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袁瑒（二等奖获得者）

如果中国人在汉代归主，《波斯王后》或许是一曲乐府；

如果中国人在唐代归主，《波斯王后》或许是一首排律；

如果中国人在元代归主，《波斯王后》或许是一出杂剧；

如果中国人在明代归主，《波斯王后》或许是一部传奇；

如果中国人在清代归主，《波斯王后》或许是一场皮黄；

一代人做一代事，请看我们这代人的《波斯王后》。

一

我对《以斯帖记》情有独钟，因为它是圣经中仅有的两本以女子名为书名的经卷之一，满足我的小女人意识。与另一本以女子名为书名的经卷《路得记》相比，该书所记载的故事中，充满“宫殿”、“王后”、“冠冕”、“筵席”、“香品”的字样，又满足了我的“小资情调”。

看得遍数多了，就有些蠢蠢欲动的意思 —《以斯帖记》情节曲折，戏剧性强，早在2000年，我就尝试着把《以斯帖记》改编为戏曲。但是这个本子，至今仍停留在起初的一场半（请看残本）。虽然信息的载体，一直锁定在戏剧，但究竟用哪一种戏剧形式，却使我游疑了两三年。虽然拥有汤显祖版或孔尚任版的《以斯帖》的梦想，始终萦绕在我的心头；自知之明让我一开始就放弃了昆曲的形式。究竟是越剧的婉约，更适合演绎这个“女子护卫男子”的故事，还是京剧的悲亢，更适合传递犹大人的亡国恨？最终我不得不放弃这个选择题，因为从用纸笔写稿演变到用键盘敲稿的这几年，让我越来越觉得，戏曲的形式，离今天的观众是越来越远了。另一个诱惑人的可能是歌剧，或许，用现代诗句的形式更容易触动当代人的视听？为此，我还曾特地把迦南诗歌和赞美之泉的歌词，用Word输入一遍，作为学习的蓝本，最终的结论是：现代诗绝非我的恩赐。另外，剧本与小说不同，小说可以独立欣赏，而剧本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演员和导演；而歌剧剧本，还要倚重作曲。太多的不可知因素，将导致剧本的不完全。于是，只有忍痛定睛在现在的形式：话剧加古诗体的歌。即便如此，还是不甘心，便有了卷首的这首小诗：

“如果中国人……”

乐府和排律，都是古诗的一种体裁，古时的诗，往往也是歌，都是可以吟唱的。杂剧，即元朝以宋金杂剧为基础的北曲，大多数是“四折一楔”的短剧。传奇，即明清的南曲，也是今天意义上的昆剧，往往是几十折的长剧，从头到尾演完要几天几夜。皮黄，便是京剧，是“花部”或地方戏的代表。从乐府到皮黄，几乎囊括了所有可以改编圣经故事的中国文艺形式。最后的这一句有点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的意味：

“一代人做一代事，请看我们这代人的《波斯王后》。”

酸溜溜之余，也有一些悲哀，会不会我们这一代人，也象汉代的人、唐代的人、元代的人、明代的人和清代的人一样，没有归主就逝去了？或是归了主，却连一曲乐府、一首排律、一出杂剧、一部传奇、一场皮黄都没有为主留下？ 

二

读《以斯帖记》，经常会被一些问题困扰。瓦实提为什么拒绝王命？亚哈随鲁王何以爱以斯帖胜于诸女，并且立她为后？末底改为什么叮嘱以斯帖隐瞒宗族，又为什么不肯向哈曼跪拜？除了神学上的解释外，我更关心的是这样一些问题：亚哈随鲁是一位什么样的王？以斯帖的婚姻是否幸福？有一次，我忍不住问一位在台湾住了二十年的传教士，“以斯帖的婚姻幸福吗？”（Was Esther happily married?）这位女传教士虽然独身，但她的回答很有智慧：“我们对那个时代了解太少，很难用现代人的理念去评判。”（We, as modern men and women, don’t know enough to comment.）所有的历史，都存在一个阐释的问题；每一代人的阐释，受时代的影响，各有不同。

为了写《波斯王后》，也尽我所能，读了一些解经书。不论在纽西兰，还是在大陆，解经书都不容易找到。除了海天书楼的启导本圣经，国际圣经协会的灵修版圣经外，我看到的还有香港邓建良弟兄邮寄给我的杨东川牧师的《圣战之女 — 以斯帖记注释》，网上下载的卢俊义牧师的《以斯帖记的信息》和丹尼斯-莫克的《以斯帖记研经课程》，及海外基督教书店买到的亨利马太的《以斯帖记释义》（张之宜牧师翻译）。此外，一位江苏的弟兄还扫描了他珍贵的委办版文理本圣经的《以士帖纪》，用电子邮件的形式发给了我。有关以斯帖的文艺作品，我看到一出被多个网站转载的六幕通俗历史剧《以斯帖》，和一首以斯帖外文诗剧的翻译片段。英文原著，只读了一本Mark Olsen的“One Night with the King”, 为同名电影的小说原作。此外还看了Rattaele Mertes导演、Louise Lombard主演的电影《Esther》。等写完了全剧，才在教会大堂图书馆找到一本Charles Swindoll 的Great Lives from God’s Word 系列中的第二本Esther: A Woman of Strength and Dignity. 夹叙夹议，非常生活化。有人说：电影是遗憾的艺术；写小说剧本也是遗憾的艺术，因为你即看不完前人的作品，也看不到后人的作品。

