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到一篇研究中國時區設置與象徵中心主義控制的論文。論點怎樣暫且不論，視角倒是獨特。利用象徵性的行為來建構國族想像，如國旗、國歌、公共假日的制定，是任何現代國家都慣用的手段。泛儀式化的行為還包括文化實踐，如春晚、新聞聯播等。那些超越自然時間、機械時間的象徵控制，為一切官方的民間的儀式化的實踐設置了底色。

當然談時間就必然會談到空間。對空間的符號化設計，如中國大都市的街道命名（青島路、淮海路、南京路、中山路、西藏路等）中的國家想像，同樣也是指向某種宏大的東西的。是謂象徵中心主義控制的時空維度。

遺憾的是原文僅僅梳理了新中國時區設計的一些歷史文獻，如毛澤東、周恩來在此事上的考慮。而未深入討論這種符號化的時空設計對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的影響。我不知道臺北人走在街上時，是否有走在大中國的感覺。當地居民在日常交流中使用一些陳年舊名而不是官方地名，是否意味著對官方符號化控制的抵抗呢。韓國前幾年倒是把漢城改成了首爾。

James C. Scott先生在研究街道命名時，舉了1985年的一部電影《Witness》為例。說是員警在進入阿米什人聚居區執法的時候，他們發現自己使用的人名、地名體系與本地人使用的體系完全不能對接。他們問路的時候，對方不知道是哪裡。對方指的地方，在他們的地圖系統不存在。他們陷入了符號的迷宮。

如果把這種本地命名視作某種對權力體系的抵抗，這種抵抗也存在風險。比如需要急救車的社區，在電話中說的是俗地名某某街某某號，醫院那邊可能壓根就不知道在哪裡。解釋半天便耽誤了事情。

回到中國時區設置的話題上來。有人提到西藏人在看電視時，看到電視上說“八點洗腳九點睡覺”時，一定會很困惑，西藏的北京時間八點時太陽可能仍沒下山，怎麼睡覺。而旅居新疆的漢人，或許在自己的旅行日記中寫道，“九點多的時候，夕陽映下壯麗的戈壁景觀”。中央的政治的時間對人的日常自然時間體驗形成了衝擊。

在早先的全國廣播時代，當播音員字正腔圓地說，“現在是北京時間早上八點整”。裡面預設的是全國各地儀式般地接受這種一維化的同步邏輯。它無聲無息地把人變成了它的物件，並影響著人的日常生活設計。

古人用日晷或沙漏來計時。文人墨客也有傷春悲秋辭。司法過程中也有些帶時間隱喻的，如正午午門處決犯人。時空在某種意義上可以相互轉換，比如日上三竿，時間可用竿來量。

前現代社會的時間多是模糊時間，社會的流動很慢，交通工具也不發達。從一個地方走到另一個地方，時差體驗在很慢的空間位移中抵消掉了。而現代社會，機械時間可以精確到毫秒，生活從而緊湊得近乎機械化。工具的快速發展把人從自然環境中剝離出來，人對時間的判斷變成了更多地依賴機械時間。快節奏的社會、高速發達的交通工具，也讓人對時間本身的精細體驗成為可能，空間移動因為速度而不再可以抵消時間體驗，“倒時差”於是成為一種現代病。

手錶也許會因為手機的流行而漸漸被取代，它會退出普通人的日常生活，而變成一些富人炫耀財富或懷舊者繾綣往昔的符號？這時，時間被巧妙地藏進了其他的工具（如手機）中，從而隱藏了它侵蝕生活的身影。由以前赤裸裸地掛在手腕或佩帶褲腰上變成了可以隱身的螢幕化的東西，從物的形式走入了虛擬化的形式，大約是時間越來越接近它自身本質的表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