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意見是，權力最好遠離道德。不是說讓掌握權力的人不要道德 ​​，而是說，握有權力的人不要奢談道德，不要搞道德說教，試圖做道德的“宣道士”。

引起我思考這個問題的原因，是最近發生在南韓的沉船災難。船長和眾多的船員，不顧數百個孩子仍滯留在船艙中，竟然率先逃命，其行為之卑劣，令人髮指。從這件事也可以看出，儘管南韓的國民經濟上去了，可社會的道德水準還很差勁。

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當年泰坦尼克號郵輪觸冰山沉沒事件。在郵輪沉沒前，船長，船上的工作人員，一些紳士和一些世界上有名的富豪，把救生艇讓給別人，讓給婦女和兒童，而自己寧願與郵輪一起葬身海底！

性質最為惡劣，最令人憤恨、最令人不齒的事情發生在中國的克拉瑪依。 1994 年在克拉瑪依市的一個禮堂裡開大會，主席臺上坐的是市、局的各級領導，台下坐的是聆聽領導訓話的群眾，其中很大部分是在校的孩子們。恰在此時，主席臺上的幕布因臺上的大瓦數燈泡長時間照射導致過熱而被點燃，由幕布再點燃主席臺。在生與死的考驗面前，臺上的領導，迅速 ​​動用權力的優勢，命令台下的群眾先不要動，“讓領導先走”。結果是，離火源最近的臺上的十幾位“領導們”全身而退，而台下的群眾，有 325 人葬身火海，而其中竟有 288 個是孩子。在大火面前，一聲“讓領導先走”，作為中華民族的恥辱，被永久地載入人類的史冊！

其實不管是南韓的沉船事件，還是克拉瑪依的大火事件，畢竟是在生與死的考驗面前，“螻蟻尚且貪生，豈有人不惜命”。更為讓人說不過去的狀況是，如今中國的一個老翁或者老嫗昏倒在街頭，一個孩童被汽車撞倒在馬路，舉手之勞的事，竟無人施以援手！

令人費解的是，中國道德教育的力度最大，從上世紀 50 年代的“共產主義風格”，到 60 年代 70 年代的“毫不利己，專門利人”，大張旗鼓的“學雷鋒”運動，“活學活用”運動，再到後來的“五講四美”，各種各樣的道德教育，一刻也沒停止過。可中華民族的道德水準，不僅沒有多大長進，反而是每況愈下，越來越差，這又如何地解釋呢？

一個原因是，主導中國的道德教育的是“權力”，是各級“領導”。這就像是讓姚明去當體操教練，讓鄧亞萍教授籃球一樣的荒唐。中國的各級領導，在道德層面上並不具有特別的優勢，更不是的道德的楷模。讓這些人搞道德教育，必然會力有不逮。這原因就是由於中國詭秘的政治生態，複雜的階級鬥爭實際，鑄造了中華民族投機取巧，迎合拍馬的品格。按著達爾文的“適者生存，不適者滅亡”的生態規律，受到上級青睞，得到重用提拔的，往往並不是品德高尚，行為磊落光明的“優者”，而恰恰是一些品德有虧，行為汙濁，專門蠅營狗苟，只會溜鬚拍馬的“劣者”。一些人在台下大肆貪汙受賄，搞二奶三奶，卻又讓他在臺上大言不慚人模狗樣地講五講四美，進行道德的說教，豈不是對道德的極大諷刺？這樣的人頭一天還在臺上給群眾上道德課，第二天即被雙規或被請進大牢，這種情況還少麼？這樣的事情一但發生，這社會道德的打擊和傷害是顯而易見的。而這樣的事情多了，社會道德不崩潰和破產才怪！

中國的道德教育效果不彰的另一個原因，往往把道德與政治綁架在一起，讓道德為“政治”服務，為“階級鬥爭”、“路線鬥爭”服務，實際是為自己的權力服務。一個例子是“學雷鋒”。雷鋒大我兩歲，算是同時代的人，我絲毫不懷疑他是一個真正的好人。那個時代像雷鋒這樣的一心一意為別人做好事的人很多。問題是，卻一定要把雷鋒為“別人做好事”這種十分單純又十分美好（唯單純才美好）的事情，引導到為“政治”服務中去，引導到“活學活用”運動中去。它的本質是對人像“春天般的溫暖”，因為政治的需要，卻必須加上一個對“敵人”要像“冬天般的嚴寒”，這本身就矛盾不說，且不具備可操作性。如果雷鋒見到一個老人昏倒在地，他是不是必須先做一番調查鑑定一下這位老人是不是階級敵人？想當年偉大領袖那麼英明，他老人家親自主導和界定的階級敵人，事後證明大部分是一場烏龍。他雷鋒，還有社會上一般的人，哪有這樣的鑑別能力？

權力是權力，道德是道德，政治是政治。權力不可操弄道德，道德也不應被政治綁架。為維護社會公共生活秩序，權力是必不可少的，沒有權力的社會就不成為社會。但權力和權力擁有者，不管你的權力的得來多麼地“合法”，也不管你的權力有多大，但在道德面前，你只能做一個順從道德約束的“乖寶寶”。既不可肆意妄為，不受道德的約束，也不可對道德進行隨心所欲的解讀，甚至糊塗亂抹本末倒置，讓道德為政治服務，實際上是為自己的權力服務。

2014 年 5 月 1 日於奧克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