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格登堡是德国东部的一座小城。从德累斯顿驱车过去还有一个多小时车程。陆皓从上海飞柏林转机才抵达德累斯顿。毕竟七十多岁的高龄，这时已经很累了。过了海关，就先在等候出租车的椅子上休息。

没有人来接他。他不远万里，并非为旅游，而是来看望一位年近七十的老妇人克丽丝塔．利尼曼。她因为瘫痪，不能前来接他。

克丽丝塔出生于上海。他的父母是德国犹太人，由于当年民国政府的一纸签证，逃脱了纳粹的迫害，于1938年流亡到上海，当时她的妈妈正怀着她。第二年在上海虹口妇产医院生下了她。

利尼曼先生和其他流亡来的犹太人不同，不善营商，靠在提篮桥开设一家修钟表铺营生糊口，就在陆皓家的弄堂口。后来又兼修洋风炉（一种煤油炉，上海人用来烧饭）、电风扇之类。闲时喜欢拉小提琴，都是一些伤感的思乡曲。

日子一天天过去，克丽丝塔和陆皓成了玩伴，后来同在一家小学读书。利尼曼先生一家都学会了上海话，克丽丝塔的一口沪语更是无懈可击。

可能由于时代的不同或者表达方式的差异，克丽丝塔和陆皓十几年的朝夕相处没有卿卿我我扣人心弦的爱情经历，但却是心心相印，都把对方当做自己的对象，尽管没有正式表达过。彼此是心照不宣，顺理成章。

一场回国潮卷起，利尼曼一家告别收容接纳了他们一家的上海滩返回德国老家，那时柏林墙还没有推到，马格登堡被划在东德。那是社会主义阵营，两人书信来往还算方便。

1967年一月，王洪文在上海成立了“革命造反司令部”。刮起“一月风暴”。抄家、揪走资派反革命、批封资修、抓叛徒、查“里通外国”。这最后一条落到了陆皓的头上。几十封用中文写的德国来信一时成了“里通外国”的罪证，尽管其内容不涉及政治，更谈不上情报。

这会儿在陆皓的旅行箱里，有一张唱片。这是60年代初克丽丝塔从德国寄给他的。在抄家前他抢着藏在房门的夹层里。当时中国还不生产塑料密纹唱片。这种唱片录制的内容多、转速慢。每分钟16转。陆皓只有一架78转的留声机，放起来声音像鸟叫，不知所云，但听得出是朗诵，伴有乐器声，很悦耳。他至今不知道究竟是什么内容。

出租车停在了一幢二层小楼的门前。门牌上写着：15 Ossersleben Straße。陆皓按了门铃。一个中年女人开了门，自称是主妇的护士。因为已经知道有个中国客人要来，就伸手接过提箱，把陆皓迎了进去。

来到二楼的一间卧房。一个面色清癯的妇人坐在轮椅里，将双手伸向客人。陆皓赶紧趋前两步。四只手握在一起。克丽丝塔虽年近古稀，但精神矍铄。陆皓俯身拥抱了她，久久说不出话来，就在旁边一张椅子里坐下。

“克丽丝塔，看来你身体还可以。这些年过得好吗？”自从文革以后，陆皓因涉及“里通外国”，中断了与克丽丝塔的一切联系。他挨批斗时已经30岁，之后在快40岁时与妻子刘招弟结了婚。前不久忽然接到克丽丝塔的来信，觉得这段前情应该做个了结，而且也很惦念克丽丝塔的近况。刘招弟则极力支持，因为她对丈夫怀有深深的信任。

克丽丝塔默默地握着陆皓的一只手，抚摸着。思绪万千，涌上心头。

“我还以为今生见不到你了呢。三十多年没有你的消息。中国改革开放以后，我想去找你的，可是你看我的这个样子…”克丽丝塔十分激动。

现在克丽丝塔是孤身一人。她在对陆皓的等待盼望中度过了一生。二十多年前的一次事故，留下了瘫痪后遗症。就是坐在这张轮椅里，她写作出版了回忆录《黄浦江畔》、《希伯来人在上海》等几部书。

