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顾城离开这个世界已经28 年了。

1993 年10 月9 日，清晨，我正忙于洗漱，广播里传来一条新闻，令手部动作骤然停顿：“……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中国大陆诗人顾城，于昨日在新西兰激流岛自缢身亡……”

真是晴天霹雳。我不敢相信这条新闻，准确地说，是不愿相信。顾城平素看上去温和，甚至有些懦弱，像个女孩子，怎么会如此结局？他的诗歌天赋、诗歌理念和诗歌表达，让他的诗作获得了世界性赞誉。20 世纪70 年代末，我和顾城相继开始在报刊发表诗作，那时诗界活动很多，我们得以频频见面。再加上我的父亲晏明和顾城的父亲顾工都是诗人，且熟络，我与顾城的关系就格外亲近。

关于爱情

1979 年11 月，我与顾城在诗会上又相遇了。他急不可耐地告诉我有“女朋友”了，随即从怀里掏出一张谢烨的照片，有几分炫耀和得意。我端详了片刻：面目清秀，一双眼睛很大，水灵灵；她的脸型方方的，与顾城颇为相似，这就是所谓的夫妻相吧？随后我得知，他们是在上海到北京的火车上相识，恰巧邻座，热聊了一个通宵。不过谢烨并不知道顾城是何许人，平日也不读诗。这是萍水相逢啊，我有点不放心，就问他看上谢烨哪里了？顾城兴奋地说：“她就是我要找的人，能够相互直接抵达心灵的人。那种感觉用语言说不清楚，只有我们两个人能够感应到。”他说话时态度很坚定，我为他由衷地高兴。

当得知我马上要到青海出差时，他说：“你帮我买一把刀吧，听说那里的刀很漂亮、很锋利。”“干吗要买刀呢？”“我把这把刀交给谢烨，如果我变心了，就让她用这把刀把我杀了。”我当时心里一震，这个文弱的小伙子，怎么会突然说出如此血腥的话呢？

平时与顾城见面，他总是一副天真无邪的样子。诗坛的崭露头角让他对未来充满希望。但是有了谢烨后，热恋的兴奋并没有持续很久，居然渐渐变得有些沉默了。顾城告诉我，谢烨的父母极力反对，摆出三个条件，缺一不可：顾城必须把户口迁到上海，必须在上海有工作，而且要有房子。80 年代初，进上海比北京还难，这三条哪条都令人望而生畏。父母的担忧不无道理，诗人的桂冠固然美妙，但代替不了柴米油盐。不要说上海，顾城在北京地无一垄，身无分文，连工作都没有，组织家庭有如空中楼阁。



我们见面时，他的话越来越少，很不愿意谈到与谢烨的话题。1984年10 月17 日在给我的信中，顾城只说了一句相关的内容：“……我在沉浮中。愿你一切顺利，幸福。”苦涩的心境不言自明，屈指算来这场旷日持久的拉锯战，已经持续了5 年。

两个人终于如愿以偿，谢烨来到北京。没有自己的房子，双双都没有工作，他们只能与父母住在一起。尽管如胶似漆，灵魂重叠为一，现实生活的尴尬让顾城很不开心。无力让谢烨过上幸福生活，他深感自责。每次见面，我都看到他的表情又阴郁了一重。顾城告诉我，每个月爸爸给200 元，作为两个人的生活费，但这个钱拿着很不是滋味，他不知道如何才能摆脱困境。

顾城的诗歌，特别是童话诗赢得了不少女孩子的芳心，对此他没有丝毫得意。我曾问过他，是否有许多女孩给你写信？他微微笑了一下：“我从来都不看。”凡有诗界活动，顾城都要大大方方带着谢烨出席。如果举办方不同意两个人同时参加，他常常索性就不去。在当时，没有第二个诗人能够如此高调宣示自己的爱情。对于陌生女性，他从不主动搭讪，与异性交流起来显得拘谨而略带羞涩。顾城当时对爱情的专一和忠贞，给我留下深刻记忆。

关于激流岛

1988 年顾城受邀赴新西兰讲学，随后被聘为奥克兰大学亚语系研究员，稳定的工作和收入让他在异国落下了脚。两年后他辞去大学工作，来到人烟稀少的激流岛定居。由于获得了新西兰的“绿卡”，两个人可以拿到失业补助金，在房前屋后还可以“重操旧业”，种点蔬菜、养养鸡，有如他憧憬的童话世界。

之所以选择新西兰“永居”，我是理解的。他在北京始终找不到工作，我曾多处托人想帮这个忙，但未能如愿。按说当个编辑，水平绰绰有余。但他只读了小学，就随父亲到山东部队农场喂猪去了，回来时已将近20 岁了。“文凭”是文化部门没法迈过去的门槛，我曾为他找到个收发室的工作，顾城立刻紧张地问：“这个工作怎么干呀？”我介绍了几句常规性内容，“这么复杂呀！我能干好吗?”他很惶惑。

应该承认，顾城在诗歌领域有天赋，对中西方诗歌的领悟独到而新颖。他曾在德国、法国、美国、新西兰等诸多国家的大学或文学社团讲授中国古典诗词，也曾与西方主流社会学术大咖进行哲学对话，他的老庄说、道家说，令人耳目一新。顾城的诗歌创作也是独树一帜。有的诗只有两三行，竟成为口口相传的金句。有人甚至预言：顾城是那个有可能赋予汉语言新生命的人……但在生活上，特别是需要程序性和逻辑性的事情，他显得格外蹩脚。他的父亲顾工就说，顾城连洗衣服和下面条都不会。有一阶段，顾城常常抱着《辞海》啃读，目的之一就是学习与别人交流的用词，但收效甚微。



