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半年時間，”喬先生打了響指，“盜信者就被找到了。”他然後斜著眼睛看我，“他便是我希望找的人。”

員警把頭轉了過來。這是個不錯的故事，情理上也說得過去。查無此人的情況經常出現，位址什麼的都對，但人名卻對不上。某種意義上，對面這個傢伙籍由作家使之得到了解釋。

我則對此不置可否。我並不想撇清關係——也許還不到時候，也許只是純粹地不想這麼做。憑心而論，故事中的主角與我的經歷也很相近。

可我並未受過喬先生的啟發，任何類似的啟發也不曾有過。如果作家寫的是真事，我倒想見見那個盜信者。作家都是神經病。難道我是從他故事裡走出來的人？抑或我不小心闖進了他的故事？

外面安靜了。我打開鎖銬，打開裡門鎖上裡門，打開外門鎖上外門。

門是那麼神奇，把世界一分為二。有時候，裡面意味著束縛，外面意味著自由。有時候，外面意味著束縛，裡面意味著自由。門及閘之間的空曠世界，就像一道無所依憑的憂傷的走廊。

此刻我便走在這道無所依憑的憂傷的走廊上。周圍是冬夜，黑暗而又冰冷。

新安街77號原來還是存在的。一幢孤零零的房子，並不與左鄰右舍相連。它像只僵死的甲蟲。鐵鎖居然沒有鏽，我開門進去。

這似乎是間空棄了很久的房子，充滿灰塵、老鼠屎以及南方特有的潮濕發黴的氣味。蛛絲則迎面纏繞在脖子上臉上手上。被擾亂清夢的蜘蛛慌張落地，往更陰暗的角落爬去。

“你怎麼稱呼，年輕人？”

這個低沉的聲音把我嚇一跳。適應了黑暗之後，我看到屋角的地上有破布堆成的床，上面是個戴個遮耳皮帽、鬍鬚很長的老頭。他盤腿而坐，眼睛中露著精光。我記起來了，這是新安廣場唱歌的老頭。

“實話說我也不知道。”我走過去，也靠著牆盤腿坐下來。

我好像走在了通往小學的路上。

那戶三兄弟的人家房門洞開。老大蹲在馬路邊吃早飯，對經過的小孩子齜牙咧嘴地笑。有時突然大喝一聲，把小孩嚇哭。他則繼續若無其事地吃早飯。我始終覺得他身上散發著腐爛而又可怖的氣息。

為了避開這個讓人膽戰心驚的傢伙，我常常繞道從他們房子後面走。那裡夏天滿是荊棘，廢棄的塑膠袋、爛布條、破罐子以及死老鼠。偶爾還有白的、脆脆的、讓人慎得慌的蛇皮，從滾倒的茅草上掛下來——你可以想見這副皮囊的主人當時是如何艱難地褪下它的。

老二帶來了一個四川婆娘，熱鬧了幾個月，婆娘便跑了。一個冬天，他拿把菜刀把自己的勢給去了。

此後在上小學的路上，我便能碰見一個渾身灰黑衣服的人在路上走來走去。那套衣服也許曾經是藍色的運動服，白的褂子，或者紅色的棉毛衫，到他身上後，毫無例外都變作一個顏色——灰黑。

他順著鄉間小路走到集市去，四處尋找被扔掉的水果或者別的任何可以吃的東西，也包括吸的，煙蒂。他左右搖著頭，他的頭就像噴霧器的探頭一樣靈活。他的眼睛冒著犀利的精光，路上沒有什麼可以逃脫它們的掃射。

這幅模樣同樣讓我感到可怖，至少起先是這樣的。後來便覺得習以為常。

有穿著開襠褲的小孩拿他取笑，“阿生啊，唱首歌來聽唄！”他也不抬頭，眼睛繼續搜索看不見的寶貝，嘴裡哼起了“北京的金山上”。小孩對這樣的事情從來是樂此不疲的，他則來者不拒。

我在骨子裡根本不想與這家人有任何交集，哪怕呼吸同樣的空氣都不行。可是交集反倒以荒誕的形式進行——老三居然變成了小學老師，上我們的語文課。他像用搓衣板洗衣服一樣，對我們的腦袋洗了三年，從二年級一直洗到四年級。