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翰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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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闻家、编辑出版家
陈翰伯建国后，他先是从事新闻教育，后来编辑政治理论刊物《学习》杂志。1958年，任商务印书馆总经理兼总编辑 。1964年任文化部出版局局长。“文化大革命”中，陈翰伯受到残酷迫害，多次被批斗，并被非法关押进“牛棚”。1969年被下放到湖北咸宁向阳湖五七干校劳动改造。1976年任国家出版事业管理局代局长。1978年兼任《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副主任。晚年曾任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主席。
陈翰伯(戴礼帽者)在一二九运动中但是，西直门的城门早就关上了。西郊各大学的同学，临时决定在西直门外开大会。同学们拿着喇叭筒轮流发表演讲，有的控诉日军的暴行，有的指责国民党的不抵抗，有的领头高喊口号。这是一次向市民扩大宣传的机会，单只这城门关闭，交通中断，就足以启发数十万市民想一想国家的危难了。当天城里的学校北京大学、女师大和一些中学数千名学生举行了游行请愿，顶着军警的皮鞭和高压水龙奋战了一天。晚上回到学校，同学们热血沸腾，纷纷挤进学生会办公室出主意、想办法。一个华侨同学跑进来放声大哭，说他在海外长大，一向觉得非常屈辱，只有今天才感到中华民族是有希望的！
12月16日，北平学生又举行了规模更大的游行。而在15日，北平学联派陈翰伯和两位清华学生去了上海。事先没有任何联系，找谁呢？陈翰伯灵机一动，从《大众生活》杂志查到邹韬奋先生办公室的电话，在电话中用英语说明了来意。通过邹韬奋、章乃器、沈钧儒、沈体兰等知名人士的帮助，到一些大中学校联络鼓动，促成了圣诞节前夕上海学生大游行。12月24日早8点，南京路“五芳斋”点心店的二楼响起一串鞭炮，事先在街上溜达的三三两两的学生迅速聚集，打出标语横幅，高喊抗日口号,埋伏在各商店楼上的同学纷纷撒下传单.游行队伍被军警打散了又聚，一次次“打游击”。下午各路人马汇聚,终于在火车北站胜利举行了大会。
1936年1月，平津各校组成南下扩大宣传团，向民众宣传抗日。陈翰伯所属的第三团第二大队29个人，在高碑店被特务堵在一个小饭铺里，学生们用桌椅板凳顶住门窗与特务对峙，他们则放火烧屋子，学生们终于寡不敌众，陈翰伯被打得头上流血，全体被特务押送回校。
“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点燃了全民族抗战的第一支圣火，它的功绩是不会湮灭的。
美国女记者海伦·福斯特1907年生于美国犹他州，1931年8月来到中国，翌年冬天与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结婚。在她丈夫1936年访问延安以后，她也决心不顾困难和艰险，要到延安访问。
1937年4月下旬，海伦在黄敬和王福时陪同下，悄然离开北平，乘平汉路火车到郑州转陇海路赴西安。在西安的接头人是原燕京大学学生陈翰伯。到西安后，国民党派了7名特工人员严密监视她的行动。但她机智地摆脱了特工人员。历尽艰险，乘坐红军运货卡车于5月2日到达延安。
陈翰伯在斯诺夫人家中1980年6月1日，一个万里晴空的星期日，74岁的海伦在她居住康涅狄格州迈狄逊小镇的一所老屋中，迎来了一位远程来访的客人，他就是35年前的老朋友，时任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代表团团长的陈翰伯。两人回忆起当年的往事，感慨万千。
1936～1947年间，陈翰伯先后在西安《西京民报》《西北文化日报》、成都《新民报》、全民通讯社、重庆《时事新报》《文汇周报》、重庆民治新闻专科学校担任过编辑、总编辑等职。抗日战争胜利后，进入重庆《新民报》，任副总编辑，主持晚刊。1946年赴上海，任《联合晚报》总编辑。 [1]他的公开身份是记者、编辑，实际上中国共产党地下党员。他需要做的是尽最大可能在报纸上登载政府不愿意登载的消息，撰写社论、时评，婉转地策略地宣传共产党的主张。他不可能不暴露左派的面目，因而时时刻刻处在危险之中。