诸家的著作，让我看到《以斯帖记》之于基督徒，就象《石头记》之于中国人，以斯帖之于基督徒，就象林黛玉之于中国人，每个人心里都有一幅不一样的图像。改编《以斯帖记》，无疑就是挑战每个读者心里的那个以斯帖。如果别人笔下的以斯帖说服了我，似乎我应该封笔放弃这个题材；然而，我写以斯帖的意念却越来越强烈了。诸家的论述中，最打动我的是陈秀如姊妹为卢俊义牧师的讲稿所作的序中的两个标题：“没有声音的以斯帖”和“不说胜过说的以斯帖”。正如陈姊妹所注意到的，圣经中的以斯帖“个性不鲜明，感情是隐晦的，她谨慎言辞，意见也不多”。我和陈姊妹一样，相信圣经除了蕴含神学的信息外，也是“文学的记载”。一个作家的职分便是挖掘圣经中的“藏笔”，用文艺的形式揭示、还原以斯帖的原型。

三

一般都认为《以斯帖记》是喜剧，从犹太人欢庆普珥节的喜乐气氛中更可得出这样的印象。而我的感受则是，以斯帖是这出喜剧中的一个悲剧人物。犹太人和中国人有很多相似之处，犹大人的亡国之痛特别能够引起我的共鸣。对于神的选民以色列人来说，亡国更有一层特殊的沉痛意义。以亡国奴的身份生活在异乡，已经是足以令人气短的事实，加上父母双亡，除了一个希伯来的名字外，以斯帖一无所有。没有人知道以斯帖为什么留在书珊，即使她向往耶路撒冷，又能如何呢？在一个男子以“感谢神，你没有把我造成一个女人”为祷词的民族里，她没有什么发言权。

中文神经说：“以斯帖也送入王宫”。英文圣经说：“Esther also was taken to the king’s palace.” 我不相信以斯帖，甚至末底改，主动选择进宫。在那个年代，强抢、胁迫、威逼，都算不了什么。同样的，她没有什么选择，惟有沉默。

电影Esther和小说One Night with the King 都花了很多笔墨渲染以斯帖和波斯王的第一夜，而我却宁愿用暗场把这段情节隐藏起来。虽然让读者和观众失望，但说实在的，除了“王的心在耶和华手中，好像陇沟的水，随意流转”这句箴言外，任何对以斯帖得宠的解释，都是画蛇添足。

接下去的悲剧，就是以斯帖成为波斯王后的刹那。一个真以色列人，是决不会和外邦人通婚的，即使是作外邦大国的王后。而亚哈随鲁王，不论是从圣经的记载还是史书的记载来看，都象是一位好大喜功、喜怒无常的莽夫。以斯帖得了波斯王后的位分，却失去了以色列童女的身份；在世界看来，她拥有了一切，在她自己看来，她连自己的希伯来名字也无法保留。圣经中的记载，以斯帖仍然没有说话，年复一年地在深宫中咀嚼着自己的痛苦。

族权、皇权、夫权，似乎以斯帖只能这样沉默下去了。然而，神单单选召她起来说话。

这使我联想起很多中国历史上的女性，在妇德妇言的年代，她们不太有说话的机会，但有些人，在关键的时刻一鸣惊人：一句话，两句话，救了一个人、一个家庭、甚至整个民族。而同时代的男子，到了该说话的时候，却没有说，或不知说什么好。把此剧送给我那两个以旧约第一个女子和新约第一个女子命名的女儿，也是对所有生活在2500年后的现代女性的挑战 — 我们当如何珍惜各自的“王后位分”。也许你会说：“我们都不是王后。”我们固然不是王后，但我们也从来不必为了“奉诏而不觐见”担心被废（休妻），也未因“不奉诏而觐见”担心被杀。谁能说，我们今天的位分，不如以斯帖时代的王后？但愿在这个“言论自由，男女平权”的世代里，我们即不漠视、亦不滥用说话的权柄，说出当说的话，发出和这个世界不一样的声音。但愿在这个悖逆的世代，在认为“宗教是女人和小孩的安慰剂”的沙文主义面前，我们都能象以斯帖那样，展示一个敬虔女子的力量。

