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大抵都有過這樣一种心理狀態，每當遭遇厄運，或發生極大的不幸時，往往產生一種逃避現實的心理，冀望種種不幸只是南柯一夢，夢醒后一切將不復存在。而我的漫長經歷，很多都是醒若夢兮夢若醒，有的是刻骨銘心的哀痛。如果加上一些文藝術語，說是充滿了色彩也未嘗不可，它充滿了紅的熱情，白的無知，黃的忠義，藍的高潔，而更多的卻是灰的傷痛。

我曾任是一個純樸、正直的熱血少年，1945年8月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當時統治澳門的葡萄牙當局神經十分緊張，宣布全市戒美，斯時沖破「戒嚴令」慶祝勝利的第一串鞭炮，是由一個年紀不足十五歲的我點燃的。1947、48年，讀高中时的我，就參與組織先后兩次全校罷課，其起因是集結在學校付近的國民黨海軍無理毆打學生而引起的。再者就是我的直覺、輕信的事件，記得1949年10月15日，南方某城市剛解放的翌日，我在晚餐時向父母兄長抒發日間目睹新事物的感受，認為列隊入城的解放軍，風塵撲撲不失其威武，以及那種官兵難辦、紀律嚴明……不愧是仁義之師，景仰之情，溢於言表。當時父親對我的熱情輕信潑了一盤冷水，說﹕「不要過早下結論，要知道你所憎恨的腐敗的國民黨軍隊的前身就是北伐軍，當時何嘗不是為民眾夾道歡迎的仁義之師。」姜還是老的辣，幾十年過去了，軍牌汽車在馬路上橫沖直撞，交通警察不敢干預，用軍艦武裝走私，令海關噤若寒蟬……，凡此種種不正是1949年入城的仁義之師的杰作嗎？

与時俱進，我這個單純的人，在現实的教育下，對事物的認識變得越來越复雜了。在1949年底的鎮反期間，我看見一张张處決反革命份子的公告，其人數，張張都是一、二百人或二、三百人的，被處決犯人的罪行，大都是當過排長、保長、憲兵以及偽警察等等，我的天，這些都是為了生計所謀的職業，怎能以此与罪行等同起來，而且杓成死罪？要知道在榜上划上紅勾，密密麻麻的一大片，這些卻是一條條活生生的生命啊！真是生也何恩，殺之何咎？誠然，歷史告訴我們，在改朝換代的戰爭中，除了作為炮灰的雙方士兵死傷無數外，還波及廣大老百姓的間接死亡，在取得政權之初，為了增強威懾，鞏固政權，都是屠殺一批，以儆效尤。但總不能不停頓地揮舞屠刀吧？古語說得好，以德服人者昌，以力服人者霸。

人類社會我千年來，作為一個國家的政治體制，不外乎封建帝王制、君主立憲制及議會制等等。人民能否得享民主自由的政治生活，自必与其國家實行的政治體制有關。推翻滿清後，孫中山曾將當時中國的施政階段分為循序漸進的軍政、訓政、憲政三個时期，孫中山先生將实行憲政作為遠期目的。其实有關政治體制的問題，必須從实質方面加以認識，人民群眾是不會認同徒有其表的政治體制的。如果憲法制訂頒發了，卻不切实貫徹執行，將憲法只作為展覽會上的展品，這個憲政就等於零。比如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全國刮起了抄家、批鬥、關押的風暴，從中央到地方，舉國上下皆違憲，在憲法已名存實亡的現實下，當時的中國還能算是走上憲政時期嗎？

民主的政權是以國民的利益為依歸的，不能籠統地、盲目地認災哪個主義好，哪個主義坏。政治體制、政策方针的好壞，其衡量標準最主要的兩條，一，是否有利於發展社會生產力﹔二，实否有利於保障國民的經濟文化生活極大的提高。如果在一党專政的前提下，黨國皆受制於個人的獨裁，個人一时的心血來潮，就作為最高決策，在全國搞一次政治運動。這樣的政治體制，又怎能稱之為社會主義？明眼人都知道，這是徹頭徹尾的封建專制，這也是我們這個多災多難的國家，多年來政治運動不斷，國民經濟陷於崩潰邊緣，弄到國之不國，民之不民的源頭所在。

