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的邱林川在研究南方工廠工人時發現，網路應用對他們非常重要。“殺馬特”或年輕的農民工，沒有智慧機、不會上網的人少之又少。在大城市開個煙酒小雜貨的小賣鋪老闆，或者智利北部銅礦工人，都離不開移動網路。沒事泡在網上，是最好的打發時間的方式。

智利北部的銅礦工人上班期間比休息期間上網頻率更高。中產階級白領偷偷摸摸地在上班時間登錄一下臉書，或者用手機玩幾盤“五分鐘遊戲”，都有些磨洋工的意思。用德塞都或者斯科特的話來說，這樣做實現了某種弱者對宰製體系的反抗。

當然這種反抗也許是無意識的。它以電子逃離的方式，避開了一種規訓但卻進入了另一種規訓——由工作的束縛到電子的沉迷。但兩者又是統一的。對工廠的管理層而言，適當地放鬆一下對工人的管治，睜隻眼閉隻眼，讓工人能享受到偷情般的刺激與快感，體系的控制也許就變得更彈性、徹底了。

倫敦大學學院有個全球社交媒體影響研究，在中國設了一南一北兩個田野觀察點。其中有篇人類志記錄了對南方農民工家庭的觀察，調查者發現很容易找到生了五到七個孩子的家庭。“偷生”在現在的底層社會也許已經是個公開的秘密了。

在談中國的生育政策時，許多人忽略了這種底層的生育反抗。像很多其他語境下的反抗案例一樣，這裡的反抗可能也是與權力實踐伴生的現象。換言之，沒有獨生政策也就沒有生育反抗。它更像是個語言問題，帶有某種“弱者的狡黠”的特點。

對於以社會晉升方式——農村人似乎只有接受教育和參軍兩種——逃離底層的人而言，擺脫社會化的生育控制是很難的。一方面，控制以獎勵的形式出現。只要嚴格遵守遊戲規則去生活，一般都可以收穫到制度安排中的既有好處，如升遷、身份、認同、價值等。另一方面，控制又以懲罰的形式出現。違背了既有準則，也就意味著你與體系內的好處無緣。

在體制內接受了長期訓練的人，反抗的代價是相當大的，比那些仍在鄉土或者十幾歲就子承父業成了新農民工的同伴更大。這批人到最後往往都選擇與體系合作。

朱大可在《江南園林：被折疊的時空》中以奇技淫巧的修辭提出了一個虛假命題：江南園林的反抗，以非對稱的景觀建設來解構中軸線所對應的國家主義原則。

但是江南園林也許與中國古代文人士大夫所有所謂的“反抗”文化——春宮圖、山水畫、書法甚至類似“大隱隱於市”的哲學等——一起構成了規訓文化的另一面，與官文化看似不同本質卻相同的一面。

缺乏這層意識的對反抗的強調，都不可避免地帶上過度闡釋色彩。

Susan McCarthy在最近的《中國研究》期刊上發了篇文章，討論中國宗教組織微妙反抗國家權力的“化為己用”法則。

化為己用如何與日常抵抗、合法抵抗區別開來？“化為己用”本身也存在可探討的空間。它涉及到站在誰的立場說話的問題：對宗教組織而言，化為己用也許是隱秘抵抗的形式，對國家權力而言，它也許恰恰是隱秘收編的過程。

對於宗教原教旨主義而言，這種化為己用的方式也許不可容忍。作者沒有討論到宗教組織內部的矛盾與分歧。另外我相信在漫長的宗教歷史上，這樣的進退過程與策略是一直存在的（想想歷史上的崇佛滅佛運動），而不只是當代才有的。

權力結構之間也存在著某種剪不斷、理還亂的私密聯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