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 為佔中的「雨傘行動」，想到要對香港瞭解更多一些，翻尋出三本八二、八三、八四年的《讀者文摘》，巧的是三本內都各有一篇香港九七回歸的文章。通過這些發 黃扉頁上的文字，回顧那時的香港人想些甚麼，說些甚麼，給人的第一感覺是，三十二年前香港人已經預見到，香港會出現今天這個局面。

    這些人不是預言家，他們只是憑自己在大陸的經歷，以及對大陸的認識，去估計大陸收回香港後，會對香港做一些甚麼。

    一 九八二年《時代》周刊訪問了住在大坑木屋區的退休貨倉工人陳鎮聲，他和老伴住在瀝青紙鋅鐵皮搭的破屋里，靠每月領取二百五十元津貼維持生計，盼望在死之前 輪候到一間公屋棲身。他對九七後香港的經濟并不關心，但他不喜歡香港九七易幟，他說﹕「大陸的生活是另一回事，你沒有選擇，在這里你可以自己作主。」

    當時，像陳鎮聲這類來自大陸的逃港者，自一九四五年起到一九八二年，估計有二百萬，佔五百三十萬港人的近一半。這些人參與其中把香港建設成一個活潑、勤奮、追求財富而享有自由的城市。

    香港的核心價值觀之中蘊含了這幾百萬港人追求自由的精神，這一種精神薪火承傳至今，在看待與處理香港問題時，忽视這一基本現實，就會出問題。

    八二年九月英相撒契爾夫人訪問北京，與中方協商香港九七問題。

    八三年六月鄧小平向四十七名港澳紅人透露中國的九七計劃，「港人治港」一語首次出現，當時他己表明，治港的必須是「愛國」港人。

  鄧小平提出「特別行政區」方案，香港有地方政府，政治、貨幣、護照以及國際經濟關係和法律制度。除國防、外交之外，中央不干涉香港內政。

    八四年九月二十六日，中英協議草案簽署，香港九七回歸已有了藍圖。

    但是在香港人心目中，「港人治港」行得通嗎？

    香港觀察社當時作過一項民意調查，只有百分之十二的港人同意這樣回歸。

    對於「不干涉內政」，一位立法局議員認為不可能，他表示「香港立法局能發揮這種能力而不受中國大陸的干涉嗎？」

    一位大律師也深表懐疑﹕「倘若香港施行的某些政策在中國大陸當局看來是不可容忍的，他們到時難免會通過私人關係或官方指示來影響香港內政。」

    香港總商會的麦里覺講得更直接﹕「根本不可能不干涉。」

    對於「言論自由和教育」，人們亦怀疑不可能存在言論自由，學校也不能獲得以往的自由。

    對於「法律制度不变」，法律界人士認為以英國不成文法為基礎的香港法律，在港英關係截斷之後，地方法官可能會受政治控制，等到人們不再受獨立司法制度保障個人自由時，目前這里的公平法制就完了。

    在一九八三年的民調中，百分之六十三點九的港人認為將來會較少自由。當時有一位中年的停車場管理員表示﹕「如果香港人治理香港，結果只會變成一個傀儡政府。」

    三十多年前的香港人已經預見到會必然遇到更多改變，除了極少數人移民到外國，大部份香港人仍選擇留下，因為離開意味著失去生活資料與生存空間，留下來可能并非自願，但更多的人願意生活在華人的社會。更重要的是，他們一直抱有希望。

    一九八三年，一位大學畢業任電腦推銷員的香港人，說出了港人心聲﹕「我的心情很矛盾，雖然我希望看到香港脫離英國统治，但我卻不希望偷生於落後的共產主義制度之下，不過我會留在這里，因為我是中國人。」

    三十多年過去，香港回歸也十七年了，同當年一樣，香港人還在爭取，爭取甚麼呢？我們回頭從歷史看，香港人當年的擔憂是否已經成為事實？如果的確如此，那麼檢討与調整「一國兩制」的貫徹執行就有必要了。

    早在一九八三年，居住香港已經二十一年的律師戴斯德就如是說﹕「我們在談論前途時，事實上是談論自由。很多人已開始認識，他們長久以來享受的自由，正是他們將來可能不得不放棄的東西。香港人猶如屋前有優美風景的住客-----以前對風景并不欣賞，直至有人動工興建圍牆把風景擋住時，才覺得它是多麼弥足珍貴。」

    對於佔中的雨傘行動，你可以參與，也可以不參與，可以支持，也可以反對。但請不要使用謾罵和暴力，暴力制造的問題，要比它解決的問題要大得多，暴力，它是無能者的最後手段。

    那一張張風雨中無助的稚氣面孔，充滿渴望的眼神，他們正在阻止興建圍墙擋住風景，他們是在維護和爭取正在不得不放棄的東西，也是最寶貴的東西，那就是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