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政治

诗人跟政治的联系并不是必然的，但是身处一个变幻的时代中，谁也无法从中自拔，顾城显然不是热衷此术之人，但是他与其并脱不了干系。

让我们把时间往回溯，你会感叹中国的精英政治和亲历者的命运浮沉。

1976年4月5日，20岁的顾城参加了天安门广场的悼念周恩来的大集会，面对壮观浩瀚的场面，他激动万分。被拥挤的人流撞倒在地时，诗人如梦初醒，“突然懂得了毕生的使命”。 参加天安门广场的“四五”集会后，顾城对诗歌有了新的认识，不再一味地歌颂小花小草，而是开始了对生活和命运的思考。在那一个月，顾城写下了一首与以往任何时候都不同的短诗《巨星》：

在宇宙的心脏，燃烧过一颗巨星，

从灼亮的光焰中，播出万粒火种。

它们飞驰，它们迸射，点燃了无数星云。

它燃尽了最后一簇，像礼花飘散太空，

但光明并没有消逝，黑暗并没有得逞，

一千条燃烧的银河都继承了它的生命。

1979年，顾城和姐姐顾乡在西单民主墙阅读后来被查封的《今天》，并当即兴奋地跑到位于北京东四十条的编辑部，结识了芒克、北岛等人，与好友杨炼一起成为忠实的拥趸。

1980年后，作为朦胧诗代表被以丁力、郑伯农、程代熙等为代表的左派作家批判。他们以历史传统和现实政治的视角观，指责朦胧诗是畸形文学、艺术怪胎。老一代诗人艾青、臧克家对朦胧诗和“崛起论”基本上也持一种批评的态度。反对者甚至视之为“逆流”，是“资产阶级沉渣泛起”、“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的宣言书”。

在本年度的成都诗会上，顾城谈起了现实与大自然之于诗歌创作的关系，认为政治口号只是一阵风，大自然要长久得多。并举了一个例子：以云朵的角度看大地，国徽跟瓢虫身上的花纹没什么两样，甚至还没瓢虫好看。话一出口，好几个老诗人当场拂袖而去，唯一留下来的柯岩很严肃地说：你要是我儿子，我现在就给你两耳光，你知道国徽上有多少先烈的鲜血吗！

甚至在出国之前，还被作协中的人大肆批评，不得不忍受一些人：“你写诗就是为了搞破鞋”的无耻言论。

凡此种种。无怪顾城和谢烨想尽办法出国，拿到护照后，几乎一分钟不耽误地离开了这个令他窒息的环境，据杨炼回忆，顾城带走了所有的证件，本身就是一种根本不打算再回来的态度。

这是一种流亡！

当然，从顾城自身的个性上，一直有一种自我放逐的趋向，而流亡在形式上，与之不谋而合，甚至可以猜测，顾城相信苦难能够给诗人提供更为丰沛的创作源泉，只有漂泊海外，只有经历苦难，才能写出更好的诗，更能够打动人。

89学运后，顾城已经在奥克兰生活，同年七月，他与同在奥大作访问交流的杨炼一同参与了名为“幸存者”的活动，将很多卫生纸甩到树上垂下来，用旧衣服塞稻草做出尸体的形状，顾城头戴围巾，身披一块怪异的床单，上面坠着非常多的毛主席像章，形成一个“卐”字符号，当晚的晚会上还朗诵了《滴的里滴》

当时，虽说绝大多数新西兰人对89都认为是场人道主义灾难，但不知道一直非常同情顾城和民主人士的闵福德会不会受到了某种压力，因为他接着就大病一场后不再担任亚语系主任一职，后来从奥大辞职远走法国一个小镇去从事翻译工作了。顾城还专门写过一首诗：

“亚语系老师各自走了／新来一个教日文的德国主任/ 凡事都有了／唯时间长得毫无章法”（《点滴》，记闵福德教授从奥克兰大学离职），都一一真切呈现。
就在顾城离世之前，还对闵福德念念不忘，顾城昵称他为闵福尔，谈起邀请李英来新西兰的事，他说：“我只给闵福尔写了几个字：现在干净的人不多了……刷，闵福尔就签字了……”他凄惨的脸震颤了好几下，最后无奈地叹道：“此生对不起闵福尔。”

不知道尚在香港大学教书的闵福德教授听到这句话时心里的感受是什么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