經歷了八年抗日戰爭，四年內戰，千瘡百孔的國家亟需休養生息。然，而統治者卻背道而馳，無視民眾的死活，三十多年不停頓地折騰。1951年出兵朝鮮，其代价是丟下過百萬條屍體以及欠下蘇聯老大哥一屁股的債務。土地改革在廣大農村刮起了無邊無際的腥風血雨，荼毒生靈，萬里朱殷。廣大農村如是，而在城市也難倖免，在出兵朝鮮的同時，全國的城市掀起了如火如荼的「三反」「五反」運動，其鋒芒指向企業事業單位的留用人員以及廣大工商育業者，所有城市大都停業批鬥，由於鬥爭的激化与擴大化，造成了眾多被批鬥者的非正常死亡。「三反」「五反」過後，又對民族資產階級肆意掠奪，所謂全行業公私合營，就是在高壓的淫威下，令工商業者違心地強裝笑臉，「奉獻」自己的全部財產。

五星紅旗者，國旗也。其五顆星星的含義，大的一顆意指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四顆小星分別代表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三反」「五反」運動与全行業公私合營，其矛頭所指，是國旗里的第三、第四顆小星。國旗是国家的象徵，國旗的支離破碎不也意味著國家的命運多舛嗎？

1957年的反右派斗爭，對思想言論的打壓，令以文字獄聞名於世的雍正皇朝也自愧弗如。斯時也，歪曲原意，斷章取義成風，真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當時的「大右派」北京大學講師葛佩琦的所謂明目張膽地叫囂殺共產黨的「罪行」是怎樣羅致而成的？她在正确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講話中說﹕「共產党与人民是魚和水的關係，共產黨是魚，人民是水，魚離開水就不能活。所以，共產黨要為人民謀利益，這樣人民就擁護你，如果你騎在人民頭上，損害人民的利益，人民就會起來反對你，甚至殺你。」從邏輯推理上看，這樣的講話何錯之有？然而那幫批判葛佩琦的鬥士竟把她講活的全文刪掉最後兩個字，斷章取義地說成「殺共產黨」如此批鬥又怎能令人信服？下面再列舉一個典型事例，國民黨投誠高官黃紹竑又是怎樣被打成右派的？在學習正确處理人民內部矛盾期間，廣東省召開全省政治協商會議時，省委領導「誠意」地敦請黃紹竑提意見，幫助共產黨整風，在盛情難卻下，黃紹竑在會上吟得一首七言絕句﹕「党群本是一家親，矛盾生成各有因，自是高牆由此築，拆牆還賴築牆人。」這本是一首原意為消除隔閡，加強党群團結的詩歌，卻被歪曲為离間党群關係的大毒草，批判者說黃紹竑挖空心思地虛構党群有高墻之隔。一幫文盲，一批流氓打手，竟能將別人的原意作如是歪曲，真理何在？夫復何言？凡此種種，無怪乎前文化部長周揚在「四人幫」被打倒後的紀念延安文藝座談會二十週年的會上，發表了一字一淚的講話，他說﹕「雙百方针（百家爭鳴，百花齊放）公佈至令己二十年了，但長期以來從未真正貫徹過，雙百方针之所以提出來，只不過是一竿釣魚竿而已，而我，就是其中上釣的一個。」這就是所謂「引蛇出洞」，究其实質，這也是佈局者的政治道德問題。

椐悉，全國被打成的右派份子近百万人，加上被株連的親友，這一支龐大的思想犯、言論犯隊伍受到不同程度的懲處，其時間長達二十多年之久。

1949年10月1日建國以來，這個國家的國民經濟經歷了遭破壞到修復，再破坏，再修復的多次反復，這是遍閱中國歷史及世界史均無先例的瞎折騰。如此執政如此施政，何來社會進步，國家富強？

