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我8岁那年，爸爸和妈妈离婚了。爸爸把我送到上海爷爷家，让爷爷奶奶照看我和弟弟。第二年有一天爸爸突然从东北来到上海。他牵着我的手，我们默默地走在南京路上。我抬起头，看到霓虹灯的光射到父亲瘦削的脸上。他高度近视的眼镜后面，好像少了一些忧郁,多了一点期待。当时《上甘岭》电影红遍全国，“一条大河”的歌声响遍大江南北，老师和同学都知道这部电影和我的爸爸有关，他们开始为我惊异并投来注意的目光。我深深舒了口气，说话的胆子有些大了，也敢在作文里写下我最想说的话。现在回忆起来，我好像二、三次在作文里写过“我的爸爸”。

爸爸出生在上海，16岁参加革命，17岁入了党。解放后一生从事电影、戏剧的创作事业。除去“文革”的十年，他用19年时间写了12部剧本，有11部拍成了电影，被称为“电影剧作家”。

我崇拜爸爸，他在我心里非常高大。我们就这样手牵手地并排走着，身后跟着一长一短两个身影。爸爸平时很忙，我很少能听到他讲点什么，他越不说话我越爱他。爸妈的长年争吵使我变得极为敏感、自卑、胆怯。夜幕下我觉得爸爸好像要对我说什么可又一直没说，我等待着他的犹豫，觉察到他的一丝不安。我懂得这么多年爸爸为妈妈很痛苦，我不会给他再添麻烦的。我已慢慢学会了咀嚼，吞咽，沉默，和谦让。

在一道街口的拐弯处，爸爸停下来俯身看着我。他轻轻说，今天晚上你会见到一位妈妈，是一位新的妈妈。你见了她愿意叫她一声“妈妈”吗？

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有一个新妈妈，也不知道这个妈妈和我有什么关系。可是父亲从来都没求过我什么，现在不管他说什么我都会听话的。我很快点点头，跟着他走进一个狭窄的巷子，爬上一个半明不暗的楼梯，再往左拐，走进一间不十分宽敞的房间。

新妈妈迎了出来，她和旧妈妈个子差不多高，皮肤白皙，梳着大多上海女人爱烫的发型。因为紧张我没敢多看她的眼睛。

我第一感觉是她像位老师。

她的确是一位老师。是上海向明中学高中三年级的语文老师。

她微笑着看着我，我有些放松了。我看到她的眼睛。她的眼睛很美，目光柔和着，总喜欢笑着看着你。

就在这一刹时，我察觉到爸爸的暗示。

我张了张嘴，终于生硬地叫了一声：妈妈。

新妈妈听到我一声叫，开心地笑起来。她的笑声很好听，透着发自内心的欢快和文雅的节制。她笑得身子有点往后倾然后向前俯视我，拉着我的手到一个方桌子前，桌上放着一盘刚洗过的苹果。

我回头看看爸爸。他好像刚松了口气，用平静的目光注视我。我认为他在感谢我，我为此感到得意。从此我知道了我生活中多了一个继母。

那天晚上我被安排睡在爸爸和继母的中间。我很不习惯，既不敢出大气也不敢翻身。我长这么大几乎没跟爸爸睡过，更何况身边多了一位刚认识不久的新妈妈。朦胧中我努力寻找着她和妈妈的区别。亲妈妈活泼开朗，爱唱爱跳，有一副大嗓门，说话直来直去，典型的从战争中走出来的女八路作风。继母气质文雅，性格温柔，走路办事轻手轻脚，用大人的话说是“生怕踩死一个蚂蚁”。她说话轻声且慢条斯理，这真是八路军出身的妈妈没法比的。以后长大我明白了，这才是和平年代爸爸最喜欢的那种女性。

两位妈妈也有共同点：她们岁数差不多大，个子差不多高，都长得很漂亮，只是亲妈妈长得有声有色，继母长得儒雅秀气。

于是我知道了，1959年，45岁的爸爸林杉，有了一位红颜知已的朋友。这位朋友，伴他度过了最艰难的后半生。

半个多世纪过去后，爸爸和亲妈妈先后都去世了。2012年的一个夏天，我去北京看望已经86岁的继母。因我长年在外地，每次去彼此还是感到有些陌生。我们客气地寒暄着，相互打听对方的情况。我看到她在一点一点整理爸爸的遗物，包括所有的作品，报刊杂志的剪裁，爸爸生前的有意义的用品，以及几乎所有的来往信件。然后她一篇一篇分类登记造册，一个字一个字整理出长长的目录。

