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阳光撒落在我孤守着的这爿屋檐，我看不见天上的云，但看见了远处挂在树枝上荡着秋千的风。

有一天清晨下了雨，海的尽头升起了一条火焰般热烈的虹。

屋檐下时常会有跋涉累了的客在石凳上歇息片刻，然后伸直身板继续去走寻找梦的影踪。

那南来的北往了，那东走的西去了，只剩下我还在这渐渐如岁月般朽去的屋檐下，讲先辈讲了一万年也没有说完的故事，守一个天亮了也不愿醒来的梦，数那永远也数不清的星空……

最爱听最爱唱的歌，是腾格尔用他那沧桑歌喉吼出的甜蜜的《天堂》。有人告诉我，花园里那最美丽的花儿，名字就叫天堂鸟。那么，天堂，应该是一个美丽的所在，美丽得每一个传说都把令人向往的事堆砌在那个地方。

然而，天堂究竟在哪里，天堂到底怎么样？我以为我即使走遍今生的路也未必找得到答案，然而，忽然有一天，我对自己说，我找到了天堂。

带着新西兰贵州乡亲的重托，在一月份那应该是春天的日子，我回到了故乡，去山乡里走走那在山腰蜿蜒的山径，看看那里是否还是茅草屋的村落，问问那里的孩子，是否每一个都去课堂。

都说侨联是海外华人的家，贵州省侨联的领导热情地接待了我，把一百多名贫困儿童的名单和一杯热腾腾的茶一起递到我手上。我翻阅着那一个个如我的名字一样平实的名单，看着那上面的数据，心里不由得猛的一个晃荡：一个农民家庭一年的收入竟然比不上新西兰一个普通工人半天的工资，我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我说我想去看看这些地方。

山区的公路是泥泞的，当我乘坐的汽车颠簸着疾驶着把泥浆飞溅到路边慌忙闪避的农人的山上，他们脸上没有愤懑，只有惶然。仿佛这一切是他们的错，我心里不由得泛起一阵酸楚，这酸楚涌上脑际，变成一声叹息。我对司机说，请开慢一点，我一点都不忙。

黔东南曾经是森林的海洋。当年在公路上奔跑的大都是到林区去拉木材的解放牌汽车。那时的农人，薅完田里的稻秧，就进山去砍木头。他们伐倒树木，把一段段原木顺山溜到山脚的河边，扎成木排，顺水放到县城，生产队便可以从林业局那里领到一笔工钱，会计招呼大伙儿到街边喝上几碗“嘣铛酒”，就着几块大肥肉吃上一碗白米饭，然后迈着摇晃的脚步，把醉意和满意带回家，顺便捎上一块红绸巾给家头的婆娘。

那时的农人，喝着粗茶吃着淡饭，日子过得有模有样。

等到绿荫苍翠的高坡在挥舞的刀斧下变成只有茅草的山梁，国家才开始封山育林，不让砍伐那剩下不多的树木，山里人才发现，柴米油盐都要花钱，可家里就只有四面冰冷的木板墙。当然，山里还有一亩二分水田，可以打下十来挑谷子，可那是用来果腹的口粮。

如此一来，几只母鸡，一头猪，换来三、四百元，这便是唯一的收入，让人不敢相信的数据原来是那么普遍、那么寻常。

农民老唐膝下有三个女儿分别在上小学、初中、高中。老唐曾经长期南下广东打工，省吃俭用每年可以捎回七千多元，除了供三个女儿上学，还可以添置几头牛羊，在村里算是殷实之户。两年前，老唐突然中风，花去了所有积蓄，卖了牛羊，还欠下了许多债，出院后，落下半身轻度偏瘫的病根，农活也做不了了，而老伴又体弱多病，无奈之下，只得叫大女儿辍学外出打工，然而，女儿一去就没了音信，老唐打算再让读初中的二女儿停学打工，要不然，别说还债，家里眼看就揭不开锅了。

大方县是贵州西部一个贫困县，2004年，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县里出了一个感动中国的人物――华中农业大学的山东籍学生徐本禹。他大学毕业后主动去到这个县最偏远的村庄猫场镇狗吊岩村这个“三不通”（不通电、不通车、不通电话），寄封信也要跋涉18公里崎岖山路的信息孤岛支教当教师，后来又主动要求转到更艰苦的大水乡大石村，一呆就是好几年。由于汽车去不了大石村，我们只能去到大水乡。雨后泥泞的道路让我们的鞋和裤管沾满了厚厚的黄泥。那些摇摇欲坠的木屋和干打垒土屋里衣衫褴褛、单薄的孩子，和见到我和钟文新（新西兰贵州联谊会理事）这样的所谓“外国人”时那惶惑的眼睛，仿佛是一种无形的块垒紧紧地压在我的胸膛。

因为徐本禹的缘故，大水乡得到了外界的一些帮助，由希望工程专项资金投资兴建的的教学楼和实验楼已基本竣工。崭新的教学楼宇与旁边残破的农居形成强烈的对比，我不知道是应该庆幸那破屋里的孩子也可以坐进这漂亮的教室，还是该感叹一个山乡里为何会有这样的不一样。

理化乡果木村是一个有几十来户人家的村庄。这里有一个小学，接纳临近几个村寨的孩子上学，最远的孩子每天要步行两个多小时才能从家里走到学校。四百三十个学生挤在六间狭小的教室里上课。每个教室要容纳七、八十个学生。一张桌子要坐三到四个人。我信步走到一个教室前，脚步仿佛被钉在地上，久久不能挪动。那是一个怎样的教室，怎样的桌子啊！窄窄的水泥板架在两块水泥砖上，从教室坑洼不平的地上排开去……因为放假，学校里没有学生上课。被乡干部叫来的一位中年人出现在我面前。 这个全身上下一副农人打扮的学校负责人，他告诉我，全校有七个老师，每个人负责一个班，语文、数学、自然，一肩挑，全能。每个老师月工资近180元。我问工资怎么这么低，他说，这里穷，这里偏远，正式老师不愿意来，七个老师都没有正式身份，是代课教师。我从心里漾起由衷的钦佩之情，我问这位老师，是什么力量让他们领这么低的工资却依然留在学校。他诚实的说，并没有什么崇高的动机。在这里，当一个代课教师既可以不耽误地里的庄稼，还可以有一点薪水，虽然不高，可是总比种地要强。

站在这个学校二楼的阳台上，看着在连绵的耕地上蜿蜒的山路，我仿佛看见一个个衣衫单薄的农家孩子背着书包冒着寒风正踏着草尖的露水，向学校走来。他们的书包里除了书本，还有几个马铃薯，用来在午饭时充填那幼小的辘辘饥肠……

元霄节还没有到来，所以时常还能够听到春节的爆竹在村庄的角落里炸响。就在这样的季节，有一些孩子和他们的家人，已经开始过这样的生活：用这马铃薯当饭，菜也是清淡的马铃薯汤……

离开山乡，我和钟文新掏出了身上所有的钱，塞在山里人的手里，心里一直埋怨自己为什么没有多带一些钱。这份歉疚，沉甸甸地，压在我们回程时随着汽车来回颠簸的心上。

回到奥克兰，当我把这些故事跟人们讲述的时候，有人说，与这些山里的人们相比，我们岂不是生活在天堂？

天堂？对呀，我寻觅天堂找了那么久，却原来已经生活在天堂里。

哦，天堂，有时就在我们的身边，就在我们的心坎上......

　　　　　　　　　　　　　　　　　　2006年3月5日　奥克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