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我的武汉前同事A因新冠肺炎住院第22天。

22天前的2月8日，和所有有手机的国人一样，我睡醒后第一件事就是拿起手机查看疫情。忽然，朋友圈一则求助信息跃入眼帘：

自疫情爆发，此类求助信息屡见不鲜，但这则求助尤令我震动，因为求助者是我的前同事！

求助文字下配着患者戴口罩躺在病床的照片，真实而刺目。

多天来，疫情生发的各种生死悲剧每每痛击心扉，但这些悲剧都发生在陌生人身上，如今病毒的无情侵袭和求治无门的无助，由熟人真切呈现，格外令人愕然、沉痛，随之又无奈。

几小时后，另外一位武汉前同事K告知我，A是名人，大家都关注他的求助，在媒体和集团的过问下，住进了郊区医院。

彼时新闻说，武汉正在进行大会战，一万多名公务人员下沉到各个街区摸排，确保每一个病人都能够被安置。

没想到武汉肺炎病人住院还是如此之难。

说到这些话题，平时谨言慎行的K流露出愤懑和哀伤。

说是同事，其实我和A分属央企不同的公司，我在南方，他在武汉。

身为受党教育多年的领导干部，他拥政爱国，几年前退休后，开始了颐养天年、岁月静好的生活。

在武汉这个大城市，央企这份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退休金，保证了他的退休生活舒适愉快。

然而，疫情令这一切停摆了。

一个移民欧洲的朋友对我说，他的一个欧洲朋友认为，这次疫情如果发生在欧洲，早就乱了套。他高度认可中国的举措。

外国人不怪咱输出病毒反夸抗疫有方，自然是好事，但是我染病的武汉同事，靠关系才住进医院，也是事实。

我征求K的意见，可否把他向我诉苦的话转给欧洲朋友，让他们听听一个武汉人的真实心声。

K拒绝了，原因是：怕被人利用。

我意识到，我们岂是这次疫情才开始戴口罩，多少年来，我们一直主动、被动的戴着无形的口罩，以防止自己多说话、说错话。

早在今年1月4日，香港就宣布对新型肺炎启动“严重”应变级别，当大多数内地人对该病毒一无所知时，香港友人就提醒我注意防范，我当即在所在的微信群、朋友圈做了疫情提示。

数天后，我意识到应该提醒A等几位久未联系的武汉前同事。

久未联系，是因我和A很多价值观不同，几年前想拉他进信息多元的微信群拓展视野，他拒绝，鉴于此，前年我换微信后便未加他。

未料这次联系上才几天，便听闻他染病。

我有些自责：如果我早点加他微信提醒防范，也许他能避免此疫……

童大焕在《你的信息管道决定你的命运》中说：

A的病情慢慢向好，我略感心安。

犹记得，他曾对我说：现在各种资讯繁杂，真伪难辨，很多事情我都相信你是对的。

因了这份信任，我也该为他做点什么。

作为一个写作者，我能做的最好的事，也许就是以公民的责任感和作者的使命，记录下他们的病和痛，为历史长河留下民间阵痛的涟漪。

经A同意我写了有关他生病求助的文章，他看后肯定了我写的都是事实，但希望我能加些正能量，比如：

原以为，一个无辜染病之人也许会心生怨念，没想到病床上的A，竟说出如此有大爱的话。

我正在回味A的话，手机收到K发来的文章，内容是新冠病毒的源头肯定在美国。

K的朋友圈转的大多是反美文章。我问他为何如此恨美国，他回答：

我提醒K：无良媒体没有经得起推敲的证据和逻辑，就任意设置假想敌，是误导受众。我们的身体有幸没感染病毒，精神不能被灌输病毒。

A、K和我，年龄、阅历、思维方式不同，我愿意站在他们的角度去理解他们的观点。我担心的是，如果信息渠道继续单一，思维方式继续僵化，如果再降灾害，能躲得过吗？

作为观点不同但尚能互相信任的前同事，我衷心祝愿A早日康复，也祝愿K和所有被疫情所困的人早日走出封城之苦。

希望童大焕先生这段话对他们有所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