極少向同好透露詩人北島与我有親戚關係，他的母親孫美利與家母孫世德是親姊妹，當年姊妹倆同讀上海務本女中，老人家到了二零一一年在北京见了我，還抱怨外婆偏心﹕「你媽媽的便當里總是比我的多一隻荷包蛋。」我長北島三歲，算是他的表哥。

七十年代末，北島与星星派畫家邵菲結婚，我還封過一個紅包給小兩口。其後數度赴京，均住在他北京家中。自他任教於香港中文大學，我返港亦多去他馬鞍山住所與之晤面。最近一次见北島，是三年前在沙田廣場一間日本餐廳里，我倆談了家常，談了我剛在北京見過他年邁的母親，談了顧城，也談及海外華文文學，他送我一本自己寫的散文集《城門開》。我告訴北島，他主編的《今天》，這些年一直由澳洲的文友帶給我，我也在《今天》网站上登過一些小文章。

他很孝順自己的母親，席間他表示願意為母子相聚付出任何代價，告別後怔怔望着他削瘦的背影，我默默祝禱他夙願早償。

我從未關注過北島的名氣有多大，雖然我也出書，但從不向他開口請求作序，他當他的名詩人，我做我的無名寫手。自知文字功夫與思想境界才是關鍵，否則挖空心思找一個名人為你站臺，又或是投靠某種勢力，除了比對出你本人更遜色，更卑劣、更低下，絕對不能令你的文字更有價值，也不能搏得任何人對你的贊賞与尊重。

我沒有告訴北島，其實我欣賞是他的某些詩句，透過似無邏輯文字，散射迸發的一種冷傲骨氣，對強權的輕蔑与嘲諷，獨步古今珍惜自我的潔身自好。

在我寥寥數位真真正正敬重與珍惜的藝文同好之中，北島屬於可以神交的一類，他那篇「古老的敵意」的講話，一直是我衡量自己作品的標準之一。

然而，最近一則新聞却改變了一切。

詩人北島在杭州的詩歌節活動上，繫着紅領巾向人們熱情洋溢敬了個少先隊隊禮，引起民間輿論嘩然，招致強烈質疑與非議。

  少先隊被稱為兒童共產主義運動組織，紅領巾被視為紅旗之一角，而隊禮則須右手五指并攏，高舉過頭，代表人民利益高於一切。

  紅領巾是一種國家政治符號，同國旗、國歌、國花等一樣，作為政府合法性代表象徵，用來激發人民政治依附感和忠誠。

  很多人的脖子上都繫過紅領巾，包括到訪中國大陸的領袖与國際友人，本來無須大驚小怪，緣何詩人北島繫上紅領巾敬隊禮，就不得了呢？

  根本原因就在於北島本人就是一個文學反抗專制的政治符號，八十年代初他居朦朧詩派之首，又是民辦雜誌《今天》創辦人之一，流亡海外後出任「流亡作家協會」主席。北島的詩，不僅傳誦於沙龍文學青年之間，還被視為理念的堅持，精神的感召，書寫在天安門「六四」的標語上，甚至也出現在香港佔中者的雨傘上。對於哪些在幽暗中求索之人而言，他的詩句曾經如火炬一束，照亮過人們足下的泥濘與荊棘……

一個面對極權勇敢說出﹕「我不相信」的詩人，曾經滿腔熱血高喊﹕

「我只能選擇天空

決不跪在地上

以顯出劊子手們的高大

好阻擋自由的風。」

究竟是甚麼令一個圪立的詩人舍棄自由的天空，垂下他當年如此高貴的頭顱，再一次跪在地上呢？

正如作家黎學文所言﹕「北島這個曾經的文化反抗的符號與紅領巾這個極權意識形態符號的疊加，當文化反抗者符號和體制的紅色符號化身為一時，時代的荒誕和反諷瞬間定格。」

詩人當年的同道，不齒其劣行，亦有人在書房中將他的著作下架，不少讀者產生遭受侮弄與背叛的遺憾，正是這個巨大的讀者群體對北島的詩的欣賞，對詩中吟哦宣揚的自由理念的推崇，將他推送到這個星球上眾多華文詩人的巔峰。

沒有讀者，作家詩人甚麼都不是。

如今他却出賣了這些讀者。

我從北島的身上，看到了一條如何恪守良知的底綫，對於我們這些在自由土地上寫作的人來說，除卻文字功夫的磨礪雕琢，不僅要學會如何站直圪立，還要懂得怎樣去堅持自己的獨立人格與思想，默默站在社會的邊緣，冷冷寫那古往今來人世間事，普世的愛，亘古不變的情……一個熱愛文學甚於生命的人，既以筆墨寫真情伊始，必以筆墨寫真情為終，方可完成潛心創作的苦難歷程。

在自由土地上寫作的人，要告誡自己切莫為了獲得参加某次會議的資格，領取甚麼獎項、賺得作品出版刊行的酬金，或是在更大的利益面前放棄自己正確的理念，在站起來之後復又跪倒，在匍伏跪拜的同時喪失講真話求真理的勇氣。

這些年來，冷眼看著一些所謂「文人」，爭先恐後跪下，不論自冠以何種名義，終難掩懦怯與投機。文字功夫有限公司之人即使甘心為奴，只不過是賜宴席間添多幾位無足輕重的幫閑食客，不妨將此理解為人各有志，况許多人存活在體制內不得不低頭，也應予以體諒。但是象北島這樣已經在自由世界生活了三十年的著名詩人也選擇跪在地上，不能不令人想到中國知識份子真的天生只缺一樣東西﹕那就是一根不折不撓支撐獨立人格圪立不倒的脊樑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