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有一天我突然接到新媽媽的電話，她讓我回家裡一趟。還沒等我走進大門，她已在學校的操場等我了。

她很嚴肅，靜靜地看著我。她的平靜讓我感到既熟悉又陌生，我預感到有什麼事要發生。她說，你爸的問題可能有了初步結論，仍然定為“叛徒”。最近有人找爸爸參與寫劇本被省裡勒令停止，原定的出差計畫也被取消……

我頓時傻眼了。等了十年沒想到還是等來了這樣的結果。我已經荒費了整整十年，沒有書讀，沒有學上，沒有家回，眼看人要步入中年我還一事無成。爸爸的政治問題要到什麼時候是個頭呢？我恐懼地意識到自己從此完了，再沒有前途了。在“家庭出身決定一切”的年代我還有什麼未來呢？巨大的失望和茫然令我一時不知所措，十幾年被歧視被欺侮挨餓受凍的壓抑情緒如高山瀑布般化作淚水噴湧而出。我哇哇哭出了聲，把心裡的委曲、哀傷，還有說也說不完的複雜的情緒，通通伴著哭聲一古腦倒了出來！

我心痛我自己，更心痛我爸爸。我能想像出爸爸將怎樣再次承受。

新媽媽此時比任何時候都要冷靜。她等我哭夠後，開始苦口婆心地勸我，我什麼都沒聽見，但不管我聽不聽她還是不停地說，朦朧中我只記住她反來複去就是一句話：從我對你爸爸的瞭解，根據我自己的觀察，我到現在還是不相信你爸爸是叛徒。

我真是煩極了。這句話我聽了無數遍了。“叛徒”兩個字糾纏了爸爸一輩子，糾纏了我十幾年，當然也糾纏著新媽媽寢食不安。有什麼用呢？它既不能解脫爸爸，也不能給我前途。我失望地看著眼前的這位媽媽——那張悲傷、無奈又很堅強的面容——那張被風吹日曬依然“美而聰慧”的面容。我立即意識到，更應該哭的，應該是她。可她沒有哭，卻笑著對我說，一會兒到爸爸面前，能堅強一些嗎？

我擦去眼淚，點點頭。幾十年前爸爸第一次讓我叫她“媽媽”時，我也這樣點頭。生活中有很多行為方式是不能都按人的意願去做的，忍受是一種大氣，一種灑脫，一種態度。

我和新媽媽一同走進那間教室改成的家，見爸爸半躺在床上。他很憔悴，不安地看著我走近他。他張了張嘴，卻什麼話都沒說出來。

我抬頭看新媽媽，她此刻緊張得無法形容。我忽然明白，假如我在爸爸面前像剛才那樣放聲大哭，假如我做出任何一點不高興的舉動，都會讓她覺得會要了爸爸的命。我突然想到她做這一切都是為了爸爸，她要在最關鍵時刻想盡一切辦法減輕爸爸的精神負擔。

我笑了，漫不經心地對爸爸說，爸爸你別有思想壓力，管他給什麼結論呢，只要給飯吃比什麼都重要。您看，您那麼愛這個黨，可他總懷疑您是叛徒，您說怎麼辦呀，就得等呀，慢慢解釋呀，總會解決的呀。正式的結論不是還沒下來嘛 。然後我悄悄說，爸爸您不是很崇拜美國的華盛頓嗎？他可不是共產黨呀！一句話說得大家都笑了。

我揭開了爸爸心中的矛盾，更重要的是我把這個難解的矛盾拎出來作為笑談。看到爸爸笑了，新媽媽感激地望著我，眼裡充滿了愛的柔和。一轉身她出去了，說要給我做我最愛吃的黃花魚……

新媽媽原來在上海向明中學已經是預備黨員了，本來可以轉正卻不知為什麼被扣上一個“有了老頭不要党”的理由，被延長了預備期。後來又因為爸爸在反右問題上得罪了上級領導，她連預備期也被取消了。積極要求入黨的新媽媽到底也沒入上這個黨。為此她也煩惱了後半輩子。現在她顧不上自己的煩惱又來做大家的工作，真正是難為她了。

寫到這裡我不禁有些感慨。你看，我爸爸早在1931年入黨，“文革”中被開除黨籍；我親生母親在延安時期就入了黨，後來被“勸其退黨”，直到去世前還在要求恢復黨籍；我的繼母一心想入黨，最終也沒被批准；而我呢，年輕時那麼想入黨，可有了這麼多說不清理還亂的原因最終也只有放棄……

唉！党啊，打你成立那天起多少仁人志士崇拜你，敬仰你，尊重你，熱愛你，你自己也自居為“母親”。可母親為什麼總不相信自己的兒女，非要發動一次次政治運動把兒女們一個個打翻在地？許多兒女爬起來流著淚還要跟母親走，也有兒女只能悄悄地撫慰自己受傷的心。

1979年，中央組織部在胡耀邦同志領導下，徹底為“61個叛徒集團”平反。隨之爸爸的“叛徒”帽子從此摘去，爸爸終於從痛苦的繩索中解脫出來。

新媽媽的臉上開始有了擺脫了煩惱的笑容。她跟著爸爸到了北京。爸爸擔任了中國電影家協會書記處書記兼《大眾電影》主編。

那時新媽媽的職稱是“編輯”，因為運動一直沒評上高級職稱。就在要退休那年正趕上評職稱，而爸爸又正好主管職稱評定工作。因名額有限，很多人因評不上職稱又哭又鬧，爸爸回家就勸新媽媽把名額讓給別人，於是她就老老實實從編輯崗位退了下來，又不算工齡白乾了三年。我到現在都不明白當時這對老人是怎麼想的。結果到頭來新媽媽既沒有高級職稱又沒有足夠的工齡，只拿到少得可憐的退休金回到了家裡。這恐怕是她遇到的又一個人生煩惱。難怪以後她常跟爸爸開玩笑說，這輩子，好事沒借到你的光，倒楣事卻一件接一件。

記得一次爸爸給我來信說，“十餘年來，她（繼母）的性格與心情都有變化，主要是為我的事。回想這十餘年，我固然日子難過，她比我還要難過。原因是我比她鍛煉多些。所受‘四人幫’迫害的這種苦味，年輕人可能還不理解。”

爸爸去世近二十年了，留給新媽媽的孤獨、痛苦和寂寞只有她自己知道。她二十年如一日地繼續堅持收集整理有關爸爸的作品和資料，從寧波到山西，從延安到北京，哪怕在蘇區報紙上一篇關於爸爸的新聞或通訊她都不放過。2011年，她終於有機會協助浙江寧波郭學勤先生完成了厚厚的一本《林杉傳記》。從此，她的心願了了，她再沒有煩惱了。

那天我接到她的電話，她說爸爸留下那麼多書，讓我去挑選。我回答說，為什麼要動這些書呢？讓它們原封不動地放在那裡，就好像爸爸還在她身邊。

爸爸的書架上有一個鏡框，鑲著一張爸爸的照片，他坐在籐椅上微笑著，好像在對你說話。從爸爸去世那天起，新媽媽一直跟以往一樣，每天清晨照常認真地沖一杯清茶放到相片面前：“老林，喝茶”。

她一直這樣說，一直這樣做。

2013.12.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