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一個偶然的機會，吉林省長春市鐵路醫院職工王振圻向我們出示了三張照片：

一張是1926年在溫州豎起的一塊墓碑，上面刻著“吉林義士王希天君紀念碑”；王老說王希天是他的父親，已被害70多年；

第二張是那塊石碑被摧毀，碑柱倒在地上40多年；

第三張拍於1993年，這塊墓碑又重新豎了起來……

為什麼墓碑豎起又倒下，倒下又豎起？王希天又是怎樣一個人？

我們的採訪開始了。

據王振圻老人講，有一本《王希天小史》記載了王希天的生平。這本書收藏在上海圖書館。幾天後，我們攝製組在上海圖書館居然找到了這本書。這是1923年靠友人捐助出版發行的唯一的一本記載王希天生平的小傳。作者謝介眉是當年與王希天一同去日本留學的留學生。美國、法國、德國包括日本等地的王希天生前的同學和友人紛紛寫來的悼詞和紀念文章都收入了這本“小史”。作者在書中寫道：無論中日友人，無論何種事業，已成的，未成的，或正在進行的，準備進行的，無非為表彰希天的人格，實行希天之遺志。則希天的肉體雖死，希天的精神永存矣。

王希天，吉林省長春人，1896年生於長春三道街一個開皮鋪的家庭。19歲時官費去日本留學，考入日本第一高等學校。在日本期間，他懷著救國救民的宏願，於1918年5月發起組織反帝愛國的“拒約運動”。1919年5月，他又組織領導中國留日學生聲援五四運動。同年9月，他轉學名古屋八高文科，其後棄學從事僑日華工救濟事業。1919年轉入東京第八高等學校，1921年從事華工救濟事業，並成為一名基督徒。

1920年至1923年間，中國浙江省溫州、處州地區有4000多農民前往日本東京、大阪、神戶、名古屋、北海道等地做工經商，從此揭開了中日關係史上極其悲慘的一幕。這些僑居在日本的華工，多數是第一次世界大戰以來為謀生相繼來日本做工或當苦力，大都為浙江人，他們經常遭到資本家、工頭的刁難、盤剝和毒打，多數人居住在貧民窟，有的甚至露宿於橋洞、下水管道和街頭，有的人因患病得不到醫治而橫屍街頭。日本當局對華工也非常歧視，甚至要予以取締、驅趕出境。那時正在讀書的王希天為此非常焦慮，一邊養病，一邊與好友商議要籌辦華工的福利事業，保護華工的合法權益。他的想法也得到了日本國內不少進步人士的支持和幫助。王希天曾以自己的名義向東京地方法院立案，聘請日本律師幫助華工提起訴訟，向資本家討回華工被克扣的工資。1922年9月，經與日本警事廳、中國駐日公使館反復協商，在日本東京正式成立了代表華工利益、為華工謀福利的合法團體——中華民國僑日勞動同胞共濟會，公推王希天為會長。為解決華工的生活困難，王希天以共濟會名義親自向東京、神戶、橫濱、大阪的華僑募捐，不到一年便募得現洋近兩千元，在共濟會中設立了病檢所、治療部、教育部、慰問部和浴池、夜校。他還經常到華工的勞動場所進行視察，對華工進行德育教育。當發現華工被欺與資本家、工頭發生爭執時，他便挺身而出據理力爭。因此日本當局將他升級為“排日巨魁”，伺機進行報復。華工們深為王希天的安危擔憂，但他毫不畏懼，說：“我不能為自己的安全而對勞動同胞們的困難置於不顧。”他還說：“為華工事業奔走，雖汗流浹背，其樂勝於海浴。”為了給共濟會節約開支，他主動將自己的薪金由100元降至30元，維持最低生活水準。他說：“並非我吝嗇，亦非無錢可使，實因有許多同胞衣食尚且不給，我等生活獨豐，於理既為不合，與心亦何忍哉！”

為了拍攝關於王希天的紀錄片，我們攝製組爬山涉嶺，到今天的溫州、青田等地採訪。幾乎所有能活下來的老華工在談及那段不堪回首的往事時，都講到了他們一直懷念的王希天。就連王希天曾經給過他們幾元錢，給他們送衣服，送鞋，他們都沒有忘記。

1917年9月，周恩來赴日留學之後，結識了王希天，彼此之間開始交往，逐漸成為相識相知的好友。1961年11月，周恩來托人到吉林尋找王希天的家人。並介紹了王希天當年在日本活動的情況。他說：“王希天是你們吉林人，早年留學日本，我去了以後和他結為好友。我們都是留學生，我們關係很好。他到日本勤奮讀書，廣交朋友，不僅有中國留學生、華僑，還有日本好朋友。他在那兒交往非常廣泛。王希天這個人有強烈的愛國心。王希天經常到礦區去，跟華工們交了朋友，想法幫助他們擺脫困境。王希天回來以後，常跟我們說到這些事。後來我回國了，聽說組織已經建立起來了，王希天被工人推選為主要負責人。”周恩來這裡所說的組織，就是王希天於1922年9月在日本創建的“中華民國僑日勞動同胞共濟會”，王希天當選為會長，為維護僑日華工的權益而鬥爭。“王希天這個人有強烈的愛國心”，這是王希天給周恩來留下的難忘印象，也是周恩來對王希天的高度評價。