图1 《西京民报》报道的西安事变图1是一份珍藏在息烽集中营革命历史纪念馆的珍贵文物，这份《西京民报》的出版时间为中华民国二十五年十二月十三日（即1936年12月13日）。其头版头条刊登的是“张杨对蒋实行兵谏”一文，比较完整地记录了张杨抗日的主张。头版还配有署名为“文伯”的文章“伟大的‘双十二’”，文章高度评价了张杨兵谏的历史意义。 [2]
1939年夏天，陈翰伯进入成都全民通讯社工作。这个通讯社是抗战开始不久，周恩来和民主人士沈钧儒和李济深商量，由李公朴出面办的通讯社，方针是不仅报道正面战场的消息，也能把敌后的战斗报道出去。敌后寄来的通讯，也就是从八路军新四军那里寄来的，改写一下，印发给各报登载。
1941年，在成都发生了“抢米事件”。因为大后方通货膨胀，米价高涨，发生了少数身处绝境的老百姓抢米的事。不料国民党特务机关异想天开，他们雇了几十个流氓，让这些人在四个城门口的米市上同时划口袋抢米，动用宣传工具造谣说“共产党暴动了”，然后大肆逮捕，把地下党两位领导人罗世文和车耀先都抓了进去，把新闻界的一位编辑朱亚帆也抓去枪杀了。在这种白色恐怖气氛下，陈翰伯四处奔走，把事件真相告诉了许多在成都的外国朋友，还把事件经过写了详细的报道，由通讯社负责人译成英文，托人带去昆明，打算交给合众社的记者发到国外去。不料这篇稿子在飞机场被特务检查出来，送信人和全民通讯社负责人都被抓了，一直关到日本投降之后。他们没有供出陈翰伯，否则后果就不堪设想了。
陈翰伯1942年任重庆《时事新报》编辑部主任；1945年任重庆《新民晚报》副总编辑。
在宣传基调上，《新民报》与中共方面保持了高度一致。副总编辑陈翰伯接到记者发回的新闻稿，在并未核实的情况下，大笔一挥，就写下这样一行谴责性的标题:“墨迹未干，特务行凶”，比《新华日报》的标题《十八集团军驻渝办事处秘书李少石同志突遭暗杀》更有力。
由于陈翰伯在一系列的新闻报道中与国民党唱反调，《新民报》老板陈铭德生怕他再惹祸，连累到报馆生存，就好不容易买到一张重庆至上海的飞机票，将他礼送出境了。 [3]
1946年3月陈翰伯到了上海，由党的上级负责人潘梓年传达了周恩来的指示，办一份以非党面目出现的、群众性的报纸，要尽可能灰色，争取长期出版下去。这份报纸就叫《联合晚报》。周恩来指示说：“在上海这个地方，由我党直接经办的报纸仅此一家，一定要注意斗争策略，要千万坚持下去，能多办一天就是一天。”
陈翰伯绞尽脑汁，采用各种保护色来掩盖这张报纸的真面目，比如设法搞来国民党元老于右任的题字发表在头版，又办了五花八门的副刊，选登官方通讯社的一些稿子，自己发的新闻、通讯以至标题都一再推敲，尽量保持民间色彩。而实际上报道了大量工人运动、学生运动的消息。当时，上海米价一日数涨，《联合晚报》在头版头条以《米价突破百万大关》为题作了突出报道（每石法币100万元）。第二天，上海市长吴国桢就把各报负责人叫去开记者招待会，气得大骂，说米价才95万，没有到100万。还说：“《联合晚报》是唯恐天下不乱！你们要是不愿意在上海呆着，可以回延安嘛。你们没有旅费，我吴国桢给你们掏！”其实，当吴国桢回到办公室时，米价就已经突破120万了。
1947年春天，国共和谈破裂，中共代表团撤离京沪，延安撤退。特务经常到报社敲碎玻璃，恐吓记者。陈翰伯（总编辑）和王纪华（社长）收到署名“国魂特务驻沪办公室”的恐吓信，内容是：“查贵报近来态度大变，论调强硬，完全受了中共和少数民盟分子利用，对国民党一切施政大权肆意攻击，极尽诋毁之能事，目无法纪，谋乱造反。本团职责所在，奉命扫荡叛逆，不容坐视。为此先函警告，如执迷不悟，不变更论调，本团当以最严历之手段对付，或将对李（公朴）闻（一多）同样处置也未可知。尚有贵报一切机器生财设备，亦当玉石俱焚全部消灭，无论戒备森严，本团亦可按序实施，勿谓言之不预也！”5月24日警察终于闯进报社把报纸封掉了。6月底，地下党派姚臻和陈翰伯联系，说党中央对你们表示嘉奖，对你们受国民党压迫表示慰问。 [4-5]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为此，他奔走于中央宣传部门及学界之间，不仅取得办“洋务”(翻译出版外国哲学社会科学重要著作)的特别分工，同时在沈雁冰、张友渔、潘梓年的支持下，通过筹备中的“外国学术著作翻译规划小组”，得到一份庞大的译作规划书目。陈翰伯在这个书目的基础上组织馆内外专家反复研讨，最后确定一个“削去冗繁留清瘦”的实施方针。即“以16世纪至19世纪上半叶西方资产阶级上升时期的学术著作作为先期编译的项目，从中再划出马克思主义三个来源的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空想社会主义三部分作为出书重点”。很快得到上级批准，并得以顺利实施。