令我吃惊的是，她竟给爸爸生前的战友和同事发去一封封信，请他们写一点对爸爸的回忆。只要是还健在的老同志的通信方式都被她一点点打听到了。那些老同志竟真的写来一封封回信，留下了对爸爸怀念的点点滴滴。然后她又一封封登记造册，把所有的资料分类放在一个大玻璃柜里。

她在等什么？她说她有生之年只有一件事要做，就是要为爸爸出一本传记。她说这件事她一定要做好，这是她头等的最重要的一件心事。可是现在眼看自己越来越老了，她生怕有生之年完不成自己的心愿。这是她晚年唯一的烦恼。

我强烈地感受到她和爸爸的深深的感情。从我小时候第一次看到她，这种感受就一直伴随我。

闲聊中，我问她，您当年是怎样和爸爸认识的呢？

问这句话时，她一点没感到意外。我们同时感觉到了自己作为过来人的成熟。我们好像两个老朋友，又好像一个记者和一个被采访者。当然，我没有太多做女儿的感觉，但我面对的，是一位我很敬重的长辈，一位可亲的继母。

这时继母坐在靠窗的一把沙发椅上，身侧后的光勾出了她依然优雅秀气的脸的轮廓。她的皮肤还是那样白晳，只是多了些细纹和一些灰白头发。她慢慢地向我讲述几十年前的事情，她表述还是那样清晰，那样有条理：

“是你的小姑姑和我同在上海向明中学工作。那时我已经离婚了，带着两个儿子。小姑姑常到我这边说话，我们还一起出去吃饭。不久，有一天她对我说，她的大哥离婚了，问我能不能和她大哥认识一下？

“于是那天我们一起去看电影。你爸爸由你二叔陪着坐在后一排，你小姑姑和我坐在前一排。从电影院出来后你爸对我说了一句话：‘我除了有两个孩子和一堆书，其它一无所有’。这句话给我印象非常深刻。

“以后你爸爸给我看了他当时写下的日记：想念她——美而聪慧，柔而坚韧，静而敏捷，真而贤达。”

世上再没有比这更美的评价了。

现在新妈妈坐在我对面。她86岁了，可说到她当年和爸爸的相爱，仍然还有些羞涩。她不愿多说，好像觉得她那一代的感情没必要说得太多，因为这种感情只属于他们自己。

当新妈妈走进爸爸的生活后她可能才知道，爸爸除了看书写作几乎什么都不会。用家里阿姨的话说，“油瓶子倒了都不知道扶起来”。于是照顾爸爸的生活成了她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她把自己两个儿子留在上海请父母帮助照顾，只身一人来到东北照顾爸爸和他的两个孩子——我和弟弟。她用“柔而坚韧”的性格迎接生命中第一场暴风雪，顶着零下三十度的严寒进入长春电影制片厂做编辑工作。

每天清晨起来，她一定要先泡上一杯热热的清茶送到爸爸的书桌上。她烧得一手好菜，直到现在我还在向她请教做菜的学问。爸爸的牙不好，她的菜谱里总是有炒青菜。她炒的青菜又绿又嫩，爸爸很爱吃。以后我也爱炒青菜，可是火候总是把握不好。每次做一锅白米饭，她总是亲自把中间最熟最烂的部分最先乘给爸爸。爸爸外出开会，竟几次发生和别人穿错衣服的事，她就细心地在袖口缝上爸爸的名字。每天几点到几点该喝水吃药，几点到几点该烫脚睡觉，她都关照得无微不至。 

新妈妈和爸爸走到一起后又生下了一个小妹。那时爸爸的收入虽然不低，可他大部分都拿去买书了。家里要承担起前前后后五个孩子的生活费用。作为教师的新妈妈并没有多少与孩子尤其是与不是自己亲生的孩子相处的经验，于是和孩子间因为花费无可避免地出现磕碰。可能天下的继母都会面对还没长大的，不太懂事的，不成熟的孩子，都要逼着你去解决意想不到的难题。于是，这成了她与爸爸结婚后最先遇到的烦恼。

