猶太作家杜肯的自傳中譯本在臺灣出版了，杜肯在書中記寫了自己与母親在柏林躲避納粹捕殺的經歷。二戰中猶太人的慘劇已成為歷史，而且是八十年前的歷史，成為一段最不堪回首的黑暗記憶。為甚麽迄今還不斷被提及，被懷想，被檢討呢？

  譯者在該書序言中指出：「英兒‧杜肯這本重要的自傳再一次提醒我們：黑暗歷史的記憶不只是教育、法學、歷史學、國際政治等專業領域的關注，更不是教科書上可以簡單帶過的段落而已。

  這本自傳出版，可以幫助讀者在有生命溫度與歷史深度的場景中反思過去民粹主義與簡化的愛國主義的謬誤，和所帶來的悲劇；也期許這樣的深度閱讀，能激發我們持續探索黑暗記憶潛藏的創新與療癒的力量。」

  德國人用「与記憶搏鬥」一詞，來形容如何面對歷史罪責与創痛。歷史記憶不僅要靠檔案或物件保存，更要源自每個人日常生活中掙扎与矛盾的自省反思。只有「与記憶搏鬥」，才能記住歷史，汲取教訓，不再讓悲劇重演。

  「与記憶搏鬥」一詞使人聯想到當下的「集體失憶」或「選擇性失憶」。對於現代史上一些重大歷史事件，有的距今甚至還不到三、五十年，親歷者還大有人在，却對黑暗記憶片言隻字不提，禁絕相關的文字与聲音，只當作甚麼事也未曾發生，似乎只要長此以往如法泡制，就可以成功地把一段不光彩的歷史，鮮血淋漓的歷史，從人們的記憶中淡化甚至抹掉。

  胡適說過﹕「人所做的惡事，即使是在他身後還存在的。」凡犯下的罪錯惡事，必淡化不了，也無法抹掉。

  當下不少人對歷史事件懵然無知，或者誤信經過篡改偽造的「歷史」就是真相，因為生活的改善，物質享受的增加，就可以「向前看」，不再糾纏歷史。我們對歷史的記憶被剝奪了，只輕描淡寫一句「對政治沒有興趣」，就撇掉了自己本應肩負的道義責任，即使國家罪錯造成千萬個生命無端慘死，也就可以視若無睹，麻木不仁。  

  很多人并沒有意識到，歷史上許多惡事屬於掌權者犯下的「國家罪錯」，所謂「國家罪錯」就是國家領導人以自己掌握的國家機器戕害國家公民。國家領導人及其繼承者包括歷屆政府，都要對以前領導人以及政府犯下的「國家罪錯」承擔責任，而不是把罪錯推在某一個人或某集團身上就算作了結。

  二零零二年，紐西蘭總理海倫‧克拉克代表政府就徵收「人頭稅」一事正式向華人作出道歉，這是一個國家對公民的政治道歉，世界上不少國家都曾向自己的國民作過這種政治道歉。「人頭稅」法令乃一八九六年的紐西蘭總理理查‧司頓任內所頒佈執行，海倫‧克拉克政府應該為一百零六年前的政府的錯誤政策承擔責任嗎？

  答案是肯定的，作為一個國家延續的合法統治者，當然應該對以前政府犯下的國家罪錯承擔責任并且糾偏改正。

  當年繳交「人頭稅」華人後裔以及「紐西蘭華僑聯合會」為討回歷史公道作了很多努力，總理的道歉令華人感動萬分，熱淚盈眶，覺得自己社會地位得到認同与提高。

  奇怪的是，向洋人討回公道，我們是一個比一個鬥志昂揚，理直氣壯，而對於在自己國家曾經發生的這麼多國家罪錯，却沒有人敢吱聲，不但不敢討回公道，一些受害者甚至表示自己遭過的罪是「母親打兒子」，反過來為施害者說好話。另一些不明就理者還把偽史當真相，煞有介事當起「專門騙大家」的「專家」，而一些人更指斥那些堅持求索歷史真相与公義的同胞是斤斤計較「個人恩怨」不講「民族大義」，實是大謬不然。

  我們珍惜自己的生命，以自己的家庭為重并沒有錯，但我們必須懂得別人的生命同樣是珍貴的，別的家庭也是重要的，想一想假若你的孩子因為争取民主自由血灑街頭，你的親友因言獲罪，突然「被消失」，你情何以堪。沒有人權与自由，生命里看不到真理与正義，如何「向前看」？！

  二十八年前，曾有一位憂國憂民的大學生，因尋求与政府對話遲遲未果，在京華憤而絕食絕水，血寫遺書：「請把你的手撫在你的心上，問一問你的良心。我們絕食倒底是為了甚麼？民主自由須要我們用這些年輕的生命去換取，難道這就是中華民族的自豪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