翰伯同志主持商务编政期间出版了近200种，这些书都是1982年商务85周年纪念时集中推出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的主干书目。由于选题经典，译者权威，译校严谨，编辑倾心，这套书已成为商务印书馆的常销也是热销品种。到1966年，不足10年的时间，商务翻译出版的西方学术名著有395种，几乎将16世纪到19世纪上半叶西方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一些哲学、社会科学重要著作一网打尽。
“文化大革命”开始前，陈翰伯已从商务印书馆调任文化部出版局局长。 文革开始不久，陈翰伯就遭到批斗，并失去了人身自由，被非法关押进“牛棚”。1966年7月20日，在《光明日报》上登载一整版的署名文章，对陈翰伯进行点名批判，将其与“三家村”的邓拓、吴晗并列，无理指责陈翰伯借编辑出版《外国历史小丛书》之名，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陈翰伯在被批斗期间，曾挨打，罚跪，剃“阴阳头”，挂牌游街，押在卡车上示众。除了自身被批斗外，文化部“阎王殿”的部长、副部长挨批斗，陈翰伯都得一起陪斗。陈后来被商务印书馆的造反派扣押到商务，接受批判和劳动改造。
1969年秋，陈翰伯被下放到湖北咸宁向阳湖五七干校，接受劳动改造。直到1972年，在周恩来总理整顿文化出版工作的安排下，与陈原、邵宇、李季一同调回北京。
回北京后,陈翰伯担任人民出版社“领导班子成员”，他提出书店里不能只有毛主席著作，还呼吁把文化部干校的干部都调回来工作。当时的说法是“去干校不过十年八年”，陈翰伯在各个场合大声疾呼“人生有几个十年八年哪？”结果，陈翰伯和陈原、范用又被“揪出来”，扣上“二陈一范回潮复辟集团”，继续进行批斗。
1975年邓小平同志出来主持工作，陈翰伯抓住这一机会，组织拟出了中外文词书编辑出版十年规划，要进行一项规模宏大的基础工程。周总理在病榻上亲自批准了这个规划。陈翰伯还和其他同志合作拟了一份全国出版工作规划，直接呈送邓小平。1976年4月“天安门事件”后，邓小平再次被打倒，全国大反“右倾回潮”，陈翰伯立刻被批为“右倾回潮分子”，“邓小平黑干将”，从机关开大会的主席台上被赶下去，一次次接受批斗。富有戏剧性的是,这一波批判热潮还未结束，“四人帮”垮台了！ [7]
八年后，他们的理想初现曙光。书禁初开，“二陈一范”也分别从干校回来，入主出版界几大机构。其中陈翰伯任文化部新闻出版局代局长，陈原任商务印书馆总经理，范用则是人民出版社副社长兼副总编辑。范用提出由他任总经理的三联书店主办《读书》杂志。
1979年4月，《读书》创刊号面市。第一篇就是李洪林的文章，原名为“打破读书的禁区”，后由范用改为“读书无禁区”，简洁、坚定，像发刊词一样，举起了一面读书人的旗帜。
《读书》创刊号印刷5万册，几天内就发完了，马上加印5万册也销光。开篇宏文“读书无禁区”激起无数回响。《读书》编辑部接到大量反对的来信。反对的言论大致分为两种:一是担忧没人把关，思想尚未成熟的未成年人将会被垃圾文学污染；二是担忧是禁门大开，封资修将从此占领我们的文化舞台。类似的论辩也在党的思想中枢中宣部内进行。李洪林后来被胡耀邦调入中宣部，任理论局副局长。有同事当着他的面争论：小学生能看《金瓶梅》吗？
1980年，沈昌文任《读书》主编，“读书无禁区”激起的波澜仍未平息。“我几乎天天要同这一件事打交道，这也才知道它真正的份量。”沈昌文曾多次代表《读书》杂志就“读书无禁区”一文做检讨。