好在我们五个孩子很快都长大，我们回报她更多的感谢、理解和信任。漫溢在家庭中宽容和谅解的温馨气氛使二老得到许多安慰。

没想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爸爸一夜间竟然作为全省第一个大“叛徒”被揪了出来。

这一事实，着实把新妈妈惊呆了。

她曾对我说，她反反复复想爸爸那些作品：《上甘岭》、《党的女儿》、《刘胡兰》、《吕梁英雄》……哪一部也不像是叛徒写的呀？！她又仔仔细细回想爸爸给她讲过的历史：在革命队伍中一路走来，最后从晋西走到北京，哪一步有叛徒的影子呀？可是那个年代，谁又能对这场革命提出怀疑呢？是相信丈夫还是相信这场革命？这信与不信，成了她生命中最大的烦恼。

她再次面临人生的选择。这次选择与她两次选择丈夫可完全不同。 这次是革命与反革命的选择，是继续和叛徒生活下去还是和他一刀两断的选择。她说她犹豫过，最大的顾虑是她值不值得为爸爸继续付出。不错，她为了爸爸离开了上海，告别了她熟悉的工作，替爸爸照管两个不是自己生的孩子，还要像照顾孩子一样照顾爸爸……她作出的一切都因为她爱爸爸，没想到到头来爱上了一个“叛徒”。

烦恼变成了痛苦，痛苦促成了决心。那天爸爸从关押的“牛棚”回来，依然疲倦地坐到椅子上。她和每日一样，轻轻走过来递上一杯热水，然后找了个地方也坐下来。她好像鼓足了一生的勇气，终于开口，非常非常严肃地问爸爸：“你老老实实告诉我，你倒底是不是叛徒？你有没有出卖过同志？我也老老实实地告诉你，如果你真的出卖同志了，我不想跟你了。但是如果像你说的，你没有出卖同志，那我再苦再难也绝不抛弃你，坚决和你在一起”。

这段情节我已经听过好几次了，每次听了心里都很痛。我为爸爸心痛。我能想到那时爸爸的心情。正在挨批挨斗的爸爸回到家后还要一次次接受家人的“审问”。因为这样的问题我已经问过了。“文革”的残酷迫害使羸弱的爸爸心力交瘁，如果再离开了妻子他将怎么活呢？此时他坚定地对新妈妈说，他从来没有出卖过同志。那次是组织上在革命非常时期为了保存革命力量决定让他们履行手续出狱继续工作，不由个人负责。这段历史早在延安就向组织汇报了。“文革”中又和“61个叛徒集团”搅在了一起重新揪了出来。

如果刘保罗在，他就能给爸爸证明。

如果淅江陆军监狱党组织哪怕有一个人活下来，也能为爸爸证明。

可是没有人能站出来了。

最终，新妈妈相信了爸爸的话竟没有相信那场革命。她是冒着当“反革命家属”的危险再次选择了爸爸。以后她对我说，如果她当时离开爸爸，她下半辈子都不会得到安宁。

更苦难的日子还在后面。不久爸爸戴着“叛徒、反动学术权威和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三顶大帽子被遣送到东北一个贫穷的村子里劳动改造。那是一个靠种旱田生存的农民村，睡的是火炕，烧的是苞米杆，用摇轱辘把挑井水喝，灶上的大铁锅饭菜一锅烩。爸爸被剥夺了一切权力，包括他的工资和户口。于是我们五个孩子加上爸爸全靠继母一人的工资生活。那年冬天我去看望他们，坐了火车转汽车，汽车下来坐马车，一路的寒风颠簸把我的心都冰透了，我不知道瘦弱的爸爸和大家闺秀出身的新妈妈在那样的环境里怎样生活。

到家后我真的是深感意外。爸爸学会了从井里摇水挑水，他竟然能挑起两个大半桶水，这为家里解决了大问题。新妈妈更有本事，她不但会在灶上做饭炒菜，还学会烧炕、搂柴。她还在院子里养了鸡、鸭，就差一只猪了。房子后面是一片树林，白天她们把成群的鸡放到林子里，晚上再呼唤它们回来。有一天她非常喜欢的一只小鸭子失踪了，她心疼地在房前房后“呷呷”地寻找，最后判决是被黄鼠狼吃掉了。她们还在院子里开了块菜地，翻土撒籽，浇水上肥，真正过起了“采菊东篱下，幽然见南山”的世外桃园的生活。