1957年的反右運動才落幕，仍未喘息過來，卻又山雨欲來風滿樓，1958年又爆發了更可怕的「三面紅旗」運動（大躍進、大煉鋼鐵、人民公社），短短一兩年，將整個國家弄到烏煙瘴气，反科學，愚昧無知，虛假浮夸，構成了社會風氣的主旋律。由此可見，一個國家，如果由一個無知的狂人掌舵，那該是多么可悲，多么可怕的事情。

「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這是大躍進期間那種反科學，無知狂妄心態的概括。以糧食產量為例，始作俑者站在全国之巔的中央，振臂一呼，訂出高指標，再經省、市、區、縣、鄉的層層加碼，造就了無數糧食畝產數十万斤的高產衛星。當此时也，大話說盡，謊言成風，連人民日報也急不可待地印証高產衛星的真实，不單報導收割過磅時省、市委書記監核公証，而且還刊登了小女孩坐在禾穗上，禾苗不倒（印証高產禾田的厚实）的照片。人民日報乃中國共產黨的機關報也，如此看來豈不是也印証了黨中央帶頭造假說謊嗎？

大煉鋼鐵同樣是個鬧劇，「十年超英，十五年赶美」不過是一廂情愿的狂想。斯時也，在全國建起了無數土高爐，实紓全民大煉鋼鐵，浪費了無數煤炭，砍盡了多少青山綠樹，拆掉了千家万戶的金屬門窗、器皿，統統將其放進土高爐燒熔了變成廢鐵，這就是所謂煉鋼。大煉綱鐵造成難以估計的浪費，給國家雪上加霜，這決非一句「交學費嘛」就能搪塞過去的。

所謂人民公社化，提出「一大二公」只不過是將農村體制翻來覆去。把小單位合併成大單位就意味著快步跑進共產主義天堂嗎？真是無稽之談，瞎胡鬧。

三面紅旗給國家民族造成極大的災難。在患昧無知的年代里，一切都顯得不正常，個人的心血來潮，可以變成舉國上下雷厲風行的決策，宇宙的太陽有黑點，而中國的太陽是沒有黑點的，人民大救星自必一貫正確，誰敢質疑，誰遭沒頂。彭德怀在廬山會議上万言書的遭遇驗証了老虎屁股摸不得。

社會上的癮君子，有抽大煙的，好賭的，好嫖的，也有吸毒的，對待他們，政府可以頒佈禁賭、禁娼、禁毒的禁令，或者加派人手予以勸阻、制止甚至緝捕，可是政府對有運動癖，對搞政治運動上了癮的人卻手足無措，毫無辦法。

1965年以「批判海瑞罷官」揭開序幕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卻卞完全起因於癮君子的運動癮發作，究其深層原因是上層權力之爭，具體地說是通過慣用的群眾運動的手段，假手無知的群眾排斥打殺政敵。這是一場建國以來波及面最廣、最血腥、最愚昧，為害最烈，時間最長的政治運動。烏云壓城城欲摧，在這暗無天日，漫長的十年里，集愚民、欺騙、暴力……之大成，諸如波及全國各地的武鬥，對政敵及無辜群眾的批鬥，無數珍貴文物遭到毀滅的破四舊，學生停課大串聯及上京朝聖，全民每日集會山呼万歲……凡此種種，不一而足。

親身經歷是對歷史最有力的見証，建國將近六十年了，老的一輩或巳辭世，或已老朽淡忘，對往事不復記憶了。青少年一代對陳舊的往事知之甚少。

寫下這篇「難忘的往事」意在立此存照，以銅為鑑可正衣冠，以古為鑑可知興替。如果此文對世人能激發起點滴的啟迪作用，彌補過去的失落，共同奮起，把祖國建設得更加美麗富強，則幸甚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