1981年4月，《读书》两周年，沈昌文向陈翰伯报告了“读书无禁区”发表后的反应，希望他能就此文表个态。于是， 陈翰伯在亲自撰写的社论“两周年告读者”中，对这篇文章给予很大支持。文中写道：“我们重申我们赞成‘读书无禁区’的主张。在我们的当代史中，人人尽知，确实发生过史无前例的禁书狂飙。‘四人帮’垮台后，风沙虽然已过，不敢重开书禁的还大有人在。当时我们针对时弊，喊出‘读书无禁区’，深受读者欢迎，我们非常感激。”此文归纳了读者的反映，一是《读书》不怕顶头逆风，不信歪门邪道，坚持解放思想。二是不登打棍子的文章，不同意见平等讨论。三是《读书》博采中外，掇拾古今，提供知识。四是文风可喜，一般没有废话、空话，八股文那套起承转合，不知所云的东西也比较少。 [8]
80年代初，陈翰伯对《读书》编辑部写了一个亲笔意见，文如下：
这里无甚高论，仅供改进文风参考。
一、废除空话、大话、假话、套话。
二、不要穿靴、戴帽。
说明：戴帽指文章第一段必须说上“自从粉碎‘四人帮’以来如何……”。穿靴指文章最末一段必须说上“为什么什么而奋斗”、“……而贡献力量”。当然这不是说不要宣传党的中心任务，而是要把这个精神贯彻到全文中去。
三、不要用“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不要用“敬爱的周总理”、“敬爱的朱委员长”；不要用“英明的领袖华主席”。
四、有时用“毛主席”，有时用“毛泽东同志”。注释一律用“毛泽东”。
五、制作大小标题要下点工夫。不要用“友谊传千里”、“千里传友情”之类的看不出内容的标题。
六、引文不要太多。只在最必要时使用引文。有时可用作者自己的语言概括式地叙述。
七、尽量不用“我们不知道”、“我们认为”之类的话头，有时可用少量第一人称。
八、可以引用当代人的文章，并注明出处。此类注释可以和有关经典作家的注释依次排列。
九、署名要像个署名，真名、笔名都可以。不要用“四人帮”横行时期令人讨厌的谐音式署名。不要用长而又长的机关署名、不要用“大批判组”。不要用“××××编写组”。
十、行文中说“一二人”可以，“十一二人”、“一二百人”也还可以。但千万不要说“一两万人”这一类空话。
十一、不要在目录上搞“梁山泊英雄排座次”。
这十一条，看来似乎稀松平常，可在上世纪70年代后期，却是了不起的大事，应当说条条都是针对“文革”中盛行一时的风气而言。例如第八条，在当年，如果注释的上一条是陈布雷的文字，下一条引了毛泽东，两条注文出处(仅仅是出处)先后并列，这就可以被人上纲为混淆敌我，立场错误(尽管在内文的叙述中敌我立场是很鲜明的)。可以说，这也是《读书》杂志转变当时文风时尚的第一个文件。 [9]
“文化大革命”期间，大批图书被封存禁售，广大青少年无书可读，小学开学，连一本小字典也没有，各方面反映十分强烈。陈翰伯到国家出版局工作后，计划制订了一个较长时期的辞书出版规划，并于1974年7月正式组织了班子。
当时，由于“四人帮”形而上学猖獗，极左思潮泛滥，人们的思想是非被搞乱了，什么“要把无产阶级专政落实到每一个词条”，“将帝王将相、陛下、太监、僧侣等词汇统统从词典中清除掉”，“让词典成为宣传毛泽东思想的政治教科书”等说法盛行一时。陈翰伯对那些极左口号完全持否定态度，但囿于当时的形势，不能公开表示反对和指责，只能婉转地引用周总理批评词典工作中的极左思潮的多次指示进行正面引导；同时更加强了要召开词典规划会议的决心，便组织小组起草词典规划会议文件和制订规划初稿。
词典十年规划经国务院批准后，陈翰伯做出了全盘考虑：先抓汉语词典，其中又着重抓影响较大的五部：《辞海》《辞源》《现代汉语词典》和《汉语大字典》《汉语大词典》，并指定由陈原、方厚枢、许力以等著名学者负责主抓几部词典的编辑和或出版工作。
陈翰伯为了甩掉我国“大国家，小字典”的落后帽子，立志使我国辞书出版事业跨进世界先进行列；他为《汉语大词典》《汉语大字典》《辞源》《藏汉大辞典》等辞书的早日问世而殚精竭虑，到处奔波。
《汉语大词典》全书13卷，前后历时18年，已于1994年4月全部出齐，而且还相继出版了缩印本、简编本和光盘版；《汉语大字典》全书8卷，不仅已于1990年11月全部出齐，而且还相继出版了缩印本、简编本和袖珍本。《辞海》《辞源》《现代汉语词典》等也都先后出版，其他中外文语文、专科等辞书也出现了空前繁荣的局面。这些辞书中凝聚着我国无数编者、作者和出版工作者的心血，陈翰伯也是其中的一位。 [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