拙作《天津： ​​成也李瑞環，敗也李瑞環》發出後，有朋友問，你對天津怎麼這麼熟悉，並希望筆者針對天津的事多寫幾篇。我則回答：我在天津生活了 36 年，那裡的一街一巷，一樓一亭，一草一木我都熟悉。我在海外十幾年，可夢裡仍然是我在天津的校園，我研究所的實驗室，以及天津的街道、河流和橋樑 …….

應朋友的要求，我就天津的有關事情再敷衍一篇。

天津，究竟是誰主沉浮？這毫無疑問，是北京！北京是帝王之都，而天津恰恰地就在“帝都”的鼻子底下。於是天津人打個呼嚕，也會影響天子的睡眠。自古以來，天子可以不在乎江南，可以不介意湖廣，也可以放任川陝，唯獨天津是天子要盯緊的地方。於是天津是興是衰，是進是退，是繁榮是沒落，全係於天子之一念。下面就看一下天津是怎樣在“帝都”的“主導”下興起、發展並走到今天的。

先說天津之“興”。元朝以前，天津一帶都是一些普通的村鎮。只是到了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在南京做皇帝。鑑於歷代王朝因爭奪皇位，常常鬧得兄弟相殘，甚至導致國家分裂，朝廷滅亡。於是朱元璋痛定思痛，在接班人的問題上製定了一個死政策，即“嫡庶有別，長幼有序，有嫡立嫡，無嫡立長”，輪著誰算誰，誰也別爭別搶。這政策避免了皇子之間的爭執，本來挺好，可人算不如天算。 1392 年 37 歲的太子朱標先於朱元璋去世，而朱標的長子也就是朱元璋的長孫朱雄英更在幼年就夭折了。於是朱元璋將朱標的第二個兒子也就是朱元璋的第二個孫子朱允炆立為皇太孫。 6 年後的 1398 年朱元璋駕崩，朱允炆即位是為建文帝。

這就出了問題，朱元璋的第四個兒子，坐鎮北京的燕王朱棣不滿意朱允炆隔代接班，於是起兵造反，這就是歷史上的靖難之變。結果是朱棣打進南京，推翻了侄子建文帝，自己坐上了龍椅，成為明成祖。朱棣在南京當皇帝沒幾年，就不想在南京呆下去了，原因是靖難之變時他在南京殺人太多，感到南京陰氣太重，時有冤魂犯駕，讓他寢食難安。於是他想將首都遷到北京去，說是北京北枕居庸，西倚太行，往南沃野千里，有帝王氣，有大氣象，更為重要的是，北京是他的“龍興之地” 。後來的結果是，他遷都北京，北京成了明朝的首都。

而天津也沾上了明成祖朱棣發動靖難之變的光。原來朱棣在其起兵之初，曾在此度河南下。直至他當上皇帝後，他還沒忘記這個小地方，於是賜名“天津”，意思是“天子津渡”之處，並在此設衛築城，這才揭開了天津作為中國北方城鎮歷史的第一頁。

可在後來很長的一段時間，明朝直到清朝中葉，天津幾乎沒有什麼發展。一個重要的原因是，明清兩朝奉行閉關鎖國的“禁海”政策，不許人民出海與外國互市。這樣天津作為沿海城市也就沒有了用武之地。直到滿清末年，西方帝國主義的砲艦強行打開中國的大門，滿清王朝想鎖國也無法再鎖下去的時候，天津的地位才凸顯了出來。

有幾件事大大提升了天津的地位並讓天津永久地載入中國歷史的史冊。一是為拱衛帝都北京的安全，在大沽口修建砲台，以阻擋西洋艦隊經海河進犯北京。二是滿清政府學習西方命袁世凱組建新軍，其駐兵及練兵之地就在天津的小站。第三件事情對天津的發展最為重要，即在開放了廣州、上海、福州、廈門、寧波之後，後來又開放了天津、登州（煙台）、牛莊（營口）三處為通商貿易口岸。為管理這三個口岸及直隸、奉天（遼寧）、山東三省的對外通商貿易事務，設立了一個“北洋通商事務大臣”，這個職務由直隸總督兼任。原來的這個衙門在保定，後來就遷到了天津。江蘇以南的通商事務歸“南洋通商事務大臣”管理，初由兩廣總督兼任，後改由兩江總督兼任。按說南洋的通商事務要比北洋的事務繁忙的多，也重要得多。可因為駐守在天津的“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先後由榮祿、袁世凱、李鴻章等人擔任，其中李鴻章就在這個位置上乾了 26 年。這幾位在朝廷中都是一人之下百人之上的人物，比起“南洋大臣”身價要高得多。中國一直就是一個“人治”的國家，天津也就“因人而貴”了。這也給天津的發展帶來了巨大的助益。