他生在军人家庭，长于部队大院和部队农场，生长环境过于单一，人世的五味杂陈很少尝到，诚如顾城所说自己是个“玻璃人”。果然，步入社会后很不顺利，例如：长时间找不到工作；谈恋爱、成立家庭处处举步维艰；他在诗坛虽然声名鹊起，却时不时遭受批判……若是他人，会及时调整自己的人生步伐，而顾城在繁杂的现实中，总是茫然无措，深陷自设的窠臼不能自拔。不过父亲顾工的诗歌基因此时显得异常强大，那束灵异之光在儿子心灵的土壤上“野蛮生长”。

顾城生性懦弱、胆小，这与外界塑造的“暴力男”的形象大相径庭。有文章是这样描述他的：“在他的世界里，永远只有他人妥协，他是绝不肯为任何人任何事退让任何的。”

1979 年初，已经小获声名的顾城向一诗歌杂志投稿，还要姐姐顾乡带着，他怯生生地站在后面一言不发。参加诗会，顾城常常情不自禁跟随着我。特别是预感到要批判朦胧诗时，更是与我寸步不离。在我的记忆里，没有看到过顾城针锋相对地执言为朦胧诗辩护，他总是默默坐在角落里，听任别人的唇枪舌剑。

跟在别人身后，是社会生活领域顾城的自我定位。与谢烨初恋时就有过这样明确的表达：“我想还是应该由你在前边，我跟着，跟着挺好，我从来是远远地跟着别人。”

有一次，顾城问我：“你怎么老是那么有精神、那么有勇气？我就不能。你应该当个街头诗人，站在街头大声朗诵自己的诗！”事实上我也属于气质偏弱的那种，但在顾城心目中却是难以比肩的楷模。

在激流岛岁月，顾城经常戴着一顶自制的筒形帽子，他说这是城堡，可以保护自己；还说是出气筒，自己生气了可以从这里出出气。他内心的意向，总体而言都是防御性的，很难找到攻击性元素。

顾城一直对成年男人的暴力倾向持批判态度，他认为男人真正的强大在于灵魂，而不是拳头。他在诗中设计的“女人国”，正是对“暴力男”或“强势社会”的一种对峙，他憧憬温和与柔情的世界。有的人由此引申为顾城“沉溺于女色”的佐证，在我看来，谬之千里。

关于生命的终点

在聊天中，顾城多次与我谈及“死亡”的话题。他非常欣赏庄子“乐死重生”的生命哲学。

1984 年11 月的一次答问中，是顾城日后选择激流岛的自我诠释：

“我习惯了农村，习惯了拿黏土做成的小村子……我是在那里成型的。我习惯了一个人向东方走、向东南方向走、向西方走，我习惯了一个人随意走向任何方向。在城里就不能这样。城里的路是规定好的，城里的一切都是规定好的……有时一面面墙不可避免地挤进我的诗里，使我变得沉重起来……我相信在我的诗中，城市将消失，最后出现的是一片牧场。”

其实，没有城市的一面面墙，就没有顾城的一首首诗作，那都是在沉重而痛苦的挤压中诞生的。譬如，他的成名作《一代人》：

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

我却用它寻找光明。

尽管在激流岛可以随意走向任何方向，但没有“墙”的撞击，诗的灵感就会枯萎，他“生命里总有的锋利的剑”，“变幻的长披风”，“黑鸽子和圣女崇拜”都会渐渐消失。

据说，在激流岛上只有一个人不会说英语，那就是顾城。他阅读并研究中国文学、中国古代哲学如饥似渴，却对刻板的英文字母如读天书。没有交流，没有社会往来，更闻不到人世的烟火气，他生活在自闭的真空中，精神世界渐渐崩塌，却找不到自救的钥匙。



在激流岛的几年，他写了总题为《城》的组诗，52 首。每一首都以北京的一个地标为题——如此不厌其烦的书写，足以证明他太思念家乡了！他用报纸叠了一顶高筒帽，对别人说：“这就是长城。”由此可见，思念北京是顾城激流岛岁月无法替代的精神支点。他说：“我常常做梦回到了北京，但路都不认识了，不知道如何走。”梦境的迂回转折，似乎在告诉人们，他没有勇气回去。

在顾城的生命中，除了城市那堵墙，还有谢烨这面墙。她有极强的生活能力，事事处处都为丈夫遮挡风雨，屏蔽社会的各种纷杂与烦恼，像保姆一样呵护有加。顾城给我的信，一般都是由谢烨写信封和投寄。本来就不擅梳理生活的顾城，变成了一个巨婴。正如顾城在《简历》一诗中所写：“我是一个悲哀的孩子/ 始终没有长大。”

顾工对儿媳妇一直很满意，认为她是最适合儿子的女人。但谢烨对儿子无底线的纵容，又令公公颇为头疼。悲剧就这样人人都已预见，却谁也无力拯救。

在激流岛的最后岁月，顾城的精神世界彻底崩溃了，谢烨也同样被焦灼与浑噩煎熬着。在那种境况下，两个人的所说所做，也许不能作为判定他们之间是与非的砝码，更不能由此对一个人一生盖棺定论。

也许，我们应该把更多目光投向顾城留下的大量诗歌、散文、小说、绘画，以及哲学笔记上。那是中国当代文学难以忽略的一页，其间珍藏着一个年轻人昔日的真诚与追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