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不觉中羊年春节已悄然来临。
在纽国居住多年，始终没适应这里与故乡颠倒的季节差，若是没有日历的提醒，还真想不起来眼下在中国已是冰天雪地的寒冬腊月。
冰天雪地是中国北方春节的一个重要的环境标志。在我们山东那里，气候的常态是进了腊月才开始真冷，小年前后开始下雪，腊月二十七八经常是大雪扑门，冷得厉害。人们把买来的年货和做熟的食品放到室外用大陶盆子扣起来，靠大自然冰箱来冷藏，可受用到正月十五后。那时的老天格外厚爱平民百姓，大多数年份里都是配合著人们过一个热热火火顺顺当当的春节。
瑞雪兆丰年，对于那时的孩子们来说，应是「瑞雪兆过年」——见到了大雪，就预示著春节快要到了。出于对春节的期盼和热衷，我从小就喜爱冬天，尽管因家里取暖和个人保暖的条件不过硬而挨了不少冻，但我还是喜欢冬天。雪莱的经典诗句「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在我心中早改为「冬天来了，春节还会远吗?」
本人自幼胸无大志，对生活的追求目标不高——平时盼著学校组织看电影，因为如果不是看学生场，家长不会给钱让我们自己去买票看电影;再就是盼著过春节，第一场雪就催生了我心中期盼的萌芽——要过年了。随著天气一天比一天冷，看著日历牌等待春节一天天走来，我心中的幸福感就一天天增长。其实，期盼过年的过程也很享受。
之所以盼过年，是因为春节给我们带来物质上的享受和精神上的愉悦是巨大的，过春节应该是我童年时代幸福记忆的主要部分。
我的兄弟姊妹多，主要靠父亲一人工资收入，家中日常生活比较清贫，但对于过春节却是绝对不马虎。我父亲毕业于美国教会高专，算是喝过洋墨水，后来也走南闯北见过大世面，但在坚守传统文化方面却很顽固。自从他有了家庭和子女后，不论时代如何变迁，不管家庭经济是否拮据，硬是把中国北方传统过年习俗沿袭下来。
上世纪五十年中期到六十年代中期(扣除大饥荒的三年)，中国老百姓的日子虽说还是贫困，但还算是安居乐业过得去，所以每年春节都过得颇有滋味。春节前一两个月，母亲领著我们去裁缝店定制衣服，父亲领著我们去百货商店购买鞋和帽子，早早把这套从头到到脚的新行头置办完整，留到大年三十晚上穿戴起来。
春节前一个月，街头上开始有买鞭炮的摊点，父亲会给一点零钱，让我们自己去买鞭炮。从腊月初八和腊八粥开始，春节筹备活动进入倒计时，主要是购买能买到的各种食品。腊月二十三，锅台墙上贴上灶王爷画像，孩子们吃上糖瓜(一种用麦芽熬制的糖制品)，全家人吃上饺子，过年的味道就越来越浓，之后几天各项筹备活动紧锣密鼓。
大哥毛笔字写得好，负责书写和张贴对联和「福」字。我和二哥负责清扫洗刷屋里屋外窗前门后，姐姐们协助父母蒸馒头包包子炸鱼煮肉。同时家中的伙食开始逐步改善，蒸好的大枣餑餑或发麵包子开始上桌。
我们家的大年三十除夕夜，堪称春节盛典，因为它颇有仪式感。下午父亲开始在堂屋摆供桌——墙上掛著自绘的家谱，一张铺著桌布的方桌上摆著香炉蜡台和七碟八碗的供品。大鱼大肉的晚饭吃完，我们男孩子到外面去放鞭炮，母亲和姐姐们忙著包年夜饭的饺子，父亲在准备茶话会。晚九点，春节茶话会如期举行，几十种水果乾果糖果糕点茶酒应有尽有，全家十几口人围著桌子边吃边聊，通常是由姐姐哥哥讲故事说笑话。谈笑间到了晚十一点，全家人开始进行下一个重要环节：首先由父母带头子女依次面向南方给老天爷磕头祭拜，再给家谱里的列祖列宗磕头行礼，后给我祖母磕头拜年。最后父母坐定，由大姐带领我们兄弟姊妹依次给父母磕头拜年。所有程序完毕，已是接近午夜十二点。母亲和姐姐们忙著下饺子，我们男孩子要到院子里放鞭炮，这时外面大街小巷已是鞭炮齐鸣震耳如聋。伴随著炮竹声声和煮饺子热气腾腾，全家人算是祥和地迈进了一个新的农历年。
虽然除夕夜已经睡得很晚，大年初一我们仍然能在天不亮时就起床。早起床是为了把屋子收拾好以备有人清早就来我家拜年，我们孩子起早的动力却在于：给祖母和父母拜年问好可以得到祖母和父母赐给的压岁钱。尽管金额不过一两块钱，但已足以让我们兴奋不已，何况在早饭后去亲戚家拜年时还可以得到一些压岁钱。
大年初一吃了饺子我们孩子们要代表父母出去拜年，给亲戚朋友拜，给街坊四邻拜，父母要留守家中招待给我家拜年的人们。初二以后父母还会安排我们去电影院看一场电影。在春节里看电影，我的人生最爱的两大享受同时进行，幸福指数无疑达到顶点。之后的几天，我们可以自由活动，为所欲为：可以用压岁钱到书店去买自己喜欢的书，到商场去买自己喜欢的文具或玩具，到街头去买自己喜欢的小吃.......
难过的日子好过的年。这句俗话大概就是对于大多数像我家这样温饱型(五六十年代的标准)家庭人们的心态写照。随著春节渐行渐远，幸福感也在一天天递减。好在还有个正月十五元宵节又给带来一些快乐。「过了十五过十六，过了十六再照旧」。当过了正月十六，饭桌上的饭菜逐渐变回平日的水平，我们的心理也在怅然若失中恢复了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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