作为“叛徒”，爸爸是不能和村民们一起干活的，于是爸爸不是去喂猪，就是一个人拿着个粪叉子去捡粪。新妈妈顶着烈日，忍受蚊虫叮咬，陪爸爸奔跑在无边的大草甸子里。累了一天回到家里，爸爸可以休息了，新妈妈还要烧水做饭……眼看新妈妈美丽的眼角熬出了细纹，别说周围下乡的“五.七”干部，就连爸爸自己都劝她带着孩子离开他。新妈妈总是那句话：“你不是叛徒，我不离开你”。

这是我为什么终生感激新妈妈的原因。没有她，很难说爸爸将怎样度过他的余生。没有爸爸，我和弟弟以将怎样失去一位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位亲人，一位师长，一位精神榜样。新妈妈让我相信正义，相信人性的善良，相信深沉高贵的爱情。

1976年以后，毛泽东去世了，“四人帮”被抓了，中国云开雾散了，家里充满了希望的阳光。新妈妈作为最后一批下乡干部被抽调回电影厂，爸爸作为“随军家属”一同回到长春。可长影一时没有房子，他们被安顿在一所学校的一间教室里。

全家人都认为这回爸爸的问题总该有个着落了。于是我郑重通知家里，我要申请入党啦。我很认真，因为我觉得自己终于面对一个很灿烂的前景。

有一天我突然接到新妈妈的电话，她让我到家里去一趟。还没等我走进大门，她已在学校的操场等我了。

她很严肃，静静地看着我。我感觉到有什么事要发生。她说，爸爸的问题可能有了初步结论，仍然定为“叛徒”。最近有人找爸爸参与写剧本被省里勒令停止，原定的出差计划也被取消……

我顿时傻眼了。等了整整十年没想到还是等来了这样的结果。我恐惧地意识到自己从此完了，再没有前途了。“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这响亮的口号并没有过时。巨大的失望和茫然令我一时不知所措，十几年被歧视被欺侮挨饿受冻的压抑情绪如高山瀑布般化作泪水喷涌而出。我哇哇哭出了声，把心里的委曲、哀伤，还有说也说不完的复杂的情感，通通伴着哭声倾诉给上天！

我心痛我自己，更心痛爸爸。我能想像出爸爸将怎样再次承受。

新妈妈在一边苦口婆心地劝我，我什么都没听见。不管我听不听她还是不停地说，朦胧中我只记住她反来复去一句话：从我对你爸爸的了解，根据我自己的观察，我到现在还是不相信你爸爸是叛徒。

这句话我听了无数遍了，有什么用呢？它既不能解脱爸爸，也不能给我前途。我失望地看着她——那张悲伤、无奈又很坚强的面容——那张被风吹日晒依然“美而聪慧”的面容。我立即意识到，更应该哭的，应该是她。可她没有哭，却笑着对我说，一会儿到爸爸面前，能坚强一些吗？

我明白了。新妈妈先找我谈，是让我不要在爸爸面前流露出软弱。我擦去眼泪，点点头。几十年前爸爸第一次让我叫她“妈妈”时，我也这样点头。生活中有很多行为方式是不能都按人的意愿去做的，忍受是一种大气，一种洒脱，一种态度。

我和新妈妈一同走进那间教室改成的家，见爸爸半躺在床上。他很憔悴，不安地看着我走近他。他张了张嘴，却什么话都没说出来。

我抬头看新妈妈，她此刻紧张得无法形容。在她心里，假如我在爸爸面前像刚才那样放声大哭，假如我做出任何一点不高兴的举动，都会让她觉得会要了爸爸的命。我突然想到她做这一切都是为了爸爸，她要在最关键时刻想尽一切办法减轻爸爸的精神负担。

我笑了，漫不经心地对爸爸说，爸爸你别有思想压力，管他给什么结论呢，只要给饭吃比什么都重要。幸好我没交什么“入党申请书”。您看，您那么爱这个党，可他总怀疑您是叛徒，您说怎么办呀，就得等呀，慢慢解释呀，正式的结论不是还没下来嘛 。然后我悄悄说，爸爸您不是很崇拜美国的华盛顿吗？他可不是共产党呀！一句话说得爸爸和新妈妈都笑了。

