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廣州返紐後，幾乎每天都致電獨居廣州家中的媽咪。她已患了老年痴呆。那天下午，她在保姆攙扶下接聽電話，我剛叫了一聲「媽咪！」話筒那端就傳來哭號，聽上去極哀傷。也不知說什麼好，只是再叫「媽咪」、「媽咪」。淚水不住地掉下來，母子倆在電話兩端隔著萬里江山流淚痛哭。母親節的問候沒能說出口，反倒惹出幾許悲慟。

在家中歷經劫難殘存下來的老照片上看到，在秦皇島時的媽咪，手里抱著剛滿百日的我。她漂亮溫柔，穿著一身蘇格蘭絨做的旗袍，燙了張愛玲式的頭髮，兩側誇張地卷翹著。臉上有著那個年代男女少不了的惇厚靦腆，不像已為人母的少婦，只像個早熟的大姑娘。

從她生我育我，到我攙扶照顧她，這段母子緣彈指經已六十餘載。從當年到如今，媽咪總是像在秦皇島照的相片里那樣，恬靜地倚在青磚古屋門邊，不經意地顯露另一個時代的流風餘韻。任憑生活的風霜磨蝕、革命的狂瀾翻捲，她總是用那雙澄澈的明眸，善意望著這個殘酷苛待她的人世。

父親蒙冤入獄後，媽咪帶著我和姐姐靠典當維持家計，還堅持讓我們上好的學校。她曾經是上一世紀五十年代廣州市婦女開辦家庭工業的「標兵」，出錢出地方，帶著幾個婦女，在我們家中兩個房間里辦起玻璃廠。這個廠後來有差不多二十人參加，還引來報社釆訪與市領導參觀。媽咪先去學會燒制玻璃的手藝，再回來手把手教會各人，從燒制「陳李濟藥廠」的藥瓶開始，到能加工形狀復雜的實驗試管。

媽咪除去緊身旗袍換上寬大的工作服，在藍焰呼呼的噴燈前聚精會神加熱玻璃管再扭彎，有時要到晚上九點多，才來照顧我和姐姐的晚飯。

廠子的生意越來越好，有個刁頑的徒弟學會了技術，也摸到了進貨與銷售的門路，勾搭上街道委員會的主任，籍口媽咪成份不好背景復雜，要保護街道工業，一夜間拉走大部份人馬與設備。第二天一早，我看到媽咪默默打掃著空蕩蕩的房間，和兩個忠心的徒弟相擁而泣。

辦廠夢破，媽咪又去學中文打字，當年在廣州又是走在前面的一批。技術是過關了，政治審查沒通過，試用了兩週被退回來，為當幹部特意剪的齊耳短髮，也白剪了。

後來她只好和徒弟到鄉鎮去辦廠，輾轉在粵北、粵東一帶，除了辦廠，她還教村童識字。不時寄火車票來，讓我去看她。在山村里我受的歡迎和款待，足見媽咪和當地村民的感情摯深。

文革開始，媽咪和小妹被遣送至粵北深山一個小村，一待就是幾年。沒水沒電的夜晚，寒風從門窗縫隙里吹進來，她和小妹相擁而眠，不知何年何月可以返回廣州家中。

一家五口拆散在四個不同的地方，二十多歲的我亦難倖免被關進「牛棚」，接受「革命群眾」批判鬥爭。常言道「士可殺，不可辱。」當時不僅是讓別人來侮辱我，還強迫我自已侮辱自已，寫批判交代材料，深挖狠批靈魂深處的資產階級反動思想，然後還要在大會上唸出來。後來我才恍然悟徹，這種自辱，是摧毀個人信念與尊嚴的一種手段，它迫使人們不敢獨立思考，不敢講真話。它像一根可怕的鐵棍，敲斷了我們的脊樑！

自尊心極強的我，實難忍受這等人格侮辱與心靈摧殘，漸萌死念。偷偷致信媽咪，透露了我以死抗爭的想法。

記得那天剛好是我生日，媽咪托病從粵北回到廣州，做了一碗壽面，里面放了兩只從山村帶回的雞蛋，送來「牛棚 」給我。恰巧值班的看守，平日就很同情我，雖未准母子相見，卻網開一面讓我吃了這碗面，并偷偷轉交給我一包東西，里面有媽咪手做的一件上衣，還有一封信。

在山風呼嘯的寒夜，媽咪就著一盞昏黃的油燈，為我縫衣，以板凳為桌，寫了這封信，她勉勵我要活下去，因為前面的路還很長……為了彼此的生命安全，她不能寫更多，但「活著，就會有希望。」這句話，真救了我。

至今還記得一邊吃壽面，眼淚一邊落在面湯里的情景，陰森的囚籠里橫躺著七、八個木然的難友，被雞蛋香味撩起食欲，不安地輾轉反側。擁著媽咪手做的衣服，甚至可以想象出那一針針密密縫的場景。

記得媽咪家鄉江浙一帶有此遺俗，為出門游子縫衣，針腳愈密，其歸期亦愈近。她盼兒早獲自由的心意，為兒算是真切地領受到了。

「十年一覺文革夢」，改革開放初始，我就拜別雙親，舉家出洋，瞬經卅載。這三十年媽咪是怎么過的，斷不能以吃喝穿住為准而言生活改善。只知道她每天彈琴唱歌， 父親為病魔所纏十多年間，她彈琴唱歌﹔生活中有喜有悲，她彈琴唱歌﹔思念遠方兒女了，她彈琴唱歌……直到前年父親辭世，她還是彈琴唱歌，一曲「可愛的家」，在媽咪的琴聲下，由我和姐姐妹妹唱出，那是我們獻給媽咪的歌。

一直後悔沒把當年媽咪縫的衣服帶在身邊，作為一件可寄托念想的信物，保存下來。但她那句「活著，就會有希望。」的話，我是記住的了。還有她在昏黃燈下手縫的那些密密的針腳，慈母盼兒早歸的心意，我也不會忘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