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九日是一個難忘的日子。

三十八年前，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中秋節。我與在熱戀中的女友，攜手回家同父母共渡佳節，那天黃昏燠熱，一家人分享了母親燒的幾碟小菜，夜色降臨，很快就見到了一輪皓月。我家在大樓底層，所以多了一個小院，比樓上的住客幸運，可以在院中賞月。未食月餅，二樓一家開著的收音機里就傳來在中國只有國家領導人去世才播送的哀樂，幾分鐘內，整幢大樓內凡有收音機的人家都在收聽哀樂，許多部收音機播出的哀樂在夜空迴響，沉重得教人喘不過氣來。

「毛死了！」父親只小聲說了這三個字，語畢，臉色慘白。他整個人因為恐懼在發抖。

自從五十年代初，父親領着我們響應「祖國號召」從澳門來歸，就經歷大大小小的政治運動，一直生活在恐懼之中。尤其是十年文革，他如蒙剝皮拆骨般恐怖的經歷，令他回到家里，也不跟家人交談，即使看書，也一隻眼晴閱讀，另一隻眼睛瞟着房門，担心随時有人闖進來抓捕自己。

父親在中秋月色下叮嚀再三，毛澤東一死，最近這段時間將是非常時期，不知會發生甚麼大事，要謹言慎行，不苟言笑，不要殺雞喝酒。我和女友騎着單車離開家，注意觀察大街上行人的臉色，人們神情凝重，默默騎車與步行，公共汽車和無軌電車在馬路上穿梭行駛，車廂里的乘客或站或坐，也是面無表情的居多。有人很明顯在聽到哀樂後流露喜色，難掩高興，中山五路行人很多，耳語声「嗡嗡」响成一片。

在我做事的工廠里，在從中央到地方的統一安排下，依照預訂規格，舉行了全厰職工幹部追悼會，人人佩戴黑紗，女工們還在左鬢別上小白花，按車間列隊肅立，台上挂着圍以黑框的毛澤東像，前面放着一部電視機，先是轉播北京的追悼會，我們跟著三鞠躬，然後是省市追悼會，我們又三鞠躬，再就是由工厰書記領着，再一次三鞠躬。按中國人殯葬文化拜祭死者以三鞠躬為限，一個上午竟然連續鞠了九次躬，同一個死者豈不是死了三次。可能不止我一個人覺得可笑，竟然就有一個年輕的女工，在追悼會上笑出聲來，立在會場內負責警戒的基幹民兵，很快就認出了她。會後她經受審查，雖然因為「根正苗紅」，并非階級敵人，但那一年她的年度獎金被取消了。

在好友的圈子里，毛澤東的死，引起各種聯想上議論，那時候從媒體上只能得到空洞的正面報道，惟一可以辨別政治氣候变化的，是領導人露面時，一系列高級幹部的排名次序，從排名先後能夠看出這個人的政治命運。其次是見報的頻率，越是頻頻亮相，越是灸手可熱，有一陣子沒有見報，此人危矣。

其餘的資訊，有四個來源，一是得自「參考消息」，二是來自小道消息，三是聽自海外敵臺，四是出自高幹子弟之口是。

廣州人還比其他地方的民眾多了一條渠道，就是從港澳親友那里暸解外部世界，以及外部世界對竹幕內這個封閉世界的評說。

我和友人們在這幾種來源的訊息中瞎摸了一段時間，企圖得出「中國往何處去」的預測。我首先宣佈放棄，因為長期以來在嚴密封鎖下，根本沒有足夠的資訊，不知道中國發生了甚麼事情，更不知道外部世界發生了甚麼事情，教人如何作出判斷？

當時我對毛澤東印象很模糊，所知甚少。年紀輕輕也不懂中國政治，感覺上肯定中國這麼搞是出了大問題，但問題的本質與根源在哪里，還是未明白的。

我并沒有任何明顯的政治訴求，也不喜歡政治，只是喜歡獨來獨往。那天晚上聽到他的死訊，只感到即將會有某一種變化到來，究竟是甚麼，我也不知道。

未足一月，「四人幫」被打倒，像是過節一樣，家家放鞭炮，人人喜笑顏開，最經典的晚餐是三公一母的螃蟹，外加一瓶茅台。「三公一母」是江、王、張、姚，那麼「茅台」暗寓哪位呢，大家彼此都心照不宣。

那一段嘉年華式的舉國狂歡，宣洩了人們積郁多年的怨氣，寄托了億萬民心的來歸。

不久後我就去了南太平洋，輾轉漂泊之中，心懐故國，情牽鄉土，幾十年來，中國的變化有多巨大，我們這些過來人最清楚。這種變化，在三十八年前的九月九日那天，是無論如何也想像不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