1962年6月中旬的一天，周恩來趁視察吉林省工作之便，和鄧穎超一起在長春南湖賓館會見了王希天的兒子王振圻。周恩來說：“你們都坐在我的對面，讓我仔細看看。”周恩來端詳著對王振圻說：“振圻同志，你的面貌、體形很像希天。你們都是新中國的青年，趕上這個年代是多麼幸福啊！我與你們的父輩在一起學習的年代，是舊中國。那時軍閥混戰，政府腐敗無能，帝國主義任意宰割，面臨國破家亡的危機。”周恩來鼓勵王振圻把醫務工作做好，繼承先烈遺志更好地為人民服務。

幾乎所有認識王希天和研究那段歷史的人都提出同樣一個問題：王希天究竟是怎樣死的？這個拖了半個世紀的懸案其真相是怎樣公佈於世的？為此，我們決定兵分兩路，一組留在國內繼續採訪，另一組飛往日本東京。

到達東京的第二天，我們先來到松柏圍繞，寂靜肅穆的“慰靈堂”。

1923年9月1日，日本關東地區發生了史無前例的大地震，1000多次的大小餘震持續了6晝夜，給東京帶去了摧毀性打擊。當時一萬多日本國民在混亂中逃往一個大廣場，以為這裡能躲開災難，沒想到熊熊大火把所有的婦女兒童大人老人全部活活燒死。為了表示對死難國民的祭奠，後人在東京建造了那座“慰靈堂”。

日本大地震的發生，立即引起中國社會各界人士的關注，從9月2日開始，《北京晨報》、上海《民國日報》、《申報》等相繼登載了東京、橫濱地震的消息，並發表評論說“我國與日本一衣帶水，救恤之義，責無旁貸”。並呼籲國人“萬勿坐視此數百萬難民嗷嗷待哺，瀕於死亡”。轉眼間，北京、上海、天津、廣州、西安、南通、九江、寧波、溫州等大中城市相繼成立了救濟日災團體，廣泛開展籌款獻物活動，並向日本方面表示親切慰問。

可是，誰也沒想到，就在中國的救災物資源源不斷發往日本時，日本東京等地區卻正在發生一場對旅日華工的大屠殺。上千名在日本做工的中國人在震災中倒在日本軍人的刀槍棍棒之下。

採訪第三天，攝製組來到東京大島町八丁目，這裡曾有七所華工寓所，現在已被夷為平地，修起了樓房和橋樑。1923年9月2日，就在大地震發生的第二天晚上9點，300多個日本軍警擁到這裡，把174名浙江溫州地區的華工趕到空地上，喊著：“即將地震，須臥地上”。當心理恐懼手無寸鐵的華工們臥倒在地時，軍警們掄起鐵鉤棍棒連砍帶殺，頓時屍體成片，血流成河，174名華工當場死了173名，只有一名叫黃子蓮的華工帶著重傷深夜從死屍堆中爬出來跑到華工共濟會，向共濟會會長王希天哭訴了同胞被殺的悲慘情景。

緊接著，我們又來到東京小石川指穀町街道，這裡曾經是王希天所在的中華留日聖公會所所在地。據《王希天小史》記載，當時正在受12個日本憲兵監視的王希天聽到黃子蓮的報告後，不顧大家的極力勸阻，獨自騎著腳踏車前往大島町瞭解華工遇難情況。他這一去，就再也沒有回來……

當年9月19日,黃子蓮和許多活下來的華工躲在人群裡乘船回國,保下了一條命。他們帶回了上千名華工和華工領袖王希天慘遭殺害的消息，立即在全國各地引起強烈反響。從10月21日開始，以上海為中心，南北呼應，全國各界人士奮起抗議，掀起了一個抗議日人慘殺我國旅日同胞的怒潮，強烈要求北京外交部向日方提出抗議，要求查明真象，懲辦兇手，討回血債。

我們很想瞭解當時北洋政府是怎樣對待日人慘殺華工一案的，可是在國內幾個歷史檔案館都沒查到當時的外交檔案。據說1948年這些檔案隨蔣介石帶到了臺灣。果然，去日本的攝製組在日本橫濱市開港外交史料館找到了他們從臺灣剛剛複印的所有當時北洋政府外交部關於這一事件的檔案。這些資料告訴我們，1923年軟弱的中國深受日本政府的歧視，日本方面對這樣一場大屠殺竟推諉責任，掩蓋事實，毀滅證據，既不肯涉及軍警，更不表示賠償。11月7日，日本的《讀賣新聞》報紙曾要登載王希天被害的消息，出報的前一天消息被強行撤銷，致使第二天報紙開了“天窗”我們在檔案館找到了這張報紙，至今還能在開“天窗”處辨出“王希天”的字樣。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