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八年，出生在中國的我剛滿两歲，遙遠的歐洲有一個叫奧威爾的人寫了一本名為《一九八四》的書，非常湊巧，我第一次讀到這本書的那年，恰好是一九八四年。其時我年届四十，剛離開中國大陸數年，這本反烏托邦小說里描述的大洋國，早已在現實生活中存在，并在人們的生命中留下過非常殘酷的陰影，我當時感到十分震驚，為甚麼奧威爾在幾十年前作出的預言會如此精準？！

  不同文化背景与生活經歷甚至是不同時代的人，都對奥威爾的書感興趣，幾十年來《一九八四》均在世界暢銷書排行榜的前列。奧威爾透露過自己寫這本書的初衷，盡管他不相信極權主義達到頂峰的可怕社會必定降臨，但是他相信某些与其相似的事情可能會發生，而且極權主義思想已經在許多地方的人們心中扎下了根。奥威爾試圖從這些極權主義思想出發，通過邏輯推理，引伸出其發展下去的必然結果。人類現代歷史證明，一切都為奥威爾不幸而言中，所以他筆下的「老大哥」，現實中的極權主義者，一直在禁止治下的子民接觸這本書，原因是作者很清楚地告訴每一個世人，若果失去個人自主，思想不自由，就會生不如死。即使有物質與感官的所謂滿足，若果精神缺乏獨立，失去自由，這樣的人生也是殘缺不全以及不幸福美滿的。

  身為一個作家，奥威爾并不諱言他寫作的真正動機，除了純粹的個人主義、美學熱忱与歷史責任感，還有政治目的。他所指的是「最廣義的政治，期望推動世界向某個確定的方向發展，期望轉變他人的觀念，讓他們認識到應該為何種社會奮鬥」。奥威爾說，「有人認為藝術不應為政治服務，這種觀點本身就代表一種政治立場」。

  由此我聯想起這些年常常有人標榜「不談政治，只談藝術」，主張搞「純藝術」。其實這也不是甚麼新主張，許多年前就有「象牙之塔」，里面躲着一班「為藝術而藝術」之人，其時曾被斥責為脫離社會現實与勞苦大眾。而當年民間也流行「莫談國事」，平民百姓為免言論觸犯統治者忌諱，禍從口出，即使是去茶館品茗，也只談風月，不講政治。

  以前的「為藝術而藝術」或許是有閑階級的玩物喪志，但在二十一世紀今天的「不談政治，只談藝術」，試圖籍以安身立命的就不是甚麼「象牙之塔」，而是蛆蟲滋生的醬缸了。

  現代化社會人人平等，人權高於一切，言論与思想自由至上，個人價值及權利与統治者等同，公民理念早已取代蟻民奴才心態，對社會的不公不義，為政者的無能或是過失，人人均可出言抗爭，一些不同甚至對立的觀點均可存在与發表。在今天這個世界，如果還有人主張平民百姓「莫談國事」，只談風月，不講政治，就形同一種對個人權利的自動放棄，懦怯的逃避，對不公不義的视若無睹，對罪錯邪惡的降服与容忍。這正是極權主義者想要的結果，當人受到高壓的控制而產生恐懼，就會自我約束限縮個人思想言論和行為，甚至人性扭曲，不承認也不維護自己與生俱來的權利，反過來追隨與贊颂那些剝奪了這些基本人權的人，指責維護自己權利的人。

  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身在民主社會的人，也有拒絕言論自由甚至試圖影響他人也「莫談國事」的。在華人圈子里，不僅是華文電視臺電臺和報紙有此迹像，社團活動甚至教會莫不如是，有時外出用餐，食肆墙壁上廚師推介的今日菜單，軟殼蟹同南島小龍蝦的旁邊，彷彿也貼着一張「莫談國事」的告示。

  有些「不講政治」和「莫談國事」論者，倒不一定個個居心叵測，反而大多出自善意，他們「不講」和「莫談」的理由是擔心惹上麻煩，招致禍害，至於在紐西蘭究竟會有什麼麻煩或禍害，誰也沒說清楚，很可能內心所顧慮害怕的大多是來自地球的另一端。

  你可以說這是無形之手的延伸，但我始終認為奥威尓說得對，這就是極權主義思想在某些人心中扎下了根。

  深深的恐懼，導致我們失卻了愛憎分明，辨別是非，抹掉了人性中最偉大也是最寶貴的愛，失去了對弱勢与他人蒙難受苦的同情，不再對正義與真理的追求。我們變得自私了，冷漠了，膽怯了，麻木了，盲目了……沒有人意識到這可能變成一種從高貴到低賤的精神墮落。

  我喜歡藝術和文學，一生不熱衷也遠離政治，更不愛談國事，不過生活在一個有問題的大時代，有時候總會接觸一些問題，社會的、國際的、娛樂的甚至科學的等等，不管面對甚麼問題，我的態度是對政治保持遙遠的關注，既不「莫談國事」，也不「只談國事」。

  自己感到有話要說就說，但必須是真話，是心之所想，有感而發﹔無話可說就收聲，決不沒話找話，口不對心說假話，或者說那些「奥威爾式的胡言亂語」。

  奥威爾的書總是在提醒人們，每一個人都活在政治里，無人可置身其外，之所以講政治，不是為了尋釁滋事，挖歷史創疤，破壞和諧，而是為了捍衛我們与生俱來的權利不受侵犯与剝奪，當這種神聖的權利一點一點受到侵蝕，我們就無法真正享有平靜安定而幸福的生活。即使在紐西蘭亦然，盡管沒有「老大哥」盯著我們，但我們必須盯着那些掌權的政客，不僅聽他們說甚麼，還要看他們做了些甚麼。

  這個「國事」還是要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