在提篮桥附近的一条弄堂里的一角，几个小孩子在玩踢毽子。忽然，一个男孩子可能是输急了，把一个毽子抢过来把鸡毛扯得粉碎，摔在了地上。这个毽子是克丽丝塔精心制作的。在争吵和拉扯中克丽丝塔被男孩一把推倒在地，放声哭了起来。到弄堂口老虎灶打开水回来的陆皓正好走过，见此情景，把一壶滚烫的水浇到了男孩的脚上，大声喊道：“欺负女孩子，不要脸！”

从此陆皓成了克丽丝塔的保护神，尽管因烫伤男孩的脚赔了医药费，被父母痛打了一顿。

炎热的夏夜，上海人都在弄堂里抢地盘乘凉。藤椅、竹榻、长条板凳，横七竖八。人们摇着蒲扇唠家常。利尼曼先生和太太宁可挤在屋里开着风扇，很少出来乘凉，但是小克丽丝塔按耐不住，会悄悄跑到陆皓一家占据的地盘凑热闹，和陆皓两人坐在一条板凳上，说说笑笑。孩提童稚，什么话都说。当聊到恨和喜欢的话题时，她总是说“我恨纳粹！”

“我恨老虎灶老板。”

“为什么？”

“我不得不每天去打好几次开水，水没开他就往我壶里装，还不满勺——对了，什么是纳粹？”

“我爸爸说就是和打你们中国的日本人一样，你们叫鬼子的，好凶……”

回忆到孩提时代，彼此看看对方的一头银发，两人不胜唏嘘。

在接下来的两个星期里，晴天，陆皓总是推着轮椅陪克丽丝塔到街心花园、超市、河边林荫路上，走走看看聊聊。克丽丝塔既有遗憾，也有欣慰。这把年纪了，婚嫁已不是话题，烟轻云淡。得知陆皓已经有了美满的家庭，她感到欣慰。心情趋于平静。遗憾的是由于身体原因，否则一定要去看看她的第二故乡，养育了自己的上海滩，那个犹太难民博物馆……

陆皓在马格登堡呆了两个星期。好像回到了童年的日子。既不是初恋的缠绵，也不是情人的蜜约。愉快，欢乐，欣慰。有情人未必要成为眷属。彼此抚平了心灵的创伤。

临别前一天晚上，两人谈到深夜。陆皓从箱子里拿出了那张唱片。克丽丝塔一眼就认出来了。

“你还保存着它？留着干吗？他害你吃了不少苦头吧？”克丽丝塔已经听说过陆皓为了与自己被打成反革命、里通外国的特务。被揪斗、游街，关押劳动。

“都已经过去了，见到它，就好像看见了你，一直藏着呢。”

“对不起……”

“不，看到它我感到幸福。只是一直没有听到里边说些或诗朗诵些什么，因为一直没有找到低速慢转的留声机。”后来都是用磁带、光碟，干脆不生产了。

陆皓把唱片轻轻地放在桌子上，就像生怕它会被敲碎似的。那是一张长方形的硬质塑料薄片。很轻。它的一尘不染证明主人对它的精心呵护。底面很粗糙，正面是一幅彩色画，一群穿着泳装的男男女女在海滨浴场晒太阳。中间有一小圆孔。

“那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吧。请把留声机拿出来，在那边的柜子下面一格里。”克丽丝塔指着房间里的一个角柜。

陆皓有一点好奇，忽然感到有一点紧张。

在钢琴的伴奏声中，一个清脆而低沉的女声在朗诵，普通话里带着上海口音：

      爱情呀，爱情，          我找木匠师傅

      痛苦的爱情！           让他做块墓碑，

      为什么折磨我，          那字迹就刻记

      对我冷酷无情？          在我的墓碑上；

      你在我的心里，          黑色的文字

      是首次也是最后，         排成两行：

      不需太长的时间         “一朵忠诚的玫瑰，

      得为我准备棺柩。        就在这里凋零。”

克丽丝塔告诉陆皓，这是匈牙利诗人裴多菲的诗，是她特意找人刻录的。而她的身残，是由于音信断绝，关山阻隔，思念陆皓心切，每天去看信箱，一不留神踩空了楼梯。从二楼翻滚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