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老師家裡有老人、太太和四、五個孩子，還種著十幾畝的地，家裡也夠忙的，生活也不富裕。可鄭老師從未因為家裡的事影響過教學。由於教學認真，學生的學習成績也很好，因此鄭老師在我村很受村民的尊敬和愛戴，在附近周圍各村也都有很好的口碑。他在我村教學共有 7 — 8 年的時間，後來調到別的村去了。到了 61 年的困難時期，他退職回家了。他退職的原因是當時國家出臺了一個政策：教師如果退職，國家可以給你一筆退職費。大概家裡實在是過不下去了，此時此刻一家老小的生命最要緊，拿到一點錢先把眼前的災難跨過去再說，於是忍痛把工作丟了。

這項政策的製定者我想一定是陳雲，困難時期為給別人擦屁股，出了不少類似的點子。同樣的戲法在改革開放時期又上演了一次，這次的導演者是朱鎔基，他給國營企業的職工一些錢，叫做“買斷工齡”，就這樣打發他們回家了。其實對中國近代、現代的各號人物，陳雲尤其是朱鎔基，是我最欽佩最尊敬的兩個人物。要不是有人製造出三年的大饑荒，陳雲又何必做惡人，出此下策？要不是幾十年來中國產生了那麼多“國”字號企業，毫無效益甚至什麼產品也做不出來，一大幫人在那混吃等死，沒完沒了的吞噬國家的資源和資金，又毫無顧忌地向周圍散發著污染，朱鎔基又怎麼會下決心整頓這些國營企業，忍心讓這些還要養家糊口的職工丟掉飯碗？

一間教室裡坐著四個年級的學生，由一個老師上課，那可夠亂的。授課的方式是給一個年紀上課，其他三個年級自己溫習或者做作業。現在的人對這種情況可能覺得有點不可思議，可我們那個時代我們那個地區，所有的村莊都是這樣，也就不覺得這樣有什麼不妥，反而覺得理應如此。其實老師在給別的年級上課時，學生也不總是老老實實地溫習自己的課，豎起耳朵來偷聽別的年級的課那也是免不了的事，我就經常這麼做。管它是那個年級的課，既然在同一個教室裡，聽得見又覺得有趣味，也就聽了。如今回想起來，這種情況對於學生接觸更多的知識，是很有好處的。

那時教育經費很緊張，鄭老師也很窮，學校裡沒有表，鄭老師也沒表。何時上課，何時課間休息，何時放學，都是鄭老師估摸著來。鄭老師常常在上課以前，先不照本宣科，而是先信口開河、海闊天空地隨便給全校學生講上一通。此時他會把他不知從何處得來的五花八門的知識講授給我們：什麼孔融讓梨、孟母擇鄰、懸樑刺股等等；還告訴我們地看著這麼平，實際上是個大圓球，你如果一直向東走，會在西面回來，還說美國就在中國的反面；還告訴我們近大遠小的道理，還舉例說，人們看著太陽只是個碗口大小，實際上如果掉到地球上，比磨盤還要大哩；還說星星都是溫度很高的火球，有一年一顆星星掉進太平洋中，太平洋的溫度竟提高了 40 度！

鄭老師還講各個國家的軍隊的情況和水準，他說空軍是英國最厲害，海軍是美國最厲害，陸軍是中國最厲害。還說中國的軍人既能嚴格執行紀律，又能聰明靈活地掌握。他說世界上曾經做過這樣的實驗：各國的一排士兵面向大海齊步走，軍官喊著一、二、一 ……. ，走到海邊軍官仍不喊停，德國士兵就一直走進大海直到淹死為止；而美國大兵就停下來不走了；而中國兵則在海邊排成整齊的一排，原地踏步不止。