我揭开了爸爸心中的矛盾，更重要的是我把这个难解的矛盾拎出来作为笑谈。看到爸爸笑了，新妈妈感激地望着我，眼里充满了爱的柔和。一转身她出去了，说要给我做我最爱吃的红烧鱼……

新妈妈原来在上海向明中学已经是预备党员了，本来可以转正却不知为什么被扣上一个“有了老头不要党”的理由，被延长了预备期。后来又因为爸爸在反右问题上得罪了上级领导，连预备期也被取消。积极要求入党的新妈妈到底没入上这个党。为此背后妈妈几乎麻木了，剩下的只有哭笑不得。现在新妈妈顾不上自己的烦恼又来做我的工作，她为了爸爸，为了这个家，有什么就往肚里咽什么了。

写到这里我不禁有些感慨。你看，爸爸早在1931年入党，“文革”中被开除党籍；共产党培养了他又自己把他打倒；我亲生母亲在延安时期就入了党，后来被“劝其退党”，直到去世前还在要求恢复党籍；我的新妈妈一心想入党，最终也没被批准；而我呢，年轻时那么想入党，可有了这么多说不清理还乱的原因最终也就放弃……

嗨，该说什么呢？

1979年，中央组织部在胡耀邦同志领导下，彻底为“61个叛徒集团”平反。随之爸爸的“叛徒”帽子从此摘去，爸爸终于从痛苦的巨石下解脱出来。

新妈妈的脸上开始有了摆脱烦恼的笑容。她跟着爸爸到了北京。爸爸担任了中国电影家协会书记处书记兼《大众电影》主编。

那时新妈妈的职称是“编辑”，因为运动一直没评上高级职称。就在要退休那年正赶上评职称，而爸爸又正好主管职称评定工作。因名额有限，很多人因评不上职称又哭又闹，爸爸回家就劝新妈妈把名额让给别人。于是新妈妈就老老实实从编辑岗位退了下来，又不算工龄白干了三年。得，党籍没了，职称也没了。      

我到现在都不明白这对老人是怎么想的。结果到头来新妈妈既没有高级职称又没有足够的工龄，只拿到少得可怜的退休金。这恐怕是她遇到的又一个人生烦恼。难怪以后新妈妈常跟爸爸开玩笑说，这辈子，好事没借到你的光，倒霉事却一件接一件。

记得那一年一次爸爸给我来信说，“十余年来，她（继母）的性格与心情都有变化，主要是为我的事。回想这十余年，我固然日子难过，她比我还要难过。原因是我比她锻炼多些。所受‘四人帮’迫害的这种苦味，年轻人可能还不理解。”

1992年2月5日上午，爸爸突然感到不适，一头倒在身边的床上就再也没有醒来。救护车拉着爸爸的身体向医院飞驰，新妈妈守在他的身边，她的手一直扶着爸爸的身体，始终一动不动，如一座雕像，保留下她和爸爸相互搀扶的最后定格。

爸爸生前送走了他一个又一个朋友，沙蒙、海默、吕班、唐漠……他却把他最后的朋友——新妈妈留给了人世间，人最真切地希望，这个朋友，要好好活着。

爸爸去世近二十年了，留给新妈妈的孤独、痛苦和寂寞只有她自己知道。她二十年如一日地继续坚持收集整理有关爸爸的作品和资料，从宁波到山西，从北京到长春，哪怕在苏区报纸上一篇关于爸爸的新闻或通讯她都不放过。2011年，她终于有机会协助浙江宁波郭学勤先生完成了厚厚的一本《林杉传记》。从此，新妈妈的心愿了了，她再没有烦恼了。

那天我接到新妈妈的电话，她说爸爸留下那么多书，让我去挑选。我回信说，为什么要动这些书呢？让它们原封不动地放在那里，就好像爸爸还在她身边踱步。

爸爸的书架上有一张八吋的爸爸的照片，他坐在藤椅上微笑着看着你，好像在对你说话。从爸爸去世那天起，新妈妈跟以往一样每天清晨照常认真地冲一杯清茶放到相片面前：“老林，喝茶。”

她一直这样说，一直这样做……

(2016大洋洲地区新西兰“漂母杯”母爱，爱母主题散文，诗歌大赛散文三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