悲剧的高潮，可说是在以斯帖揭发了哈曼的阴谋，拯救了整个民族的时刻。那是犹大人转败为胜的一刻，也是以斯帖的生命回光返照的一刻。她仿佛预见自己的历史使命已经完结，神的计划已在她身上成就，她也清楚地知道，自己即使成了以色列最伟大的民族英雄，也不如那位诞育“以马内利”婴孩的童女有福。她的内心，是更愿意被称作哈大沙。我们看到，以斯帖的名字固然可以命名圣经的一卷书，但她的名字却永远不能进入弥赛亚的家谱，甚至连一个普通犹太人的家谱都进入不了，这，或许是她一生最大的悲剧。这也是我最终没有以她的波斯名字为剧名的原因。以斯帖泉下有知，不知是否认同我的解读。

这就是我心中的以斯帖像：自卑、顺服、沉静、忍耐，外柔内刚，娇小的身躯内隐藏着惊人的勇气和智慧，而一切的特质和美德，皆出于她的敬虔。这样的结语或起点，并不新颖，难处在于，如何将意念转换成文字，艺术性的文字；在剧本中，即对白。

四

写《无名的麦种》的时候，我寻求一种特殊的语言风格；写《波斯王后》，我仍在寻求。虽然廿一世纪的今天，我们有很多更适合现代华人理解的新译本；若说将“古今中外”兼顾得浑然一体，似乎还没有一个译本能超过1919年完稿的国语和合本的成就。“古”指历史性，“今”指通俗性，“中”指中国性，“外”指犹太性。把犹太人的历史，说给今天的中国人听 — 这就是我面临的难题。幸好，和合本圣经给我提供了一种可借鉴的模式。

除了用古白话的优美简约，来表现古老的犹太文化，我特意穿插了一些唱词和三首译成古体诗的《诗篇》。第一场的诗篇第150篇和第四场的诗篇第137篇较接近《诗经》中的四言诗，第二场的诗篇第23篇则仿效古乐府的五言诗，而大部分唱词，借用的是七言诗的格局。意犹未尽，我又给每一场起了一个类似昆曲折子戏的场名，都是一个动词联一个名词，带一些对仗的意思。

如前所述，犹太文化和中国文化有很多相似之处，允许我借用历代亡国诗的表达方式，来渲染这段“被掳期”的历史。三首古体诗式的诗篇中，我最偏爱第137篇，无论是 “故国”、“余民”、“涓涓河渠”、“齿如编贝”的语词，起承转合的结构，押韵变韵的格式，还是兴亡的感叹，和忠贞的气节，都非常中国，非常古典。不过，中国诗歌中敬畏神的诗词很少，这是我寻求语词时伤脑筋的地方。而且，音译成中文的希伯来名词如“耶路撒冷”、“亚哈随鲁”、

“耶和华以勒”比一般中国名词长，既不便缩写，也很难嵌入对字数和平仄有严格规定的五言诗和七言诗中去。演绎圣经故事，究竟可以中国化到什么程度？可不可以用“酒池肉林”这样的典故？— 仍在探索中。

写《波》剧的对话，感觉象在编织一幅波斯地毯。为了突出以斯帖是这个喜剧故事中的悲剧人物，我刻意把剧中的对白交织成悲中带喜，喜中带悲。一般而言，唱词是诗，对白是散文，不受格律的限制，但我尝试在《波》剧的对白中，加入格律式的节奏。如第一场中以斯帖和末底改妹接口背诵王旨，第四场中两个便雅悯人和两个犹大人的群起攻诘，第五场中智慧人和哈曼十子的应答，都是几何图案式的喜剧对话。第一场中“三句话”那一段，第四场中宫女猜测以斯帖的心事则是悲喜对比的对话。第三场中众人下场时对末底改的奚落，第五场中哈曼众亲友对哈曼的奉承，借用了戏曲对白的程式。闭上眼睛，我可以直接想见架子花脸扮的哈曼、泼辣旦扮的细利斯、文丑扮的智慧人和小花脸扮的家人用京白、韵白和苏白一问一答的场景。第四场中众宫女猜测宫外哭声的对话，更是借用了<听琴><琴心><琴挑>[ <听琴>是《卓文君》或《当垆艳》一剧中的一折，<琴心>是《西厢记》一剧中的一折，<琴挑>是《玉簪记》中的一折，都有女主角咏喻琴声的唱词。]之类曲目中的套语：

“莫不是疏潇潇曲槛中，莫不是牙尺剪刀声相送，莫不是漏声长滴响壶铜……”[ 王实甫《西厢记》中的唱词。] 

