字遊戲，不懂政治遊戲，這是他們的悲哀。相對來說，海外華人文化社團和文化人還是比較幸運的，一是自由創作，二是不受政治勢力控制和操縱（當然也非絕對），三是人與人之間，社團與社團之間，沒有根本性利益衝突。個別文化社團雖也有權力之爭，名利之吵，但無關其他社團痛癢。由於各文化社團只掃自己門前雪，各唱各的戲，使有限的人才和文化資源未能充分利用和發揮，因此在傳承、弘揚中華傳統文化上難以達到理想的效果，這是當今海外文壇的遺憾，也是中華文化大業之憂。筆者相信這是暫時現象，不久將來，必定會有不少有識之士放棄清高，不死守小山頭，融入正在浩浩蕩蕩前進的中華文化大軍，在中華幾千年的文學史上增添海外文化的光輝一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