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宪问》中有“子路问成人”的一段记载。

    这位很有个性的学生问他的老师：怎样做才算是个十全十美的人？“成人”就是完人的意思。他的老师举出四位各有优长的鲁国人作为楷模告诉子路：一个“成人”应该在德、智、勇，礼乐、才艺上无所不备。然而老师也知道，这是一个求全责备的理想化的要求。所以，孔子紧接着又说：“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久要不忘生平之言，亦可以为成人矣。”一是见到利就应该想到义；二是看到危难要肯于献出生命；三是既便处于困窘的境地，也不能忘记平生的诺言。起码做到这三条，就可以算做完人。在孔子看来，这已经是降格要求了。在人生行旅中，一个人能时刻不忘、付诸实践，做到先师的上述要求又谈何容易？就以“久要不忘生平之言”来说，就已经是很不易的了，“久要”者，长期处于困窘的境地。“要”同“约”，穷困的意思。

    古往今来，无论是伟大的人物，或是芸芸众生，谁没有年轻时所立下过的诺言？这诺言，或称“誓言”，岂不就是孔子所说的“生平之言”？然而，在顺逆相交的人生航程中，是否每一个人都能永远点亮那盏心中的灯！特别在狂风暴雨、激流险阻袭击而来、险情横生、持续不断的时候，你是否还能牢记“久要不忘生平之言”，并具有与磨练你心中那把永不生锈、披荆斩棘的宝剑！由此我们可以深思，我们可以印证，传统儒家文化精神的可贵之处，就在于它永远提升人的精神向上性。中国历史上那些杰出的执着地坚持理想、既便陷入现实与心灵困境也丝毫不退却的仁人志士，用他们大写的“人”的可歌可泣的历史篇章，正是实现了儒家所倡导的这种精神。以不带偏见的历史眼光，我缅怀于历史长河之中，浮想连翩，突然想到了我非常崇敬的三位历史人物-----屈原、杜甫、辛弃疾。

    如果认真读一下屈原的长诗《离骚》，不能不震撼你的心灵，不能不被这位伟大的悲剧人生的心路历程所感动。特别是他那从“自我走向社会”的忧患意识、持守“以道自任”，辅佐君王改造弊端，实现国家“美政”坦途的的宏伟志向，在长诗中，都有充分的表现。“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导夫先路”，“岂余身之惮殃兮，恐皇舆之败绩”，这些诗句，正是诗人“生平之言”的心灵呐喊和追求人格圆满的表白。然而，君王的昏庸，小人的包围，内困外患的形势，使诗人陷入想象不到的困境。但是，诗人那“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心声，甚至当他走向人生绝境时，也没有动摇自己的“生平之言”，并以死抗争；完成了他那忠、怨、去、死，追求生命圣洁与生命永恒的殉道者的悲剧。在我看来，屈原留给历史的精神遗产，不是他的“忠君”，也不是他为之奋斗一生的所谓“美政，而是他人格完善的持守和在人生逆境中，“九死其犹未悔”的绝不放弃“生平之言”的可敬的精神。

    唐代大诗人杜甫，出身于“奉儒守官”的典型士大夫家庭，始终恪守儒家的理想政治。他的“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诗句不折不扣的成为他为之献身的“生平之言”，然而盛唐时代的开始下滑，诗人遭际的不幸，诗人对现实清醒地认知，使他年轻时代所具有的“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豪情，转化为内心涌动出来的“沉郁顿挫”的感愤与悲情。杜甫晚年寓居夔州时，写下一首被后人称之为“七言律诗之冠”的《登高》，诗云：“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稍后又在诗人生命终极前，路经洞庭，写下了意境恢宏，感慨尤深的五律《登岳阳楼》，诗曰：“昔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在杜甫晚年这些诗作中，写他登高眺望，登高所感。“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从景物描写来说，非常符合夔州的秋天特征：仰望，可见无边无际萧萧落叶的秋林，俯视，便见奔流不息、滚滚而来的长江流水。字里行间传达出来的是诗人对时光逝去、壮志难酬的悲怆之感。这宇宙生命的动感描写，流淌着诗人热爱生命，不能施展个人抱负的血与热泪。而《登岳阳楼》一诗，又哪里是“喜初登也”？虽然这是诗人第一次登楼，但是，久闻洞庭名胜，今日始来登楼的那种喜悦，全然融解在诗人对自己人生历程和现实的感愤之中。尾联中“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就充分从个人的不幸生存命运的感发中，直起转化为对国事命运的关怀。诗人老泪纵横，充塞胸臆的是国事衰微、扭转乾坤不易的感愤。所以，杜甫写山水，从来不是仅仅流连山水风光，而是在山水描绘中给读者敞开了一个诗人的内心世界，这中间何尝没有蕴涵着“生平之言”不得实现的遗恨和忧伤！

    南宋豪放词大家辛弃疾，少年时代就在其家乡山东济南参加了抗金起义，失败后，渡江南去，在南宋朝廷作官。一直把收复中原当作自身的生平之志。然而由于朝廷的猜忌、不重用，最终他也只能空怀恢复中原的宏愿，抑郁而死。词人辛弃疾那份“久不忘生平之言”的情思：“西北望长安，可怜无数山”、“算平戎万里，功名本是真儒事，君知否”、“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江南游子，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无人会，登临意”，这些诗句总是迸发出诗人心灵深处无法解脱，无法忘怀的苦恋期待、热血奉献、和献身不得的悲情与愤懑。

    古代仁人志士“生平之言”不得实现的事实，证明了这不是纯粹的个人悲剧，而是历史的、儒家文化精神的悲剧。儒家思想强调道德的力量，看重道德修身的重要性，这种观念无疑至今也具有其不变的合理性。但是，我们如果从大量的历史事实，比如象屈原、象杜甫他们的生命实践中，我们不难发现：他们所陷入的理想不得实现的困局，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的道德理想太高，与现实差距太大，是一种痛苦的孤独。他们一厢情愿地想把道德直接转化为政治；他们尚无条件懂得以道德只能游说君主，抨击昏君，而无法彻底干预政治。但儒家文化根本的缺陷之一，在很大程度上只是相信道德的力量；而儒家文化的另一极端，又是极力维护不可更改的、以“君臣关系”为主体的人际伦常关系，这又给既便如何高扬道德的旗帜，也显得道德的无能为力创造了条件。所以，那些从心灵深处对儒家的文化理想怀着虔诚信念的古代士人，留给自己的只能是追求生命的圣洁与生命的永恒，成为历史上殉道者的悲剧。

    反思历史文化，从中寻找、爬梳到可以一脉相承并发扬广大的精神是可贵的，这就是文化传统。剔除其糟粕，再来反观儒家所提倡的“久要不忘生平之言”，鼓励人的生命意志积极向上的警句格言，在今天可能实现个体自我价值的时代空间里，它依然可以作为人们实现理想的精神支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