而第二场中希该和沙甲的数字游戏，甲乙宫女数算诸神，和第三场中智慧人数算万族的那几段，对演员口齿的要求很高，相当于《十道本》中的奏本，《四进士》中的辩词，或《法门寺》中的读状。戏曲表演历来强调“千斤念白四两唱”，若改编成京剧，这几处应该是演员“要彩”[ 京剧的行话，指剧中对演员技艺要求较高的精彩之处，一般演到此处，观众都会喝彩；演员的表演达标，就是“要彩”。]的地方了。种种种种，都是我内心深处的“戏曲情结”在不甘心。

此外，有些唱词和诗篇的排版，我也试着打破常规，意在造成视觉上的特别印象。不过，这些都是细节上的技术调整。在写作过程中，神所启示我的，远比这些深刻。

五

为了增加《波斯王后》的历史感，我把《以斯拉记》和《尼希米记》的内容穿插到剧情中。《波》剧的创作期，也是我在家庭小组和整个教会中的事奉增加的时候，神于是让我看见灵命成长的传承性：耶和华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和约瑟的神。当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和约瑟等族长“日子满足，归到他们列祖那里”后，就要有摩西、约书亚等士师起来，继续求告耶和华的名；等摩西、约书亚“日子满足”后，就要有大卫、所罗门等君王起来，继续求告耶和华的名；等大卫、所罗门“日子满足”后，就要有以利亚、以利沙等先知起来，继续求告耶和华的名。同样的，在末底改和以斯帖的眼里，以西结和但以理是伟大的先知，但是到了犹大族危亡的那一天，他们忽然发现，早已没有先知可依靠，拯救全族的责任便落在自己这代人的肩上；在以斯拉和尼希米的眼里，末底改和以斯帖是民族的英雄，但是到了回归圣城的那一天，他们发现英雄也会“日子满足”，复兴余民的责任已落在他们这代人的肩上。唯一可以仰望、依靠的，还是那昔在、今在、永在的神。神使用一个一个人，也使用一代一代人。一代人做一代事，每一代人都要做的一件事，就是：起来、传承信仰的棒子。末底改接住了，以斯帖接住了，以斯拉接住了，尼希米接住了，试问，你我接住了没有？吴勇长老曾对属灵晚辈们说：你们这一辈人，一定要比我们这一辈人更敬虔，方能得胜，因为你们生活的这个世代，要比我们生活的这个世代更堕落。试问，你我是否比吴勇长老更敬虔？

末底改对以斯帖说的那句话：“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 我们都耳熟能详。英文圣经中“王后的位分”一词，译作“royal position”，即“王室成员”，这样弟兄也不能推托说这句话是对姐妹们说的，姐妹也不能推托说这句话是对王后们说的，因为每个信徒都是万王之王的儿女，都是“王室成员”，都是“君尊的祭司”，你我当如何回应，才不辱没了这个尊贵的位分？

《波》剧初成，我曾在家庭小组中分享。有弟兄建议改编成通俗剧，在圣诞节上演。我想了又想，没有接受这个建议，我们不缺通俗的圣诞剧，也不缺福音单张，缺的是可以被称作“文学”的作品，和可以进入文学史的作家。说实在的，每当这种时刻，我心里都会升起一些悲哀。在西方国家里，很长一段时间，教堂往往是最好的建筑，神学院往往是最好的学校，赞美诗往往是最好的音乐，灵修作品往往是最好的文学，神职人员往往是最好的人才。而在华人社会，我们基督徒的团体离“最好”还差得太远。所以我们降格以求已经降了太久，以致于降低的水准已经成了我们衡量的标准。或许这样的话，会刺伤很多的人，然而，首先刺伤的，却是我自己 —— 难道我们的主不配拥有最好的吗？所以我以专业作家的水准来要求自己的剧本，我也期望有专业水准的导演、演员、舞美和作曲来配搭。如果这些配搭的人群不是主内的信徒，如果我们没有圣灵在我们心里的共鸣，我们如何表达两千五百年前，那群犹大人的悲欢离合？所以我宁可等待，即使这个剧本一直到主再来前仍不能演出，我也甘愿保留它作为剧本的那份完美。有一位解说《启示录》的牧长说，在天国的宝座前，圣徒所作的唯一一件事，就是敬拜赞美神。我所求的，不过是到了新天新地的时候，当西人弟兄姐妹在宝座前上演《失乐园》、《弥赛亚》这样的经典歌剧时，我们华语基督徒不至于连一部可以献演的曲目都没有。我们已经有了张晓风的《第三害》、《和氏璧》、《自烹》，或许可以加上这部《波斯王后》…… 然而，我们离“最好”还有多远？什么时候，让我们的神也奢侈一下，拥有几部能留存后世的华语名著、若干能进入文学史的华语作家。

主后二零零五年岁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