因為“朝中有人”，天津的發展也就駛上了快車道。那時全國搞起了“洋務運動”，實際上就是學習西方，搞各種各樣的現代化實業。因為有位高權重的李鴻章等人主持，天津的洋務運動也就搞得格外的紅火。建立了專門生產洋槍洋砲的天津機器廠，下設火藥廠、洋槍廠、煉鋼廠等十幾個分廠；建設了天津至唐山的中國最早的鐵路；在天津設立了電報總局，下設濟寧、蘇州、上海等七個分局，開通了中國最早的電報業務；設立水雷學堂、電報學堂、北洋水師學堂和武備學堂，建立了中國第一所現代大學北洋大學。其餘現代郵政、銀行，開平礦業、永利化工等皆開中國風氣之先。當年的天津，在產業方面是中國的北方無可爭辯的老大。

西方列強代打開中國的大門後，在各地設立了好多租借地。在天津，共有九國（英、法、德、俄、日、意、美、比、奧匈）設立租借地，這在全國各城市中是租借地最多的。其中英租界 1860 年初開時劃地 460 畝， 1897 年擴展1630 畝， 1903 年再擴 3928 畝，總共 6000 餘畝。而意租界在今河北與河東交匯處，有縱橫 10 餘條馬路，是義大利在其本土以外唯一的意式建築群，建築風格十分美麗。具有不同的風格的各國建築和設施：教堂、商業金融大樓、旅館飯店、民用小洋房、各種娛樂設施、城市花園、以及馬路和橋樑，公共交通，自來水和污水工程，城市照明等等，都極大地提升了天津城市發展的水準。而租借地的城市管理、治安的維護、居民的生活方式、醫療衛生、教育與文化事業等等，對天津的發展也起到了促進和示範的作用。而由於天津租界地內環境優美，治安良好，生活舒適，北京的高官和各號的名人、大佬等，紛紛在天津的租界地內置辦產業。著名的有：溥儀、段祺瑞、馮國璋、吳佩孚、孫傳芳、曹汝霖、曹錕、袁克定、顧維鈞、梁啟超等等，現經整理認定的天津歷史名人故居就有 200 餘處。

這些“洋玩意”，既然這麼好，為什麼不直接放在北京，而把肥水留在天津？這是因為當年皇族的一幫老朽對這些洋玩意還有所忌憚，怕這些帶著妖魔鬼怪氣息的玩意動搖了它皇家的龍脈。其實統治者們並不總犯傻，當他們恍然大悟意識到這些都是“鮮花”之後，那就當仁不讓，毫不客氣地將其大部或者全部栽種到自家的花園中了。到了1949 年，新中國的領袖毛澤東站在天安門城樓上，便滿懷豪情地要讓北京遍地都是煙囪。那時人們只知道煙囪是工業化的象徵，不知道二氧化硫，不知道 Pm2*5 。於是北京不光是政治中心、文化中心，還成了經濟中心、產業中心、商貿中心、金融中心，還是教育中心、科學研究中心、衛生醫療中心、交通運輸中心 …… 全國的機會是有限的，資源也是有限的。在北京快速繁榮、快速膨脹的同時，就在它的旁邊，歷史上產業遠比北京繁榮得多，基礎和條件也比北京好得多的天津，卻只能“望京興嘆”！北京與天津差距有多大，看一看 2013 年全國企業 100 強，總部在北京的共有 32 家，天津只有“中國遠洋公司”一家，而且排名僅為第 72 位，（作為參考， 100 強中香港有 19家，上海 14 家）。

沒有想到的是，北京在享受它的繁榮同時，還必須享受擁擠、污染等一系列繁榮的副產品帶來的折磨。於是有了京津冀一體化的概念，將京津冀的產業從新進行配置和組合。有一種說法是保定要成為“副都”，導致保定的房價急速上漲，結果是“副都”的說法不過是“逗你玩”。還有一種說法是京津冀是一個“雙黃蛋”，這也是天津人在那兒自慰，與北京並稱“雙黃”，天津也不看看自己配不配！天津搞了個響螺灣商務區新城，據說要打造成中國的曼哈頓，主要要承接北京的產業轉移。可 48 棟摩天大樓建起後很少有商家進駐，至今幾成“鬼城”。北京的算盤顯然是，把財富、金錢、高端和水準留在北京，而把低端和污染遷到天津、河北。

天津在北京的旁邊，唯一的前途就是產業：工業、貿易、金融。天津自己日夜夢想的大概也是讓北京的這些產業遷過來。可這可能麼？這件關乎天津發展的大事，實際上是北京說了算，其實也只是北京那些執掌者國營企業、商貿、金融業的太子黨大鱷們說了算，他們才是掌握著中國命脈的經濟界領袖。把北京這些大企業的總部遷到天津，得讓他們點頭才行。

解放以後尤其是改革開放以後，天津的發展還是巨大的。但相對而言，天津是大大地落後了。不光無法與京滬廣深相比，甚至要落後於蘇州、杭州、東莞等許多城市。如今天津已經是二流城市（正式說法是二線城市，好聽點），能不能成為一流城市，或進一步墮落成三流城市，那隻好聽從北京的安排了。

2014 年 5 月 8 日於奧克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