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年的暮春某个周末，我开上了自己的破中华车，带上了我母亲去唐坊。
唐坊是一个镇，隶属唐山市下的丰南区，（不是有卫灵公村的那个山东的唐坊）当年七六年大地震的时候，所谓唐山丰南一带发生的，就是这个丰南。唐坊不大，交通很便利，一路开到镇上毫不费力。
接下来就不好弄了，因为开始进入了县级土路，有时候宽有时候窄，我沿着一条貌似挺正式的土路开了十来分钟，沿着一条河坝居然开到了田里！车轮子开始噼里啪啦地带起各种碎石，车底盘也不停地蹭到石块上，且越来越颠簸。我不得不停了下来张望一番。
车的右手边是条河，水浑浊不清。右手边是一行种植的杨柳，典型的华北农村景象。车上无地图，手机没导航，空气里是春天湿润的泥土味道，略带臭味的清新。我找不到继续前行的理由，且在堤坝上无法掉头，只好硬生生地退了回来。不过车上的母亲毫无抱怨，甚至很兴奋，因为她彷佛记得这条河。
循着她的记忆进入一个行政村，街上无人。两侧均是典型的华北民宅，随便找了一家推开问路，有犬狂吠，所问懵然。
此行其实并无具体的目的，只为怀旧，带母亲怀旧。
唐坊曾经有个学校，叫唐坊红专中学，后改名叫唐坊农中。母亲的第一个正式工作单位。
每个人对自己的首份工作褒贬不一，不过大抵都是印象深刻，比如我，总是记得去唐钢上班的第一天发生的事情，记得报到时窗外金属的味道。所以我觉得这段母亲经常提起的经历一定对她来讲意义非同寻常。果然她明显地话变得很密，眼神也非常亮，也忆起了许多鲜活的桥段。
她到学校教书，是年龄最小的一个老师，而那些学生不仅都比她大，还大很多。因此一个年轻的洋学生做老师一定令很多人感觉新奇，这些学生都是从农村基层抽调的干部，因此不会不懂事到气得老师哭啥的，像我曾今干过的那样。
她去的时候正是“三年自然灾害”的那一段，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灾灾年。（为什么用灾灾年这个奇怪的词？难道一个灾不够用吗？或许暗示着既有天灾又有人祸之意？）不过在唐坊却好过些，因为在农村总是有些办法的，守有土地，比城市里面的贫民又多了一份进退。母亲说，校长叫“花猪”，因为姓朱，脸上以中轴线分开一边黑一边白。论资历，花猪干这个校长颇有些落魄，因为他是干革命出身，追随当时贵为市委书记还是啥的领导跑交通挖地道，唯一的缺憾就是没文化，脾气不太好，总也得不到提拔，就只好委屈到这个小小的学校来了。（这叫啥安排啊？没文化也可以当校长啊？！）
还好花猪真是个很不赖的一个人，对于此等安排也未有怨言。届时，四处都是饥荒的消息，唐山市内人均25斤粮食，一个月，且没有付食品，人人饿得脸发绿，从六零年起，情势愈加不好。花猪校长平日里就每天专门组织老师学习开会。到了傍晚就通知：晚上学习，开会！把老师们聚集在一起，说是开会，其实是瞎扯淡，扯到一定时间，就通知伙房：过了八点了，弄点啥吃的！其实这才是重头戏，伙房把早就准备好的端给大家吃，有时煮点黄豆，有时高粱米饭，有时用清水煮的杂鱼，反正在这灾灾年的时候，学校的老师没挨过饿，不仅没饿到，还能带回家接济一下家人。母亲就是每星期回家的时候带一小袋珍贵的高粱，或者一些白薯，甚至一些新打的粮食。有一回花猪看到母亲从家里回到学校后哭了，问情况知道那时因为营养不良，我的姥爷已经饿得浮肿，肚皮都鼓得发亮。于是偷偷嘱咐做饭的高师傅，想点办法。
高师傅弄来一堆多穗高粱（唐坊是盐碱性土壤，除了鱼虾，粮食只产高粱！高粱本地的品种只有单穗的，为了提高亩产，很多搞农的技术人员折腾着搞出了所谓改良品种，叫做多穗高粱！可惜人不能与天斗，多穗高粱是发涩的，口感很差，唯独整个茎秆是富含甜份的，孩子们甚至大人也知道去嚼一嚼当甜杆吃），用铡刀切成手指头长短的段，搁在大锅里用水熬。糖分浸出后把渣滓捞出去继续熬制，弄了三斤多的糖稀灌到一个大瓶子里，交给母亲。果然拿回家给姥爷吃，没几下肚皮憋了下去，逢人姥爷就说，这高粱糖稀救了命。后来又把饿得不行的舅舅带过来呆了一段，每天也能吃个饱饭。那时候他们的最高理想很简单，就是能吃到不掺野菜的饽饽，纯玉米面的！纯高粱面的！只要是纯的，都行！因为在城市里，粮食不够，只能掺入了各种野菜包括树叶子玉黍骨头磨得粉啥的，每次吃下去都卡在脖子那儿，跟快要噎死的公鸡一样难过。这段能吃饱饭的日子被母亲当成了那多灾多难的年代最美好的回忆给珍存起来，时时感念。
约三年后，学校停办了，母亲回到唐山教书，与花猪也就慢慢失却了联络。其他共同开过会吃过伙饭的亲们也不知所终。这次故地重游当然没指望见到任何熟人，更不指望有花猪的任何讯息，过往早就湮灭在正史里，甚至在百度上都找不到关于这个学校的记载了。可来到这荒瘠之地，却揭开了尘封许久的人情温暖，也算是带着母亲来还了个愿吧！正史里找不到，人心里却是不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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