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的事態發展到今天，佔中變成佔港，遍地開花，很多人都始料所不及，特區政府以及中央，包括「佔中」的發起人、參與者，都想不到會搞成這個樣子。可慶幸的是除了第一晚發生胡椒噴霧、催淚彈與雨傘的對抗，之後就緩和下來，沒有發生流血事件。進入第五日，雙方都表示愿意坐下來對話了。這就讓許多人稍稍鬆弛一下繃緊的神經。

  香港「佔中」并非突發事件，發起人一年之中經三輪商討，邀請香港各界提供方案，并在六月舉行佔中全民投票，短短一星期就有近八十萬人投票。

  三個不同政改方案的支持者總共多達七十多萬人，表達了人數相當的港人民意。

  作為港府和中央，本來有充裕的時間與空間就這一問題，評估考量佔中民意，採取一些更靈活的對策，与佔中者對話，達到化解危機，消弭對抗。但事實上其種種作法却是強行施壓，火上加油，激怒港人的。

  現在事情鬧大了，鬧僵了，雙方都下不了台。有人形容這是「把民意逼到角落，而自己也被民意逼到角落」。

  港府與中央如何收拾局面，是他們的事，總會拿出一個解決辦法來的。對話，就是辦法之一。

  令人担憂的是佔中者，由於佔中者提出的梁特首下臺和真普選，被各界視為不可能被中央接受，現有港人的抗爭，就似乎有點明知不可而為之了。本來是争理的，千萬不能變成爭氣，死不退讓，死不妥協，這是最危險的。當年的八九民運，就是犯了這個大錯。

  人們一定要懂得，任何公民抗命、政治訴求都不是畢其功於一役，不一定要「促使政治對手接受或讓步」，達到全部目的才有意義，才能收科。如一位評論家桑普所言，港人抗争首先是對良知負責，對子孫負責，對歷史負責，而不是對於促使對手妥協的結果負責。

  更何況這次的公民抗命，除了指向政制改革，更有深層的社會根源。

  一位香港作家認為﹕五四以降，香港早就已經成爲推動民主進程的活躍陣地，其實從未脫離於中國尋求民主自由道路的鬥爭歷史。

在英國殖民統治下，民主種子以及香港參與中國民主鬥爭歷史的脈絡，都被壓抑與割斷。在殖民政府去政治化的統治策略下，不僅作爲香港傳統的民主思想被邊緣化，同時香港社會的主要矛盾，貧富不均、資本壟斷亦在經濟繁榮的表象之下，被殖民政府的統治所掩蓋。

直到一九九七回歸的到來，爲港人提供了一個重塑民主歷史的契機，八十年代民主團體湧現，以中産爲主體的民主運動，在二零零零年之後，迅速擴展爲貧窮青年及基層百姓共同參與的社會運動，因此這些運動的意義，已經超越了表面上追求的政制改革面向，隱含了反壟斷、反資本、反精英集團統治的更宏大運動。

  他認為港人民主訴求，觸動了根本的利益分配問題。選舉特首的選舉委員會，由工商界、專業界、基層的勞工社會服務人士宗教界人士和職業政治人物四個界別組成。而大資本集團（如工商界資本家）和替其效命的精英佔據了選舉委員會的絕大多數。

這意味著當下人大通過的普選方案，也只能「選」出爲少數大資本集團服務，而不是為大多數港人服務的特首。

佔中港人反對這個普選方案，實際上是觸動香港大資本集團的根本利益。

如果說香港人真的「被寵壞了」，被寵壞的不是香港全體公民，而是在目前香港這種資本與權力的合謀下，那些包括李嘉誠在內的大商人、大資本家。

這一種從更深層次去理解佔中運動的前因後果的觀點，并非空穴來風，也更能合理解釋為甚麼這麽多港人會自發走上街頭參與佔港行動。他們并非擁戴一位摩西帶領自己走出紅海，只是想能夠選一位為大多數人而不是為極少數人謀利益的領導者，搞好香港而已。

這一種呼聲對不對可以另議，但不妨留意傾聽。

來自底層的呼聲，因為由大多數人發出，往往特別雄壯響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