鄭老師還給我們講日本鬼子是如何地愚蠢。他說日本鬼子在中國吃餃子，竟然不知這餃子中的餡是如何跑進餃子裡邊去的。後來我給老家是四川的太太講這個故事，我太太則告訴我這個故事她小時在四川也曾聽到，不過講的不是餃子而是湯圓。從這件事也可以看出我們中國人的聰明才智，編造出這樣的用以自慰的故事並且能因地制宜地將內容稍加改造。

鄭老師的故事極大地擴大了我們的視野，讓我們知道了我們身邊以外，以及我們念的書本以外的好多的知識：知道除了我們地區一望無際的平原外，還有高山和大海，並且地球上是三山六水一分田。不過這山是什麼樣子，這大海是什麼樣子，鄭老師卻是描繪不出來，因為鄭老師也從未走出平原，見過高山和大海。他還講世界上除中國外還有許多國家，中國地大物博，人口世界第一，不過還有個蘇聯比中國還要大還要好。並且蘇聯已經建成社會主義，人們的生活都是樓上樓下、電燈電話、牛奶麵包；我們要向蘇聯學習，蘇聯是老大哥，我們是小弟弟；蘇聯總是無私地援助我們，我們中國和蘇聯的友誼堅如磐石。我不知這“磐石”是什麼東西，不過鄭老師一說到“堅如磐石”，我就想到磨麵粉的大磨盤，那傢夥個頭很大，也堅硬得很。

回憶我在本村小學幾年所學到的知識，搬著手指頭數一數，到底有哪些知識是從課本上得來的（儘管還是通過鄭老師的口授），有哪些根本不是課本上有的，而完全是鄭老師一拍腦門任意發揮的？實事求是地說，鄭老師信口開河胡亂講的那些看似亂七八槽的知識，遠比課本上的知識豐富得多，重要得多，對孩子的成長所發揮的作用也深刻、深遠得多！儘管鄭老師由於其知識面的限制，講的東西有些是錯誤的，我上面所列舉的例子，也不避諱這些，並且是有意識地多講了一些。但是瑕不掩瑜，教育的要義是設法讓孩子掌握盡可能豐富的知識，開闊孩子的視野。有個別的謬誤也沒多大關係，以後有了正確的諮詢，孩子自會糾正過來。再說中蘇友誼堅如磐石這樣的笑談，以及後來那些反過來掉過去自打嘴巴，讓人笑掉大牙的政治課，不還是講了幾十年？這些重大的錯誤又是鄭老師如何避免得了的？鄭老師傳授知識的方法是極為正確的，是深深地符合教育的要義的。我村的孩子受鄭老師教育，是十分幸運的。

最糟糕的教育方法是一學期讓孩子捧著一本書，數十篇文章，折騰來折騰去，做沒完沒了的分析解讀，又弄出一些標準的答案讓孩子背，一個標點也不能錯。費了老鼻子的勁，卻沒有什麼實際的收穫，頂多學會了些對付考試的垃圾技能。如今書多了，有精力讓孩子多讀一些書多好，一般的書讀一遍有個印像或有點收穫就行了，好的喜歡讀的讀上個三遍五遍，甚至十遍八遍，詩歌或警句更應背過，這才是好的學習方法。

由此我也突發奇想：如今中國的中小學教學，如果在一堂 45 分鐘的課中，尤其是在語文、歷史、地理、政治等科目中，限制老師按著課本的內容只能講 20 分鐘，其餘的 25 分鐘必須由老師自己“胡說八道”，甚至把家中與老婆吵架的事拿來給學生講一講也沒關係，也允許學生髮問或辯駁，這樣的教學方式要比老師必須照本宣科一字不差，學生必須死記硬背一字不拉，效果要好得多。或者乾脆就沒有固定的課本，而是由授課老師自找教材或者乾脆自編教材，自己想怎麼講就怎麼講。果能如此，中國的教育事業定會有極大的改觀。不過這事關係重大，我老人家說了也不算數，大概袁貴仁們說了也不算。應試教育的種種弊端嚴重地阻礙著中國文化、科學事業的發展，可是要改起來，太難了！

2015 年 2 月 12 日於奧克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